【環球時報駐土耳其特派記者 沈鈞 柳玉鵬】“俄羅斯總統普京8月5日將在索契與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舉行會晤。”這一訊息讓歐美國家很有些不爽，但又無奈。今年以來，土耳其在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中的表現非常活躍，調解俄烏衝突、左右北約擴員等大事件裡都少不了這個國家的身影。土耳其作為北約成員國、歐盟候選國，卻與俄羅斯深入開展政經合作；而作為以遜尼派穆斯林人口為主的伊斯蘭國家，土耳其又能同時與以色列、伊朗及其他阿拉伯國家保持密切關係。這種讓處於對立陣營中的雙方同時都“買賬”的情況並不多見，顯然，土耳其深諳“雙向外交”之道，並巧妙地實現自身利益。那麼，土耳其為什麼能主動出手，成為各方都不得不重視的“中間人”呢？
這種“主動”情況歷史上還不多見
土耳其的面積為78.36萬平方公里，其中97%位於亞洲的小亞細亞半島，3%位於歐洲的巴爾幹半島。人口近8500萬的土耳其，在中東地區是一個人口大國，這為其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提供了保障。不同於大多數中東國家發展資源依賴型經濟的做法，土耳其有相對完備的工業體系作為基礎，產業經濟在地區內具有優勢。土耳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即便近年來面臨里拉貶值等問題，2021年該國GDP增長還是達到11.1%，創十年來新高，主要原因是土耳其快速從疫情中恢復生產，依靠工業品出口創造了大量外匯收入。不過，在安卡拉，《環球時報》記者也注意到牛羊肉、牛奶、雞蛋等價格在半年內漲了不少，許多肉鋪的生意比較慘淡，街頭巷尾的拾荒者有所增多。
俄烏衝突升級後，俄羅斯tsargrad電視臺網站3月21日曾刊文稱，土耳其人沒有中斷與俄羅斯的互利經濟合作，其不參與西方對俄製裁，也沒有對俄飛機關閉領空。
作為地區國家中唯一能與莫斯科和基輔建立信任關係的國家，土耳其的經濟確實從中受益。7月22日，在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斡旋下，俄羅斯和烏克蘭在伊斯坦布林分別同聯合國、土耳其簽署糧食出口協議。土耳其媒體紛紛表示，該協議是“土耳其外交的重大勝利”，埃爾多安獲得“政治加分”。一些俄媒則認為，除獲得外交政策紅利外，土耳其還成為地區的糧食中心，將幫助解決其國內的政治和經濟問題。俄政治學家盧基揚諾夫稱，這種情況有利於埃爾多安在2023 年的總統選舉中獲勝，“因為土耳其選民真的很喜歡維和這樣的行動”。
土耳其能成為地區問題“調解人”，既有多重特殊“身份”的加持，也有國家硬實力的支撐。一位不願透露身份的土耳其分析人士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土耳其的國家身份極為特殊，一是作為中東地區唯一的北約成員國、歐盟候選國，它在與歐美國家的交往中具備成熟穩定的溝通機制；二是作為中東地區唯一的土耳其民族國家，它在與以色列、伊朗等非阿拉伯國家的交往中不存在核心矛盾，更易推進多邊關係發展；三是作為目前中東地區唯一與俄羅斯、伊朗關係密切的國家，它已成為歐美國家處理地區問題時與俄、伊溝通的最佳渠道。多重特殊身份的疊加，使土耳其成為地區熱點問題中繞不開的一方，埃爾多安因而總能找到合適的切入點介入局勢。
在中東問題研究學者、北京大學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昝濤看來，俄烏衝突升級以來土耳其的外交舉措還是可圈可點的，在國際上很搶眼，美國也不得不認同土方發揮的調停作用。昝濤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常有些人把土耳其看成是“另類的國家”，這其實是對這個地區大國還缺少了解。他認為，在外交領域，土耳其非常善於把握國內外的實際情況，最近的這一系列舉措不只是“主動”外交，而且也是順勢而為。在土耳其歷史上，這種情況還不多見，因為這種操作和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地位和外交處境緊密相關。
“利用俄美矛盾成為土最佳外交戰略”
“土耳其外交十分活躍，並譴責二戰後建立的世界政治體系‘不公正’。”俄羅斯《歐亞日報》6月的一篇文章認為，土耳其現階段奉行的充滿活力、有時甚至是攻擊性的外交政策，其目的是加強自身在地區和全球事務中的作用。談到這一現象，昝濤說，近代奧斯曼帝國其實是西方處理的物件，在西方眼中已算不得是一個平等地位的地區力量，可以說奧斯曼帝國能“以夷制夷”就不錯了，而現在土耳其能把握主動也和多個因素緊密相關。首先是地緣政治地位。土耳其的陸軍實力一直是北約國家中僅次於美國的，但隨著地緣政治格局變動，冷戰結束後，土基本上失去當年兩大陣營對峙時期那種作為北約或西方陣營前哨的特殊地位，但這也讓這個中東國家釋放出其他潛力。加入歐盟是土耳其長期的國策，2005年啟動入盟談判以來，土保持著和歐洲的特殊關係。其次是經濟發展需要。土耳其融入全球化，越來越需要周邊國家的能源和市場，這也導致其外交戰略發生重要變化，以前因與西方走得太近而和周邊關係比較疏遠，而現在，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土耳其強化了同周邊國家及俄羅斯的關係。第三是宗教因素，尤其是2001年8月具有溫和伊斯蘭宗教背景的正發黨成立以來。
值得一提的是，在正發黨成立前，土耳其政治家達武特奧盧所著的《戰略縱深：土耳其的國際地位》就成為土耳其21世紀外交戰略的母本。達武特奧盧曾在2009年出任外長、2014 年擔任總理，他被認為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人物，他主張“鄰國零問題”的外交策略，注重與周邊國家保持睦鄰友好關係。2016年土耳其發生未遂政變後，該國國體改為總統制，達武特奧盧因與埃爾多安理念不合退出正發黨，但其外交思想至今仍有一定影響力。
曾在達武特奧盧任總理期間擔任首席外事顧問的卡倫目前是土耳其外交的“關鍵先生”之一，他現任總統府發言人兼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員會副主席等職。卡倫畢業於美國名校，學習的是政治學，且對伊斯蘭文明史也有深入研究。卡倫曾在2004至2009年期間創立智庫“政治、經濟和社會研究基金會（SETA）”，主要研究外交領域問題，目前該智庫已成為土外交領域的官方智囊團。
土耳其主流媒體《晨報》的專欄作者費拉哈特·皮林齊認為，2016年7月發生的未遂軍事政變成為土外交政策的轉折點。在該事件之前，土耳其外交戰略以保持與歐美國家的傳統盟友關係為中心，並依託盟友關係來應對地區問題，但這種做法常令其陷入“自相矛盾”的尷尬境地。例如在打擊“伊斯蘭國”的過程中，土耳其試圖與歐美盟友步調一致，但歐美為“敘利亞民主軍”中的庫爾德武裝“人民保護部隊”提供武器的做法令土方大為惱火。未遂政變過程中，歐美等傳統盟友選擇沉默，俄羅斯卻伸出援手，這種情況是土耳其政府開始轉變外交戰略的直接導火索。出於國家利益考量，土耳其選擇繼續與歐美國家保持盟友關係，同時也重視發展與俄羅斯、伊朗等國家的關係，作為傳統外交戰略的平衡與補充。在涉及國家利益的問題上，土耳其不惜與傳統盟友唱反調，如拒絕制裁俄羅斯和一度反對瑞典、芬蘭加入北約。
由於土耳其向烏克蘭提供無人機等武器裝備，一些俄羅斯媒體認為，土耳其與俄羅斯是一種競爭與合作的務實關係，“如果土耳其不是一個擁有自己利益的主權國家，聽從美國的命令，那麼俄土關係就會變糟”，“這就是為什麼普京在美國人組織的政變企圖中救了埃爾多安，並經常邀請他前往俄羅斯進行談判”。正是俄羅斯的這一政策，讓土耳其在俄羅斯與西方的外交關係上左右逢源。
哈薩克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專家帕爾霍姆奇克認為，土耳其與俄羅斯在敘利亞和克里米亞問題上也存在分歧，但雙方能找到互利的妥協方案，不會侵犯彼此的國家利益。更重要的是，“土耳其從未將自己定位為莫斯科的無條件的政治盟友”。他認為，利用俄羅斯和美國之間的矛盾正成為土耳其的最佳外交戰略。
“外交重構”必然面臨得與失的權衡
亞塞拜然“Translated”網近日刊文稱，自2003年以來，在埃爾多安領導下的土耳其外交政策發生了一系列變化，其特點是不斷評估國內和全球動態，在美國、歐洲、俄羅斯和中東國家之間周旋。
這篇文章還分析說，在過去近20年的時間裡，土外交政策可以分為幾個時期：一個雄心勃勃的多邊主義的初期，帶有強烈的親歐傾向，時間到2009年左右；一個雄心勃勃的地區主義時期，但因支援“穆斯林兄弟會”而與海灣國家關係不睦，時間到2015年左右；一個試圖基於硬實力的時期，特別是從2020 年開始到現在，土耳其外交從歐洲轉向中東，目標是從“中東領導者”成為一流強國。
今年3月，土耳其主辦第二屆安塔利亞外交論壇，主題為“重構外交”，而外交戰略的重構必然面臨得與失的權衡。透過在俄烏衝突等國際問題上開展“雙向外交”，土耳其不僅大幅提高了國際影響力，更降低了自身經濟利益的損失。
土耳其與俄烏兩國均有深入合作，俄土合作的“土耳其流”天然氣管道、阿庫尤核電站、S-400防空導彈系統軍購等大專案進展順利，且這些領域均涉及能源、國防等國家命脈。自2019年起，土耳其就向烏克蘭出口軍用無人機，2020年更是簽署合作備忘錄，宣佈啟動合作生產軍艦及無人機的專案，兩國軍火貿易規模可謂逐年擴大。因此俄烏衝突加劇對土耳其而言有百害而無一利，透過親自入場“調解”，土耳其成功促成俄烏簽署糧食出口協議，緩解了衝突局勢，進一步加深了多邊關係，後續合作也可能會深入。
另一方面，土耳其的“雙向外交”模式也引起歐美傳統盟友國家的不滿，影響土耳其與歐美國家合作。去年，土耳其曾向美提出希望採購F-16戰機，但遭到美方拒絕，原因即為近年來土俄關係的不斷走近，作為北約國家的土耳其甚至選擇購買俄羅斯的S-400防空導彈系統，自然引發了歐美國家的普遍擔憂。
近日，德國外長對埃爾多安與俄羅斯、伊朗兩國總統合影感到憤怒，並稱“這對北約來說是一個挑戰”。對此，昝濤認為，這些所謂的“負面影響”一直都存在。土耳其對加入歐盟的困難是心知肚明的。因為身份過於“敏感”，就算是滿足了條件，歐盟也很難接納土耳其這樣“大塊頭”的伊斯蘭國家，那樣的話，歐盟的邊界就深入中東，直面伊朗、伊拉克等國了。與歐美存在的分歧，讓土耳其國內會有某種反西方的民族主義情緒，但對於土耳其決策層來說，這種情緒主要是用於國內的選舉政治，而不是真正的反西方。
在土耳其國內，也有計較“得失”的聲音。土主要反對黨之一的共和人民黨發言人奧茲特拉克直言不諱地表示，土耳其經濟面臨巨大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實行總統制後大量行政部門被裁撤，嚴重影響了經濟有序執行。目前，俄烏衝突對土耳其黑海沿岸地區的經濟造成了巨大負面影響，國家在外交層面十分活躍，但對提振經濟並無直接幫助。
不管怎樣，土耳其在國際舞臺上扮演的角色還是會讓人持續關注。 “在黑海-地中海地區，土耳其是與俄羅斯、美國和歐盟以及烏克蘭都有密切關係的國家，因此，俄烏衝突爆發以來，土確實成為唯一具備此種特殊地位的地區性強國。”昝濤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土耳其在多個外交回閤中能掌握話語權和主動權，使自己成為相關議題的重要參與方，如在敘利亞、利比亞和納卡等問題上，土耳其也都成為重要的地區性力量。如果土耳其能穩住國內金融市場，其地緣政治位置仍會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