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美國大選臨近尤其是民主黨選情看漲，歐洲開始對“修復跨大西洋關係”有了更多期待。民主黨很容易讓歐洲人聯想起曾經的奧巴馬時期，而且拜登和特朗普的人設不同，他在競選中還提出了要“重整盟友關係”的主張，這讓歐洲看到了“重振跨大西洋關係”的希望。
但現實或許會讓歐洲再次失望：對於歐洲來說拜登可能是位元朗普更好的選擇，但未必是符合歐洲期望的答案。美國的一次政黨輪替也不會徹底消除歐美關係中已暴露出的結構性矛盾，更何況當今世界格局的加速變化，也不會給歐美關係的從容“修復”留下太多的時間和空間。
特朗普並非“例外”
特朗普當政後，歐洲曾一度處於恍惚狀態：特朗普的言行尤其是對歐洲盟友的態度，幾乎顛覆了歐洲人對美國的認知和想象。因此歐洲內部的“親美派”一再用“特朗普現象只是美國的一場例外”來不斷說服自己，並根據和美國相處的經驗，認為特朗普不過是“大號的小布什”。
在美國對歐洲開徵高額關稅後，歐洲還試圖沿用當年對付小布什的策略去影響美國國會和一些共和黨的票倉州。只是在特朗普輪番打擊、歐洲諸般手段失效後，“特朗普例外論”才逐漸沉寂下去，歐洲人不得不正視歐美關係的系統性變化。在民主黨選情看好、拜登團隊對歐示好的形勢下，“特朗普例外論”會再度興起：民主黨獲勝會被賦予美國政治重回建制派正軌、美國外交重拾結盟傳統的意義，因此“跨大西洋關係”有救。
但歐洲這種暗自慶幸的心理難以迴避的是，特朗普並非美國政治的暫時和孤立現象，美國外交也並非只有威爾遜這一脈傳承。特朗普的內政外交實質上延續了奧巴馬時期
“內固本、外轉向”的根本目標，只不過奧巴馬還有耐心陪著歐洲談“規則”，而在國內民粹主義的支援下，特朗普則將和歐洲“談規則”轉變成了給歐洲“立規矩”。
即便特朗普在選舉中敗北，在他四年任期內不斷用單邊施壓給美國民眾換來的及時獲利感，已經板結成美國對歐“政策土壤”的一部分，民主黨不會把“美國第一”掛在嘴邊，但在政策上會繼續身體力行。就算民主黨想要重回氣候變化協定、世衛組織甚至伊核協議，想拿出更多耐心和歐洲搞經貿談判，但要在美國的政治環境中實現這些政策轉向絕非易事。拜登上臺並不意味著奧巴馬迴歸，更不是威爾遜復活。
歐洲已今非昔比
現實、老道一些的歐洲政治精英對於歐美“歡好如初”並不抱太大期待，只希望“跨大西洋關係”能回到特朗普當政前的狀態，但這種願望刻意忽略了歐美關係中的結構性矛盾，也刻意迴避了歐洲在應對“大西洋變局”中已發生的變化。
歐美的經濟利益之爭不僅是關稅多少、市場準入的問題，更是發展理念和產業競爭的矛盾。歐美在產業上的高度重合和在勞動生產率上的高度競爭，是特朗普不願放過德國汽車業和法國農業、波音與空客互打補貼戰的根源。同樣，歐美在“數字稅”和“北溪-2”天然氣管道專案上的對峙，是雙方在產業佈局和能源戰略上深層次矛盾的體現。民主黨執政的前景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結構性矛盾。
同時，歐美之間的互懟互損也不僅是相處方式的差異，更是價值觀念與戰略目標上的分歧。美國曾是西方世界中在價值觀和硬實力上的雙重領袖，但特朗普的內外政策很難讓歐洲看到確保硬實力堅挺的前景，還搭進去了歐洲質疑美國的政治方向、美國對歐軟實力直線下降、西方價值觀中心向歐洲轉移等代價。即便民主黨上臺，歐洲也不會輕易放棄從特朗普那裡爭來的西方價值觀的半壁江山。
同時，美國要從戰略上維繫霸權、成就“第一”，就需要壟斷資源、掌控權力，尤其要確保對盟友的絕對實力優勢和絕對主導權，歐洲所看重的區域一體、國際規則和多邊主義等等，在美國眼中都成了競爭、障礙和約束。
美國對歐洲在政治、利益和情感上的多重傷害，倒逼出了歐洲要把握自身命運的“戰略自主”，這意味著歐洲需要樹立可信的地緣政治形象、形成一致的對美政策並全面減少對美國的各種依賴，這也成為歐洲大國要在困境中驅動一體化的重大外部動力。
國際格局已深刻變化
很難想象在美國對歐政策稍有緩和、歐美互信尚千瘡百孔、諸多矛盾仍懸而未解之時，已經開啟對美戰略自主的歐洲會立刻改弦易轍。拜登上臺並調整對歐政策，或許會在歐洲的部分國家和部分人群中產生應和，但很難讓歐洲整體迅速從對特朗普的記憶中掙扎出來，也很難阻止歐洲停下追求自身戰略利益的步伐。
2020年美國大選難以拯救“跨大西洋關係”的更根本的原因是，“大西洋變局”並非只是歐美之間的內訌，而是國際格局深刻變化的產物。美國霸權戰略轉向亞太、歐洲合作重心轉向東方，雙方又因此在全球資源分配和權力秩序重組上進行爭奪，這是國際權力“去中心化”和世界政治多極化的必然，這一歷史趨勢自然就更不是一次美國大選的結果所能改變的了。（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