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日報記者 李振 郭茂英 楊庭棟
◎望眼欲穿幾十年
“我有點不高興啊！”孫學通烈士的遺孀、94歲的張淑卿得知丈夫的訊息後，委屈得像個孩子，“我一直沒當他犧牲。”1958年，孫學通被追認為革命烈士，但沒找到具體下落，張淑卿一直默默等他。老人一生無兒無女，一等就是74年。“要是能再見到他，我想掐他兩把，問問他為什麼留下我一個人。”
◎戴兩層手套作鑑定
DNA檢驗團隊沒有放棄，不斷創新陳舊檢材的提取方法。比如嘗試不同試劑盒並調整其搭配組合；捨棄半自動提取裝置而採用手工提取方式，透過肉眼觀察變化選擇操作時機；戴上兩層手套，避免細胞脫落汙染珍貴的樣本……一系列改進措施下，烈士牙齒DNA提取的成功率超過了90%。“現在遇到陳舊檢材，敢自信處理了。”李思悠說。
◎抽絲剝繭排查線索
但並非每個線索都很精確，有的線索指向多個鄉鎮、村莊，有的線索數量高達上千個。至於究竟哪裡是烈士的家鄉，哪一位是烈士的親人，有賴於人工一遍遍甄別排查，其追蹤過程如抽絲剝繭。
9月24日，濟南戰役勝利74週年紀念日，在濟南革命烈士陵園，濟南市為首批49位尋親成功的濟南戰役無名烈士立碑。
在革命戰爭年代，由於戰事匆忙，一些烈士就地掩埋，有的連姓名也沒有留下。而在烈士的家鄉，當年參軍上戰場的人有的幾十年不知生死，有的雖然確定已經犧牲，家人卻不知道他們最後的戰場在哪裡，安葬地點在何處。據統計，我國有196萬餘名登記在冊的革命烈士，有明確安葬地的僅55.9萬。僅在山東，就有無名烈士7萬多名。
今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中央軍委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強新時代烈士褒揚工作的意見》，明確要求“持續做好失蹤烈士遺骸搜尋保護和為烈士尋親工作”。為無名烈士尋親，既是對共和國英雄獻上的最崇高敬意，也體現了讓紅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傳承的意志和決心。2021年以來，濟南市率先運用DNA技術為無名烈士尋親，從安葬在濟南革命烈士陵園的811位無名烈士遺骸中成功提取出705份DNA樣本。截至目前，已為49位烈士找到親人。在9月30日第十個烈士紀念日來臨之際，記者來到濟南革命烈士尋親中心，追尋烈士尋親的足跡。
望眼欲穿幾十年
“這次來濟南，也沒帶啥。”9月23日中午，濟南一家賓館，張志桂開啟隨身攜帶的提包，掏出一個空塑膠袋。“明天想從俺大哥墓前抓把土帶回去，撒在俺娘墳上。她盼著和大兒子團聚，盼了一輩子。”
張志桂老家在萊陽市照旺莊鎮東城陽村，排行老三，是被大哥張志誠“看著長大的淘氣包”。他還記得，1946年秋的一天上午，18歲的大哥吃完在家的最後一頓餃子，就戴著紅花當兵去了。“後來聽說大哥跟著部隊去了濟南，家裡給他寫過一封信，回信只有四個字‘負傷去院’，之後就再也無音信了。”
大哥在哪兒？這個問題像沉重的石頭壓在每一個家庭成員心裡。去縣城找，去濟南找，登報尋人，託親友打聽……在那個技術條件有限的年代，張家窮盡了能夠想到的全部手段尋找大哥，但所有努力都石沉大海，母親在對大兒子的思念和牽掛中抱憾離世。“後來就不敢再想了。”84歲的張志桂抹了一把佈滿皺紋的眼眶，“都這把年紀了，怎麼再去找俺大哥啊？”
轉機出現在2020年。考慮到當年許多烈士安葬時條件簡陋，為改善烈士墓設施環境，濟南革命烈士陵園啟動墓區改造提升專案。曾在公安系統工作多年，時任濟南市退役軍人事務局黨組成員、副局長韓延才立即電話聯絡市公安局物證鑑定處：“我們能不能借助DNA鑑定技術，找到無名烈士的親屬？”答案乾脆明瞭：沒問題，技術已經相當成熟。
“不敢想象能做成。”得知自己即將參與DNA尋親專案，濟南革命烈士陵園陳列科副科長周光濤內心浮起疑問：只知道DNA應用於活人，逝者也行？有的遺骸儲存狀況不佳，能不能提到DNA？更讓他忐忑的是，這項工作的大規模開展在全國尚未有先例可循，向前邁出的每一步，都像踏進“無人區”。
感受到責任感和壓力，幾乎每個參與者都憋著一股勁，提著一口氣。
紙袋、標籤、筆、毛刷、鍁、钁、帳篷……2021年1月27日，烈士遺骸取樣前一夜，周光濤輾轉反側，腦海中一遍遍梳理次日需要的工具，確保準備萬全。可第二天一到現場，問題還是層出不窮：工棚搭好後棚下光線太暗，需要頭燈補光；買來的頭燈亮度不夠，還得添置高瓦數的燈泡吊在棚頂；鍁、钁這種“大傢伙”破土可以，土層下三四十釐米就必須精細作業，需要花鋤等小件工具……
從業16年，濟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隊物證鑑定處DNA檢驗室主任路俊雷，處理過的DNA樣本難以計數，但為烈士遺骸提取DNA樣本，還是第一次。
“烈士遺骸DNA提取樣本主要以牙齒和長骨為主。牙釉質比較堅硬，可以將DNA儲存在牙髓中長達十幾年幾十年；比起肋骨等較脆較薄的骨骼，長骨中也可能長期存留部分DNA物質。”作為技術指導，路俊雷在取樣現場一邊解釋，一邊手把手教工作人員用刷子掃去遺骸上的浮土，取下檢材，逐一放進物證袋，並標明樣本編號。“這不是普通的檢材，是烈士遺骨，一定要輕拿輕放，千萬不能搞混。”他一再叮囑。
“烈士遺骸的儲存情況比想象中的複雜。”周光濤回憶，除了部分儲存相對完好的，有的墓穴內只剩軍裝、軍帽殘片，有的留下一枚子彈、手榴彈，有的是一枚印章、一個釦子、一支鋼筆殘件，有的則空空如也。“讓人感慨戰爭的殘酷，崇敬英雄的無畏，也感到遺憾，這些材料目前不具備提取條件。”
無名烈士DNA樣本提取涉及811名烈士，其中空墓106個，705個烈士墓穴提取到DNA樣本，其中80件被送往濟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隊物證鑑定處DNA檢驗室。
80只牛皮紙袋，點燃了烈士尋親路上的星火微光，陸續有樣本透過比對確認身份。
“接到比對成功的電話時，還以為是騙子。”烈士翟海清的外孫周曉輝回憶。第一時間，他沒敢告訴母親翟建華，而是給在濟南工作的表弟打電話，請他幫忙核實。“俺媽盼著這個信兒盼了一輩子，可不能出錯。”
烈士於在肖的兒子於鳳鳴得知父親的下落，奔向母親的墳頭，嗚咽著：“媽，俺爹找著了。”1947年，25歲的於在肖離家前一刻通知妻子自己要當兵，妻子匆忙之中找到一件小白褂給丈夫披上送他出門。從此，這位要強的農家婦女獨自撫養一兒一女長大成人，直到去世前，還盼著找到丈夫的下落。
“我有點不高興啊！”孫學通烈士的遺孀、94歲的張淑卿得知丈夫的訊息後，委屈得像個孩子，“我一直沒當他犧牲。”1958年，孫學通被追認為革命烈士，但沒找到具體下落，張淑卿一直默默等他。老人一生無兒無女，一等就是74年。“要是能再見到他，我想掐他兩把，問問他為什麼留下我一個人。”
2022年9月24日，濟南市為首批尋親成功的49名濟南戰役無名烈士舉行立碑儀式。張志桂來了，於鳳鳴來了，翟建華來了，張淑卿委託在濟南的侄子也來了。74年前的這一天，解放軍攻克10萬國民黨重兵防守的濟南，五千多官兵壯烈犧牲，其中千餘人姓名無從考證，親人們開始漫長的尋找和等待。
戴兩層手套作鑑定
看著烈士墓前白髮蒼蒼的烈士親人，濟南市關愛退役軍人基金會副秘書長殷劉倩感嘆：“更能體會到烈士尋親工作的意義和緊迫性。”
在世的烈士近親屬大都年事已高，如果尋親工作不跑在時間前面，留給親人的將是永遠的遺憾。意識到這一點，濟南於1998年率先開通尋親熱線，建立“烈屬尋親直通車”。到2018年20年時間裡，累計為200多名烈士找到親人。
2018年，濟南與某網路平臺企業合作，將資訊相對完整但暫未聯絡到親人的烈士資訊推送到其戶籍地資訊內容中。兩年多的時間共為23名安葬在濟南革命烈士陵園的烈士找到親人。
而無名烈士由於缺乏有效資訊，尋親依然未有實質性突破。“真想幫著他們找到親人，但是有勁使不上啊。”今年65歲的陳放曾擔任濟南革命烈士陵園宣傳科科長，當年他和同事們在22萬名烈士英名錄中逐字逐頁篩選，累計查詢到769位烈士的下落，找到72名烈士墓地，但仍有不少墓地無法確定姓名。
好在技術進步增加了尋親方法。“在刑偵領域，DNA技術被稱為‘證據之王’，已經得到普遍應用。用於烈士尋親，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是可行的。”路俊雷說，幾年前，他們接到上級安排的一批80多年前樣本的化驗任務，那是路俊雷第一次接手DNA陳舊檢材的檢驗工作。其間，他和同事們翻找了大量資料，請教同行專家，和試劑生產企業交流，最終圓滿完成任務，並積累了寶貴的陳舊檢材處理的第一手經驗。
但這次為濟南戰役無名烈士進行DNA檢驗，仍面臨新的挑戰——不同的安葬地點，自然地理條件大不相同，即便是同一個地點，遺骸是葬在朝陽處還是背陰處，窪地積水處還是乾燥通風處，狀態也千差萬別，需要搭配使用的裝置、試劑、手法等也不能照搬。
“新鮮牙齒檢材一般一兩天就出結果，烈士遺骸第一批4個樣本，整整做了一個星期。”面對眼前的烈士DNA樣本，有6年工作經驗的檢驗員李思悠第一次產生了畏難情緒。牙齒檢測的過程一般是先用裝置粉碎，放進水浴箱內消化，然後進入提取機提取有效成分，再進行擴增，把有效成分放大至裝置能夠識別的數量級，最後上檢測儀，得到檢測結果。“每個環節都反覆實驗，成功率依然也只有40%左右。”
DNA檢驗團隊沒有放棄，不斷創新陳舊檢材的提取方法。比如嘗試不同試劑盒並調整其搭配組合；捨棄半自動提取裝置而採用手工提取方式，透過肉眼觀察變化選擇操作時機；戴上兩層手套，避免細胞脫落汙染珍貴的樣本……一系列改進措施下，烈士牙齒DNA提取的成功率超過了90%。“現在遇到陳舊檢材，敢自信處理了。”李思悠說。
即便如此，仍然部分樣本受限於當前的技術，無法檢測出有效結果。“但不必灰心。”路俊雷入行16年，清楚記得每一次DNA檢測技術的重要跨越：自己剛入行時，微量生物組織還沒法檢測；10年前左右，可以從新鮮牙齒、骨骼中提取DNA樣本了；四到五年前，陳舊的檢材也能用起來了。“目前沒有結果的檢材我們還保留在實驗室中，或許不久的未來，會有新的答案。”
抽絲剝繭排查線索
DNA檢驗結果能夠得出與烈士存在血緣關係的人及其分佈區域的線索，有效縮小尋找範圍，提高尋找效率。
第一份檢測分析結果指向招遠市大秦家街道滕家溝村。抗戰時期，滕家溝村多人參軍，18人犧牲，其中3位犧牲於濟南戰役，而88歲的滕學順老人的哥哥一直沒有找到下落。尋親人員走進滕學順家，老人顫巍巍地開啟櫃子，拿出了一張儲存完好的烈士證，上邊寫著一個名字：滕學堯。老人說，哥哥滕學堯離家當兵時只有16歲。哥哥在濟南戰役中犧牲後，家裡收到部隊寄來的一個包裹，裡面是一頂軍帽。
但並非每個線索都很精確，有的線索指向多個鄉鎮、村莊，有的線索數量高達上千個。至於究竟哪裡是烈士的家鄉，哪一位是烈士的親人，有賴於人工一遍遍甄別排查，其追蹤過程如抽絲剝繭。
其中一個線索指向海陽三個鎮十幾個村，涉及烈士超過40名。經反覆排查，最終鎖定了一名烈士。尋親人員聯絡上烈士侄子，得知烈士犧牲在濟南城東的茂嶺山。“這一帶犧牲的烈士基本都葬在歷城革命烈士陵園，不會遷到濟南革命烈士陵園。”周光濤和同事們再次複查40多位烈士，目標指向了1948年8月被登記為“失蹤”的華野九縱的孫學通。
尋親人員聯絡到孫學通烈士的遺孀張淑卿，老人提供了一個線索：當年農曆八月初收到丈夫來信，信上說“我們要去解放濟南”。而濟南戰役的時間正在當年農曆八月，且此前一段時間均無戰事，因此登記的“8月失蹤”應為農曆八月犧牲。
但孫學通所在單位是供給部警衛連，按理說不直接參與前線戰鬥。帶著疑問，周光濤北上瀋陽，找到了濟南戰役的“登城英雄”滕元興。滕元興告訴他，當年攻打濟南內城東南角犧牲很大，各連隊抽調精幹力量組成突擊隊，隊員彼此之間不熟悉，犧牲後可能成為無名烈士。這樣一來，孫學通的犧牲就說得通了。
年代久遠，人事變遷，排查工作需要格外細緻耐心。有些烈士的情況，老家村莊的幹部也不瞭解，需要詢問村裡健在的老人；曾經的過繼、改嫁、搬遷等情況，也會在尋親過程中造成波折。“當初資訊多為手寫，有的存在謄寫錯誤，需要逐一勘誤。”濟南市關愛退役軍人基金會工作人員李浩民說，孫清冒烈士名字中的“冒”字，在英名錄中被登記為“昌”，後經工作人員與所在地、親友反覆核實，比對烈士證等憑證，才最終認定其身份。
烈士尋親涉及面廣、耗時長、投入資源巨大，單憑一個部門、一個地區的力量推動困難重重，既要廣泛動員，也要專人盯靠。
一年多的尋親過程中，濟南摸索出“提取、鑑定、比對、篩查、核對、確認”的工作流程，構建了以退役軍人事務部門牽頭主導，相關部門協同配合，關愛退役軍人基金會全力服務保障，社會各界志願者廣泛參與的烈士尋親“濟南模式”。“我們的志願者多在濟南服務，但烈士籍貫全省各地都有，去年專門在省內其他市招募50多名志願者加入烈士尋親。”殷劉倩介紹。濟南市退役軍人事務局牽頭成立工作專班及尋親中心，專門承擔此項任務。韓延才認為，尋親中心的成立讓烈士尋親工作有了保障，不再受到人員、經費、辦公地點等客觀因素限制，“大家可以心無旁騖地為烈士尋親。”
一天夜幕降臨時，濟南革命烈士尋親中心的辦公室裡，周光濤還在埋頭處理尋親資訊：“烈士的親人等不起，尋親工作不能拖，還要繼續分析現有材料資訊，幫助更多烈士踏上回家路。”
飽含淚水的紀念
大眾日報記者 李振
這是一次伴著眼淚的採訪。
這些七八十歲的兒子、女兒、兄弟，回憶起記憶中的父親、兄弟，情感濃烈而複雜。“小時候我搖著孃的胳膊問她：‘為啥別人都有爹，俺爹去哪兒了？’娘扭過頭直掉眼淚。”於秉初烈士的女兒於翠香擦著眼角，“長大了怨自己，問那幹啥？娘那會兒有多難過。”骨肉至親的淚，讓人不忍再多問一句話。
隨著尋訪深入，一個個關於遺憾、犧牲、別離、信仰的故事有血有肉、纖毫畢現地呈現於參與者面前。有工作人員坦言，參加烈士尋親後流的淚，頂得上人生前幾十年的全部。濟南戰役後，孫學通烈士的哥哥作為接管人員入城，苦苦尋找弟弟幾十年。去世後，哥哥的骨灰存放在濟南革命烈士陵園骨灰堂，老人不知道，自己與弟弟相隔只有二三百米。說起這個故事，周光濤紅了眼眶。
眼淚代表著刻骨銘心的記憶。我們的眼淚，正是為了那段不能忘卻的紀念。為烈士尋親，既是對烈士的承諾，對烈士親人的安慰，也是對今人的鼓舞與勉勵。從烈士精神中汲取奮進力量，堅定走他們未完之路，正是對他們最好的告慰。只要我們記得，我們做著，他們就永遠活著。
（大眾報業·大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