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見義勇為又成為社會輿論的焦點。不久前，來自山東省濟南市的兩名小學生髮現，一名老人騎電瓶車倒地，頭部開放性傷口出血，二人分工協作扶人扶車，直到救護車和警察到達才離開。這兩名小學生用實際行動回答了“路遇老人摔倒扶不扶”，受到廣泛讚譽。與此同時，持續觀望不敢靠近的周邊群眾，則被網友吐槽。（《法治日報》4月3日）
這種“反差”很值得深思。為什麼年幼的小學生能夠挺身而出，眾多路人卻“持續觀望”？以報道的情況看，學校老師教育他們，“要勇敢地見義勇為、助人為樂、尊老愛幼，只要是正義善良的，學校老師和家庭都會是我們堅強的後盾”，的確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路人擔心“被冤枉誤解”，也是不容置否的事實。翻看近年來的新聞報道，福州男子趙宇因見義勇制止侵害反被拘留14天，四川達州3小孩扶老人家長遭索賠1100元等事例，都說明“見義勇為”面臨的困境。
誠然，對於見義勇為，從地方到國家層面，立法都作出了不少努力。在地方立法上，不少省份已就見義勇為人員的權益保障，制定地方性法規；在國家立法上，民法典明確規定：“因保護他人民事權益使自己受到損害的，由侵權人承擔民事責任，受益人可以給予適當補償”“沒有侵權人、侵權人逃逸或者無力承擔民事責任，受害人請求補償的，受益人應當給予適當補償”“因自願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這些散見於地方法規和國家法律中的見義勇為條款，在現實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是，現行針對見義勇為的立法較分散，存在一定缺陷。比如，認定標準不夠規範。見義勇為一般指為了避免或減少國家、集體、他人的利益損害而作出的不顧個人安危、挺身救助的行為。在現實中，並不是所有善舉都能被套進“見義勇為”的框框。例如，救助一起出行的同伴算不算見義勇為，輿論場上就存在不少爭議。之前在四川廣安，為了讓救人溺亡的兒子被評定為見義勇為，死者父親奔波了7年之久。
又比如，獎勵和保障的力度不夠統一。根據有的地方性法規，發放一次性撫卹金，“評定為烈士的，由行為發生地縣級民政部門按30萬元標準發放”“未能評定為烈士的，按20萬元標準發放”；有的則規定，“犧牲的，頒發100萬元撫卹獎金”“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的，頒發80萬元撫卹獎金”“大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頒發60萬元撫卹獎金”“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頒發40萬元撫卹獎金”，等等。
立法不夠規範、統一，不僅不利於助人“善舉”得到全社會的認可，也不利於保障見義勇為者的切身權益，在全社會培育健康向上、扶助危弱的中華美德，弘揚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浩然正氣。從長遠看，我們還需要一部規範、統一的國家立法。
值得欣慰的是，有關工作已經啟動。據報道，中華見義勇為基金會多年推進全國見義勇為立法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去年印發《關於依法適用正當防衛制度的指導意見》，明確法律適用標準，以鼓勵正當防衛、保護見義勇為者的合法權益，而公安部也形成了《見義勇為人員獎勵和保障條例（草案）》，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
見義勇為的星星之火，需要立法為其遮風擋雨，方能成就燎原之勢。從民間呼籲到地方立法，再到國家統一立法，隨著見義勇為法律體系的健全完善，長期以來“扶不起”的救助困境將得到有效擺脫，好人將得到更有力的扶助保障，而社會風氣也將更純正。
歐陽晨雨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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