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光明日報】；
近年來，由武漢、西安、鄭州等城市發起的城市“人才爭奪戰”持續引發社會關注。多個城市出臺戶籍、住房、教育、津貼等方面的優惠政策，吸引優質人才前往定居。其中，不僅有成都、重慶、天津、南京等城市作出反應，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也參與其中。前不久上海出臺新政，大幅降低名校應屆畢業生的落戶限制，更是將社會討論熱度推至新高。
該如何看待這場“人才爭奪戰”？從人口角度來說，人口態勢的變化使得勞動力成為城市競爭中最關鍵的生產要素。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資料，2019年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降至3.4‰，“十四五”期間的人口增長率將趨近於零。比總人口更早下降的，是勞動力的比例和規模，15至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於2013年達到10億峰值之後，以每年300萬的速度遞減。不僅如此，我國正進入老齡化加快推進的時期，一線城市戶籍人口的老齡化程度更高，上海就是老齡化最嚴重的城市之一。嚴重老齡化的戶籍人口已無法承擔城市競爭的主力，未來必須依賴外來人口為城市注入創新活力。值得提出的是，中國人口流動遷移正在發生轉型，流動人口的規模正以每年300萬的速度遞減，流動中心也由東部向中西部轉移。
從城市發展角度來說，對人才的渴望也反映出城市產業發展的旺盛需求。以人工智慧、量子資訊科技、清潔能源、基因等新技術為主導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為城市產業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我國產業結構已經逐步從勞動密集型、資源加工型、重化工型轉向資金、技術、知識密集型。2019年，服務業產值佔GDP總量已超過5%，遠超第二產業；在第二產業內部，工業機器人、光電子器件、新能源汽車等新興產業也保持高速增長。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的“四新”經濟使得區域競爭格局發生重大轉變，城市在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引導下，對高技能創新人才的需求不斷高漲。
根據人口紅利的理論，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總人口中勞動年齡人口占比較高，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便創造了有利於經濟發展的人口條件，從而形成高儲蓄和高投資的宏觀經濟格局。在改革開放的前40年間，憑藉人口轉變後的豐富人口紅利，我國發揮了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融入國際分工，創造了經濟增長奇蹟。在第一次人口紅利消耗殆盡之際，我國即將迎來第二次人口紅利。
第一次人口紅利主要來源於人口低撫養比導致的高儲蓄率，第二次人口紅利則主要來源於人力資本提升帶來的高投資回報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重點將從提高勞動投入轉向提高人力資本。第一次人口紅利得益於我國在基礎教育領域取得的矚目成就，九年義務教育的基本普及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數億具有基礎教育水平的勞動者。第二次人口紅利將受益於我國在高等教育、職業教育等方面的長期、持續努力。
據教育部公佈的資料，我國高中階段毛入學率、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分別從2000年的42.8%和12.5%提升至2019年的89.5%、51.6%。據預測，到2030年，我國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勞動力規模將達3億，佔全部勞動年齡人口的三分之一，這一數字到2050年將達5億。這意味著，我國未來將擁有全球最大規模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者群體。勞動力素質的全面提升是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基石，第二次人口紅利的累積正推動我國產業的轉型與升級。在這一大背景下，不論是傳統工業城市還是新興產業城市，吸納優質人力資源都是提升城市競爭力的不二法門。
不過，不斷加碼的貨幣補貼並非城市吸引人才的最佳方式，城市管理者有必要建立長期的、可持續的人才戰略，避免政策激勵帶來的短視效應。樹立健康的人才觀，促進城市人口、經濟、社會與環境的協同發展，一方面要繼續從國家層面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消除人才流動障礙，擴大勞動力市場規模，提高城市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推動人口紅利的經濟效率轉化。另一方面，人才與產業的良性互動是人才戰略的核心，創新型、知識型產業的蓬勃發展不僅需要人才，也吸引人才，城市應依託企業研發平臺、高校科研院所建立起優勢產業的產研融合孵化機制，充分激發人才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當然，留住人才還需要各地不斷推動城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營造良好的法治與就業、生活與生態環境。
（作者：楊舸，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