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綜合報道】當地時間7月2日，在瑞士日內瓦總部舉行的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第68屆貿易和發展理事會上，195個成員國一致透過，將韓國從原來的“發展中國家集團”升至“發達國家集團”。韓國成為聯合國貿發會議自1964年成立以來，首個國際地位變更的國家。對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定義，國際社會一直沒有統一的標準。而在這次給全球帶來巨大沖擊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世界公認的發達國家在疫情防控、疫苗合作及數字健康管理等方面的短板暴露無遺，美英這兩個核心發達國家不僅沒能起到表率作用，反而自身難保。美國波士頓大學《全球衛生年鑑》刊文稱，國內生產總值（GDP）或人類發展指數（HDI）等認定發達國家的傳統標準已經不再適用，這是新冠肺炎疫情帶給我們的教訓。
韓國怎麼才成為發達國家？
韓國怎麼才成為發達國家？這大概是許多讀者看到這一訊息時的第一反應。其實，韓國並非如今才被認證為發達國家，它早已是各個世界權威機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等）公認的發達國家，經濟水平在全世界位居前列。
此次再度給予韓國發達國家認定的聯合國貿發會議，是旨在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促進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貿易合作而設立的聯合國大會常設機構。韓國《每日經濟》報道稱，根據創設決議，貿發會議依照國家經濟規模和地理位置將成員國分為四個集團：由亞洲、非洲等主要發展中國家組成的集團A（99個國家）和發達國家的集團B（31個國家）、中南美國家的集團C（33個國家）、俄羅斯及東歐地區的集團D（25個國家）。韓國的地位變更後，原本囊括美、英、德、法、日等國的B集團成員數量將增加至32個。
韓國輿論強調，“這是值得韓國國民驕傲的事”。韓國總統文在寅6日表示:“聯合國成員國全票透過相關決議，說明韓國作為名副其實的發達國家已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韓國外交部4日也釋出訊息稱“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里程碑”,意味著韓國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發揮的橋樑作用被認可，還意味著韓國是透過實踐踐行“貿易是經濟發展重要手段”貿發會議願景的典範。
韓國《中央日報》稱，韓國成為發達國家是由本屆政府主動提出申請的結果。往屆韓國政府為保留韓國在國際組織中享受的發展中國家優惠待遇而一直刻意沒有提出相關申請。《每日經濟》表示，貿發會議成員國地位的變更並不單純取決於經濟規模。如亞洲富裕國家的代表新加坡並不屬於B集團，而是A集團。以2019年資料為準，新加坡人均GDP為6.5萬美元，要遠高於韓國的3.2萬美元。“要成為發達國家，必須得到所有成員國的認可，即使有一國反對也無法實現。這是此次韓國被列為發達國家集團的重要意義所在”，特別是近年來對韓國有所牽制的日本也投了“贊成票”。
“韓國在經濟和外交等國際社會事務中已經被劃分為發達國家”。韓國《韓民族新聞》表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B）已分別於1991年和1996年將韓國變更為發達國家。韓國還在1996年加入了所謂“經濟發達國家俱樂部”的經合組織，並於2019年10月宣佈在世界貿易組織（WTO）談判中不再接受“發展中國家優惠待遇”。《中央日報》報道認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統一區分標準，但一般來說，兩者可以根據預期壽命、收入水平和文盲率等為主要指標進行區分。
進入21世紀後，IMF和WB開始有了相對清晰的劃分標準，前者明確把人均GDP、貿易自由度和金融開放程度作為區分標準，而後者自2016年起則根據人均收入為標準劃分低收入國家、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分類的標準會在每年7月1日更新。對於2022財年，上述四種分類的標準分別為2020年人均國民收入1045美元或以下、1046至4095美元、4096至12695美元、12696美元或以上。
2020年，WB對十個經濟體的發展狀況進行了調整，其中海地、塔吉克由低收入國家升至中低收入國家，摩爾多瓦由中低收入國家升至中高收入國家。薩摩亞、貝里斯、印尼、伊朗及巴拿馬、羅馬尼亞、模里西斯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分別均由原來所屬的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降為中等偏下收入國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國家。IMF2020年沒有對其發達經濟體名單進行調整。
聯合國釋出的《2020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報告認為，全世界有35個發達國家，126個發展中國家。此外，聯合國自1971年開始承認世界最不發達國家（LDCs），目前全世界有46個最不發達的國家，總人口約8億，佔全世界的12%，但在世界GDP和貿易總數中的佔比分別不足2%和僅為1%左右，正面臨結構性增長障礙。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每三年審查一次最不發達國家名單。迄今為止，已有6個國家脫離最不發達國家行列，分別為1994年波札那、2007年維德角、2011年馬爾地夫、2014年薩摩亞、2017年幾內亞和2020年萬那杜。
“不幸的發達國家認證”
“韓國是發達國家，這是當然之事。”《環球時報》記者就此事詢問幾位韓國朋友時，幾乎得到了相同的答案。一位韓國白領朋友告訴記者，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韓國周到應對、攻克難關，探索機會實現發展，特別是在數字健康管理方面的發展，證明了韓國是名副其實的發達國家。
另有一位韓國學者則告訴記者，韓國在國際社會上應肩負起與經濟實力相匹配的責任和擔當。韓國一直以來在一定領域“享受優惠”的同時卻沒有付出“相應代價”。一段時間以來，從疫情中的應對錶現，到5月韓美峰會，再到6月參加G7峰會，韓國政府選擇“正視”自身國情，再加上美國等盟友予以“鼓勵”，期待韓國發展成為在國際社會上更加負責任的“中強國家”。
《中央日報》稱，作為一個“發達國家”，必須要承擔的“費用”非常高昂。尤其是在農業領域，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待遇可謂天差地別。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最近的一份資料顯示，韓國-東盟、韓國-歐盟、韓-美等9個自由貿易協定過去5年間給韓國農漁業造成了4598億韓元損失。韓國農漁業界表示，在韓國市場開放已經給農漁業領域帶來嚴重衝擊的基礎上，如今透過發展中國家地位確保的關稅和補助優惠也消失了，預計今後損失規模將進一步擴大。
WTO為將發展中國家納入國際自由貿易秩序而頒佈了約150條發展中國家特別優待措施。由於定義上的差異，墨西哥、希臘和土耳其等國家被一些國際組織認為是發達國家，而另一些組織則認為它們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狀況決定了哪些國家有權利根據多邊或雙邊機構的規則獲得發展援助。目前，WTO允許國家自行宣佈本國為發展中國家的規則，在美國與中國、南非、印度和土耳其等國的貿易關係中引發嚴重摩擦。
去年2月份，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釋出所謂《反補貼法項下發展中及最不發達國家清單》，大幅調高發展中國家的認定標準，稱凡貿易佔世界貿易總額0.5%以上的國家均不能認定為發展中國家，凡二十國集團成員均非發展中國家，意在將中國從發展中國家的隊伍中剔除。
對此，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發展中國家所所長王友明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事實上，一國是否為發達國家並非隨意而為的自我認定，而是由制約其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外因素綜合作用而成。我國尚有6億左右人口人均月收入不足150美元，以“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定位自身名副其實，理應享有發展中國家應有的權利和待遇，主動放棄發展中國家地位，意味著主動離開發展中國家陣營，危害性較大。韓國《東亞日報》報道也強調，發達國家原本是體現經濟發展階段的概念，經濟規模大或人均收入高，並不意味著就是發達國家。“只有經濟發展，社會各領域提高國民生活質量，才能成為真正的發達國家。”
《中央日報》的一篇評論文章以“不幸的‘聯合國認證發達國家’”為題，強調韓國的經濟發展成績雖然得到認可，但人民生活質量和幸福感仍然很低是韓國社會的現實。韓國開發研究院今年5月公佈的一項分析報告顯示，韓國國民幸福指數在經合組織37個成員中排在第35位；2018年，韓國老年人貧困率為43.3%，是經合組織成員平均值的3倍；基於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發布的報告，雖然韓國兒童身體很健康，但是精神幸福指數卻很低……即便不需要藉助這些統計資料，從“拋棄”戀愛、結婚、生孩子的“三拋世代”到放棄人際關係、購置房產、就業和夢想的“N拋世代”，這些新詞的不斷出現和自然而然地廣泛使用，以及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的韓國電影《寄生蟲》，似乎都是對韓國社會不平等的生動“自嘲”。
“所有國家都是發展中國家”
“誰才是真正的發達國家？新冠肺炎疫情已經回答了這一問題。”美國波士頓大學 《全球衛生年鑑》（Annals of Global Health）2020年5月刊文稱，經濟學家用許多方法定義何為發達國家，基於那些掌握大量資料的機構制定的排名，人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發達國家應更有能力提供公共衛生資源，例如監測體系、流行病學模型和測試干預措施的臨床試驗網路等。相比之下，資源不足的國家通常準備不足，缺乏應對持續疾病威脅的健康管理工具。
然而，一場毀滅性疫情襲擊了所有“發達國家”，暴露出它們的準備有多麼不足。文章稱，與此前在西非暴發的埃博拉疫情或者印尼遭遇的海嘯等危機不同，這次的疫情並非僅限於發展中國家。這場疫情顯示出，即便是最發達的國家，也有缺乏國內和國際合作等弱點，以及缺乏對新冠病毒的毒性、無症狀階段傳染能力以及傳播難易程度的瞭解等問題。最重要的是，發達國家根本沒有考慮到發生這種災難性全球健康危機的可能性。因此，它們也不關心如何開發檢測手段、如何進行公開透明的報告或如何研發疫苗。
“鑑於上述這些事實，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必須被視為發展中國家。”報道稱，對於新冠病毒來說，一個國家的GDP高低並不重要。GDP和HDI並不能使公民對此類病毒免疫。無論一個國家在聯合國或世界銀行名單上處於何種財富地位，打造更好的全球公共衛生基礎設施將使世界上每個國家的公民受益。
達卡論壇（Dhaka Forum）負責人艾什法克·扎曼2020年9月在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網站撰文稱，或許正是由於寨卡病毒、非典、中東呼吸綜合徵和豬流感都是影響更貧窮國家的突發衛生事件，發達國家往往產生一種自鳴得意感。儘管有些發展中國家的死亡數字可能被低估，但差異如此巨大說明發展中國家做了一些發達國家沒有做的正確事情。有利的人口結構（年輕人佔比更高）、數字化方面的努力和更快的防疫反應，所有這些或將使全球發展中國家比某些富裕國家更好過。對這代人來說，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成為“偉大的全球槓桿”。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朝鮮半島研究中心主任詹德斌12日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稱，雖然沒有對發達國家的統一標準，也沒有對其義務的明確規定，但在後疫情時代，自認為是發達國家的話，理應多承擔一些責任。他表示，發達國家常常自詡“處處都很厲害”，這實際上是一個誤區。以往對於發達國家的評判並未考慮治理能力，導致歐美等國的短板在此次疫情當中暴露無遺。而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疫情中則表現出了強大的治理能力。詹德斌說，光考慮表面上的數字指標顯然不夠，一個國家有多大責任心和能力維護國民的健康和生命，也是考核其是否發達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