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司機的“能量”

羅浩聲

一個司機有多大的“能量”？我們平常所接觸到的一些“職業司機”，無非是憑著一門“技術活”，養家餬口，安身立命。他們中的多數人，一年到頭風裡來、雨裡去，忙忙碌碌，掙的不過是些“辛苦錢”。可對於某些與權力“結緣”的司機而言，情況就不同了，他們的“能量”，大得超乎想象。

這並非危言聳聽，有中紀委監察部官網披露的例項為證：喬立志，是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原黨組成員、副主任張茂才的司機。這個“喬師傅”可不簡單，跟隨“老闆”鞍前馬後侍候，長達19年之久，隨著時間的推移，說話也越來越“好使”。2009年至2016年，喬立志利用張茂才的影響力，幫助利益關係人承攬工程。在專案招投標中，請託人付某先後中標3.6億元的專案，按事先約定，喬立志收取中標價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的“好處費”。2009年至2018年，喬立志在個人建房、購房、裝修等事項中，先後收受付某375萬餘元。

比喬立志“能量”更大的，還有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書記張琦的司機周某（法院判決未公開名字）。這位“周師傅”從2004年起給張琦當司機，一跟就是十多年。2011年至2018年，其利用張琦職權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在工程招標、土地招拍掛、規劃報建等方面為行賄人提供幫助，單獨或夥同他人收受現金450萬元。周某的“過人之處”還在於，他能幫人打探案件。2013年，黎某擔心時任儋州市委常委、秘書長權曉輝案牽連自己，請託“周師傅”幫忙，希望不要查他。事後，黎某為表示感謝，送了50萬元。根據起訴書，周某單筆受賄金額最高為130萬元，向其行賄的不僅有商人，還有官員。

上述兩例，不過是近來公之於眾的“司機腐敗”案中的典型。往前追溯，這樣的案例還能找出“一籮筐”。對此，我們不禁要問，一個司機哪來那麼大“能量”？

監督缺位是首因。那些腐敗的司機，之所以能“共享”權力資源，“燈下黑”是最大根源。現在有的領導“兩眼一睜，忙到熄燈”，根本顧不上司機管理之類的“小事”。而承擔管理職能的部門，往往又存在不願管、不敢管的心理，有的甚至擔心管得太嚴了，搞不好自己會被“穿小鞋”，不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更深層次的根源，恐怕是“上樑不正下樑歪”。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有的領導幹部自身作風不正、行為不端，司機在其言傳身教、耳濡目染之下，為人處世越規逾矩便不足為奇了。尤其是有些腐敗分子見不得人的齷齪勾當被司機掌握，難免受制於人，利弊權衡之下，只能想方設法滿足其要求，包庇縱容其錯誤，形成沆瀣一氣的腐敗共同體。

關注“司機腐敗”現象，或者說拿這樣的案例說事，並不是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否定這支隊伍的整體素質和作用。畢竟，領導司機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其中絕大多數是本本分分、兢兢業業的。但“司機腐敗”案屢屢見諸報端，說明“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任重道遠，對“老虎”身邊“蒼蠅”的危害要有足夠的認識，應從一個個鮮活的案例中，見微知著、舉一反三，打好制度“補丁”。

不妨把領導“身邊人”的素養和形象，作為考察、衡量領導者本身廉政水平的一個視窗。從以往情況看，領導幹部自身清正廉潔，就會對“身邊人”嚴加管教，更容不得他們幹出格事；領導自身不乾淨，其身邊人參與腐敗的可能性就大。像張琦那樣，一路邊腐邊升，受賄1.07億元，這樣的官員，我們能指望他管好“身邊人”嗎？如果有關方面能早點警覺，從其“身邊人”線索入手，及時、果斷地揮起“蒼蠅拍”，說不定張琦的貪腐行為早就敗露了。

該嚴的規矩要嚴起來。為有效防範領導幹部腐敗問題，早在2006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就頒佈《黨政領導幹部交流工作規定》明確，幹部調離時，不得違反規定隨調工作人員。不少地方也專門出臺檔案，規定領導幹部工作調動時不準隨帶司機和車輛，由履新所在地按規定給予配備。這些規矩需要嚴格落實，不能因人而異隨意開口子。

“老虎的屁股該摸的要及時摸”。剖析“司機腐敗”問題，“樹倒猢猻散”“拔出蘿蔔帶出泥”是共性特點。也就是說，大多數案子是“主子”倒了，帶出了“僕人”。前面提到的“喬師傅”也好，或是“周師傅”也好，皆是如此。如果他們的“主子”不倒呢？說不定他們還在“保護傘”下為虎作倀。這從某種程度上反映出日常監督的短板，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予以破解。反腐無禁區，該出手時就要及時出手。

來源:寧波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