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對戰爭難以啟齒時，正是兒童文學作品承擔了打破無知的責任

在現實生活中，戰爭正在對兒童的身心造成沉重的影響。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曾在3月7日的宣告中指出，逃離烏克蘭的難民中有數十萬兒童，其中“許多人無人陪伴或與家人失散”。《衛報》一篇標題為“孩子們有權知道這個世界並不總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如何與您的孩子談論永久危機”的文章引用了一位全職爸爸與女兒的對話。吃早餐的時候女兒問：“如果發生了核襲擊，我們該怎麼辦？”爸爸說，這個問題讓他回到了自己的童年，那個時候這是一個真正存在的問題，每個人都知道應該躲在桌子或樓梯下面。

今天的“兒童文學通識課”專欄第2期，我們把目光轉向關於“二戰”的兩本兒童文學作品。透過對比，看看作家應如何書寫戰爭，以及他們該不該將戰爭最黑暗的一面展示出來，這種展示究竟會不會衝撞兒童的天真與無知。

*下文的作者是子葭，她和專欄另一位作者桑霓的專業都是比較文學，“兒童文學通識課”專欄中的文章來自他們在牛津大學做訪問學生時上的兒童文學課。每一篇文章都是與教授一對一進行一個多小時的討論後完成的，經歷了大量的資料查閱、找思路和列提綱的過程。包括“童話故事裡的人和動物”“童話的改編與流傳”“兒童文學如何在電影中呈現”等，探究作品背後的文化因素和它們真正想表達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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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To write poetry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這是德國哲學家阿多諾1949年在《文化批判與社會》一文中提出的名言。人們該如何言說奧斯維辛？如何理解與表達納粹大屠殺？很多人認為，納粹大屠殺的極端非人道性質與其帶來的傷害使得它幾乎不可能透過文字來真正描述與展現，在成人文學中如此，在兒童及青少年文學作品中更是如此——以至於有些人認為，孩子們在童年時應 “免於”瞭解這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注：納粹大屠殺指納粹德國及其協約國對近600萬猶太人進行的種族滅絕行動，並不只指集中營，也包括更早期的手段）。

與之相對的觀點是，以在第三帝國（納粹德國）生活的孩子為主角的青少年文學，或許可以為展現納粹大屠殺提供一種“修辭”。研究現代猶太文學的內奧米·索科洛夫（Naomi Sokoloff） 曾提出，“孩子們對大屠殺事件全貌一知半解，有助於緩解成年敘述者在語言和藝術表達方面的掙扎……兒童角色的塑造幫作者回避了對這種無法被理解的邪惡進行闡釋”。這一論點體現出“二戰”文學和影視對兒童形象的典型塑造：純真（innocence）、無知（ignorance），因而無法完全理解絕對的恐怖與災難。

今天要討論的兩部小說，《弗里德里希》（Friedrich）和《最後一程》（The Final Journey），都是“二戰”兒童及青少年文學中的著名作品，他們的敘述也都圍繞著典型的“無知的”兒童主角展開，透過逐漸將地獄般的現實中暴露在兒童的視角中，展現大屠殺的殘酷。兩位作家的敘事策略雖有相似之處，卻傳遞了兩位作者不同的潛臺詞，反映了他們對於青少年讀者的期待。

兒童的無知與歷史事實

《弗里德里希》，[德]漢斯·彼得·裡希特 著。暫無中文版。

《弗里德里希》，首次初版於1961年，被認為是最早面向兒童讀者展現納粹暴行的小說之一。故事以第一人稱講述，從不知名的“我”記事開始說起，講述了非猶太人的“我”與同齡猶太好友與鄰居弗里德里希從1925年出生到1942年的故事，也隨之展現了當時德國社會對猶太人愈演愈烈的迫害——最終導致17歲的弗里德里希及其全家人被捕、死亡。

讀者見證了弗里德里希在面對持續的壓迫時表現出的困惑，以及他從一個聰明而天真的小男孩成長為一個沉默而痛苦的受害者的過程。作者漢斯·彼得·裡希特（Hans Peter Richter）以日常生活中的事件為中心，利用弗里德里希的天真無知的視角，為讀者從不同角度補充了有關當時猶太人處境的歷史事實。

書中的弗里德里希一開始對納粹反猶本質都是不知情的，在第一次經歷羞辱後，他才真正開始瞭解納粹。這一段經歷發生在書中《德國少年團》一章，時間背景是1933年。時年8歲的弗里德里希很天真地想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因此違背了他父親的意願，並陪著敘述者“我”參加了一次週三例行的“俱樂部之夜”。作者有意透過描寫弗里德里希為了融入組織而進行的打扮和出發之前的興奮，喚起對希特勒青年團洗腦目的有所瞭解的讀者的憐憫之心。並不意外的，弗裡德里克在青年團遭受了冷遇與羞辱，他離開時的落魄與痛苦與他一開始快樂和純真的願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儘管現在的讀者很難想象弗里德里希試圖加入希特勒青年團的舉動在現實中真的會發生，但學者們考證，希望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在街上扛旗子、唱軍歌，對於猶太兒童來說，並不是那麼不尋常。這段故事與其歷史背景展現出，不僅僅是弗里德里希這個虛構人物在邪惡面前毫無保留地表現出他的天真和無知，事實上，生活在當時的所有猶太兒童，都需要透過對殘酷現實逐漸有清醒的認識來消除無知，而這一過程往往伴隨著巨大的痛苦。

《弗里德里希》的潛臺詞：對“平庸之惡”的逃避

值得注意的是，弗里德里希並不是書中唯一的主要兒童角色。“雖然弗里德里希是敘事偏重的人物，且被歷史創傷主導了他的個人生活，但他的性格並沒有得到深入發展”，正如修辭學教授海格·博斯馬金（Haig Bosmajian）在他分析二戰青少年文學的書中所強調的， “弗里德里希可能是年輕讀者的主要興趣所在，但最需要辯證研究的是那個未命名的敘述者”。這個在書中與弗里德里希同齡的敘事者“我”，也展現出了對猶太人被迫害這一事實的無知，而作者裡希特為這種無知辯護的傾向，暴露出了他的作品中值得質疑的潛臺詞。

一方面，當弗里德里希和敘述者還是孩子的時候，敘述者就清楚地意識到猶太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以及如何保護自己不與其他猶太人有太多牽扯。在書中，在1933年，當納粹第一次透過抵制猶太人工商業進行了全國性的有計劃反猶行動時，兩個孩子路過因此而受影響的猶太人文具店，弗里德里希大聲向店主打招呼，而敘述者 “只是向他點頭示意”。

而另一方面，敘述者在成長過程中對猶太人受到的迫害程度的加劇卻保持懵懂。他需要弗裡德里克告知他猶太人不能進入電影院的事實，而長大之後的敘事者更是參與了一次納粹組織的破壞猶太人工坊的行動。作者對這次行為的描述卻似乎在否認他本人有意識的道德選擇，只是著重於突出他的從眾心理： “所有人都散開了……我被拉著和人群一起……這一切都奇怪地令人激動……”。即便參與了破壞行動，日後當“我”目睹弗里德里希的家以同樣的方式被人群摧毀時，卻顯得非常困惑和震驚，暴露了敘事者對自己的行為如何會對真實的人造成傷害的無知。這一章的結尾，敘述者和他的母親一起為弗里德里希一家哭泣，這種彰顯出他道德意識的正向描寫，幾乎否定了他也曾是一個主動的犯罪者的事實。

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兒童及青少年研究中心的院長佐哈爾·沙維特（Zohar Shavit）教授在研究了跨越50年的345本涉及納粹德國曆史背景的童書後，驚人地發現這些書籍絕大多數都和《弗里德里希》一樣，試圖在年輕讀者心中區分出納粹和所謂的“假納粹”——壞事都是邪惡的納粹分子乾的，他們是唯一應對猶太人所遭遇的殘酷迫害負責的人，而其他絕大多數德國平民都是善良的，只是被逼迫加入納粹團體，或是被洗腦了。

換句話說，他們似乎在把納粹和德國人的概念分開，用這樣重複出現的敘事表示，“我們德國人自己並沒有主動參與並對猶太人造成痛苦”。因此，作者裡希特反覆強調敘述者“我”幼兒般的無知，暗示“不知者無罪”，是一種應被批評的敘事策略。他試圖將德國人的責任分包出去，拒絕直面在真實的歷史中，絕大部分普通人也曾是罪惡幫兇這一事實。

《最後一程》的號召：兒童的覺醒與知情權

《最後一程》，[德]古德倫·鮑瑟王 著。暫無中文版。

《最後一程》由德國兒童文學及青少年文學作家古德倫·鮑瑟王 (Gudrun Pausewang）所著，她最有名的作品是在20世紀80年代（切爾諾貝利事件之前）創作的反核武器小說《最後的孩子》和《穿過雲朵的少女》（這兩本都有中文版），是全球最早涉及到核戰爭題材的作家。鮑瑟王很明顯是一個不懼艱深題材的作家，《最後一程》一書的故事更是直接涉及奧斯維辛集中營內發生的大屠殺，這一在大多數的二戰兒童文學中被迴避的主題。標題中的“最後一程”即指的是猶太人被送上開向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火車後的那段路程，也是本書故事發生之處——在書的最後，火車上倖存的婦女兒童被送入了毒氣室。

大概也是為了彌合真實的大屠殺和文字重述之間的巨隙，既把文字資訊作為事實知識來呈現，又激發青少年面對這現代歐洲歷史上最可怕的事件的想象潛力（以補全文字無法傳達的內容），鮑瑟王強化了她的兒童主人公的無知，以便建立對大屠殺的敘事。

書中的主人公愛麗絲已經12歲了，但因為生活在對她過於有保護欲的家庭，對她自己所處社會的政治及軍事環境仍帶著幾乎不真實的天真。當車廂內的一個年長女孩麗貝卡（Rebecka）問她是否知道幾個世紀以來猶太人所遭受的不公時，她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無知，甚至質疑自己的猶太人身份。也正是在駛向奧斯維辛的火車車廂內，她越來越意識到家人們告訴她的那些遮掩真相的故事背後的缺陷。

鮑瑟王透過愛麗絲的覺醒，展現了在第三帝國做一個猶太人意味著什麼，而書中的愛麗絲又將經歷怎樣的多重痛苦——重新認識她被矇在鼓裡的過去中那些真實的痛苦，直面火車上的非人道條件所帶來的痛苦，以及未知的目的地所帶來的恐怖。同時，讀者見證了愛麗絲的成長，從被動聽從祖父的指示，到積極尋求關於真相的知識，最後擁有了自己思考和做決定的能力。

然而，這種本應持續的成長卻被無情地切斷了——在愛麗絲這一段自我發現的旅程的盡頭，即火車的目的地，是死亡。在書中，大屠殺有計劃的暴力與愛麗絲無辜的兒童視角形成了一個極端的對比。作者鮑瑟王指責了大屠殺的終極邪惡，也透過描寫火車上的極端環境（嚴重超載，沒有食物和水與任何衛生設施，導致很多體弱的猶太人死在車上，包括愛麗絲的祖父，試圖逃離者也會被射殺）讓讀者對這一段猶太人的真實遭遇有所瞭解。

同時，鮑瑟王透過描寫愛麗絲家人對她造成的愛的傷害——用一個精心編造的系統來“保護”她，對身邊的親人消失的原因三緘其口，讓她無從瞭解納粹主義的殘酷現實，導致愛麗絲幾乎完全喪失自我認同——展現出她堅持認為兒童對歷史和社會中曾發生的黑暗真相有知情權的態度。這也是鮑瑟王認為與大屠殺有關的兒童及青少年文學作品的意義所在。

在無法想象的邪惡面前，同樣無知的成年人

如果說兒童的懵懂是可以理解的，這兩部作品則都展現出，在現實中，對即將到來的迫害一無所知的不僅是兒童，還有成年人——而成年人的無知才是最致命的。

在《弗里德里希》中，“我”的德國父親加入了納粹黨，然後向弗里德里希的父親施耐德先生透露了他從正在進行的會議中瞭解到的對猶太人實施種族滅絕行動的計劃，用幾乎無可辯駁的語氣要求施耐德先和他的家人離開德國：“想想你的家人，施耐德先生，離開吧！”當施耐德先生表現出拒絕這個建議的傾向，他立刻試圖進一步告知他猶太人在這片土地上即將迎來的悲慘未來，打斷施耐德先生並質問他： “一切跡象都表明，能早走一天是一天，施耐德先生，你為什麼不能把握住這一點呢？”然而，施耐德先生一次又一次地無視鄰居的警告，堅持說： “我們的自由可能會被削減，我們可能會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但至少我們不必擔心人們會無情地殺害我們......你設想的情況不可能發生，在二十世紀不可能！”

施耐德先生不僅對作為猶太人生活在德國的悲劇未來一無所知，甚至似乎有意選擇保持這種無知，堅持他不合理的樂觀信念，履行他心中作為德國人留在德國的道德義務。不幸的是，他的鄰居的“設想”成為事實，正是施耐德先生的選擇使這個家庭走向了災難。施耐德先生的最後一句話是對自己的無知的反思。他在被抓時試圖對他的鄰居說：“你是對的，先生……”，但他的話被納粹士兵的拳頭打斷了。

猶太人父親的無知被指責，而“我”的納粹黨父親幾乎被描繪成一個為了保護鄰居而冒巨大風險的英雄。當他的建議沒有被採納，作者似乎在暗示猶太人自己在某種程度上對他們的命運負責。正如海格·博斯馬金所總結的那樣，“裡希特希望年輕的德國讀者認為納粹時期的父母和祖父母一代是在納粹主義之下無能為力的‘好人’”。裡希特試圖在文字中進行的納粹與假納粹，納粹與德國人的區分，也反應在了對成年人的“無知”的利用中。

與施耐德先生和他的固執不同，《最後的旅程》中的成年人似乎對作為猶太人的生活狀況有一定程度上更現實的理解。愛麗絲的祖父母一直在為被發現並送往集中營做準備，他們在行李箱上寫上名字的首字母，每天晚上做一壺咖啡放進保溫杯。然而，行李箱上的標記本身揭示了他們對集中營的生活知之甚少。隨著旅程的進行，成人與兒童統一的無知逐漸暴露出來——沒人知道目的地在哪裡，什麼時候能得到水的供應，以及營地裡會發生什麼，火車上的所有乘客都被迫忍受未知的恐懼。

正如佐哈爾·沙維特所注意到的，鮑瑟王反覆提醒讀者注意敘事中無處不在的不確定性，以及其視角和知識的侷限性。當愛麗絲從無知中覺醒，開始指責她的家庭成員一直在對她撒謊時，成年角色反過來反思自己曾理解的所謂的現實，認識到“現實”也是建立在納粹的謊言之上的。車廂裡的布盧姆先生說：“如果人們知道什麼是謊言，什麼是真相，就好了。”“誰知道我們現在認為是真實的東西是否是真相呢？”。鮑瑟王認為，成年人對真實情況的無知包含的不只是像施耐德先生那樣的不切實際的希望，也有對未知未來的無限恐懼。

鮑瑟王筆下的故事也展現出，在這種未知面前，大人們在某種程度上也被迫成為了天真無知的孩子。在書的結尾，車廂中一個猶太女人對軍官的感激之情，歌手刻意使用的香水，以及每個人對淋浴和咖啡的期待，以及愛麗絲對體面地埋葬在途中去世的爺爺和保羅的堅持，在讀者眼中都是如此可悲的天真與徒勞。車廂裡的猶太人在度過暗無天日的幾天後重新見到陽光，立刻燃起新的希望，卻不敢聯想這幾天的悲慘遭遇是否會有所延續，只是嘗試短暫忘記與希望相伴的恐懼。

而正是他們的希望最終被難以想象的恐怖所推翻，才造就了這樣一個令人震撼的結局：大人和小孩都赤身裸體地站在毒氣室裡，就像無知而無辜的新生嬰兒，等待他們的卻是死亡——而所有人都以為龍頭裡即將湧出來的是生命之水。

“二戰”兒童文學的意義：破除無知，反思歷史

因為讀者對大屠殺的悲劇有基本的認知，書中無知的人物那天真的種種思想和行為進一步喚起了讀者的同情。同時，透過閱讀這些角色故事，讀者也對他們所處的歷史現實有更深的瞭解——如果不是書中的敘述，很多細節對於現代的讀者來說都是無法想象的。正如海格·博斯馬金所指出的，這類書籍為小讀者進行延展閱讀做好了準備，促使小讀者透過各種渠道面對和反思這一現代人類歷史上刻骨銘心的悲劇。

與《最後一程》中兒童角色的覺醒、成年角色對現實的反思相比，《弗里德里希》中兩位主人公的成長和對成年人的描寫的確頗具侷限性，而作者對“平庸之惡”的刻意迴避也值得譴責。但不可否認，兩部作品都成功地向小讀者展示了無法輕易呈現的人性之惡所造成的恐怖災難，這也應是兩位作者最根本的創作目的。《弗里德里希》中展現的猶太人在二十年間受到的迫害，與《最後一程》中幾天內火車車廂內發生故事，從不同的角度切入了納粹大屠殺的殘酷，嘗試帶領讀者直面黑暗的歷史。

當父母和社會往往遲於傳授這段難以啟齒的歷史時，正是兒童文學與青少年文學作品承擔了打破無知的責任，給予小讀者瞭解真相的權利，進行反思的權利，也把反對納粹主義和反戰意識種子播灑在孩子們心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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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Bosmajian, Hamida. Sparingthe Child: Grief and the Unspeakable in Youth Literature about Nazism and theHolocaust. Routledge, 2002.

2.Pausewang, Gudrun. The Final Journey. Puffin, 1998.

3.Richter, Hans Peter. Friedrich. Puffin, 1987.

4.Shavit, Zohar, et al. A Past Without Shadow: Constructing thePast in German Books for Children. Routledge, 2005. ProQuest EbookCentral,https://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oxford/detail.action?docID=199669.

5.Vloeberghs, Katrien. “UNTIMELY CHILDHOOD IN LITERARY HOLOCAUSTMEMOIRS AND NOVELS FOR THE YOUNG.” European Judaism: A Journal for the NewEurope, vol. 42, no. 1, 2009, pp. 51–61. JSTOR.

撰文 | 子葭

編輯 | 申嬋

校對 | 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