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日前在就任後第一次視察情報機關時強調，美國必須在科技發展上保持前沿地位。他提到，三十多年前他還是聯邦參議員的時候，美國科技發展投入佔GDP的比重世界第一，但現在只排第八，而中國的排名則從第九躍居到了第二。
從這半年來看，拜登政府在中美科技競爭上採取了一條新的路徑。相位元朗普政府時期的脫鉤策略，拜登更強調從正反兩方面放大中美兩國科技“加速器”的差距，在追趕期拉大與中國的技術差距。這種策略對中美科技競爭態勢產生的效果很難在短期內引起關注，更需要加以警惕。
拜登政府與特朗普政府對於中美科技競爭的威脅認知相似，但對於美方的能力認知有所不同。拜登政府依舊認為科技領域是中美戰略競爭的關鍵一環，與兩國在經濟、軍事和地緣上的競爭密切相關。基於此，拜登全面繼承了特朗普政府時期以人權、軍民兩用為藉口對中國科技企業的打壓和封鎖。但與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政府並不相信脫鉤會自然帶來產業鏈和人才的迴流，也不認為脫鉤能夠起到抑制中國追趕步伐的效果。拜登政府認為，進一步發揮美國創新體系的傳統優勢是贏得這場世紀對決的關鍵因素，美國不能坐以待斃，而是需要採取主動刺激的措施。
拜登政府上臺前後，有兩份來自民間的研究報告對其科技政策造成深遠影響。一是美國國會“中國特別工作組”下設的科技小組在2020年11月釋出的《美國的技術競爭新戰略》。該報告在反思特朗普政府時期科技政策效果後，提出“小院高牆”和“選擇性脫鉤”的策略主張，並認為美國必須在科學技術能力和基礎研究方面大幅度擴大投資來保持領先地位。報告稱，是美國的政策錯誤，而不是中國的行為，造成美國科技力量削弱。
二是“中國戰略組”智庫在2021年1月釋出的《非對稱競爭：應對中國科技競爭的戰略》。該報告採用競爭分析和推演方法，提出中美科技競爭的四個維度：即卡脖子、零和競爭、安全風險和加速器。報告特別強調科技領域競爭的非線性特徵，呼籲美國更加重視一些具有廣泛應用領域的前沿基礎技術。
外界更多關注這兩份報告中對於脫鉤理念的繼承，但對於美國競爭策略的理念變化則關注較少。拜登政府上臺後，上述建議逐步轉變為政策實踐，正在改變中美科技競爭態勢的整體圖景。
其一，加快科技創新投入的指數性躍升。美國國會將透過《無盡前沿法案》及後續修改版本作為立法優先事項。根據當前版本的法案，美國將在未來5年向國家科學基金會、能源部、NASA等投入1900億美元用於基礎研發。根據拜登政府最新的財政預算要求，國家科學基金會將在新財年獲得102億美元預算，同比增長20%。這意味著美國改變了以往基礎科研投入增速基本與通脹掛鉤的慣例，讓科研投入邁向指數級躍升。
其二，採用主動刺激措施補齊美國創新體系短板。拜登政府和美國國會正在推動對半導體產業迴流提供政府補貼和稅收減免，初步確立的資金投入規模在500億美元以上。這一做法與美國傳統上的“小政府”理念相悖。但是，美國國內將新一代半導體產業鏈視為推進國防、通訊、人工智慧等領域的“關鍵加速器”，因此，該領域投資的優先順序已經超越了傳統基建。
其三，擴充套件美國在科技規則和數字貿易談判上的先發優勢。《非對稱競爭》報告建議美國加強在數字金融、數字市場、數字開發應用領域的零和競爭，提出促使雙方數字經濟分道揚鑣。這一策略正被付諸實踐。
上述變化將對我國帶來三重挑戰。一是中美在科技專案、人才和市場上的競爭態勢將加劇。相比脫鉤政策帶來“選邊”的不確定性，我國未來可能面臨更為嚴峻的外部競爭。美國科研投入的快速增幅將帶來虹吸效應，掠奪全球人才和科研專案。這將對我國提升引才能力和創新環境提出更高要求。
二是全球科技體系分叉的風險正在升高。美國採取的“非對稱競爭”加大兩國政策發力點的差異，使得兩國與全球科技體系的連線方式發生變化。作為當今科技全球化的兩個主要中心，兩國有可能形成技術理念、市場和需求缺乏交集的科技鏈條。這與包括我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推進科技全球化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同願望相背離。
三是美國科技“換道”的風險正在浮現。在研發投入增加後，美國正在逐步降低對中國的“趕超焦慮”，不再尋求在5G、人工智慧初級應用等領域與中國展開正面競爭。美國將更多資源和精力放在了在下一輪科技革命中重新確立主導權，其重點可能轉向強人工智慧、量子計算、基因工程等當前尚不成熟的領域。這使得美國研發投入的效果可能在更長時間內才能充分展現，對其他國家的趕超帶來困難。（李崢，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副研究員）
來源:環球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