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日本首相來說，順利下臺比登頂權力巔峰更為艱難。回顧截至今日的99任日本首相，功成身退者屈指可數，而黯然離場者大有人在，有“平民首相”之稱的菅義偉顯然不是一個成功者。9月29日，日本自民黨將開始總裁選舉投計票，選出菅義偉的接任者。一年前，當前任安倍晉三因疲於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抱病”退場時，已做了7年8個月內閣官房長官的無派閥人士菅義偉“有幸”被黨內主要派閥聯手推上首相寶座。但不到一年，抗疫不力、經濟低迷、長子被爆“政商勾結”、地方選舉慘敗、被質疑無法帶領自民黨贏得眾議院選舉……讓年過七旬的菅義偉無奈宣佈放棄參選，也就等於無緣連任首相。對這位“過渡首相”的功過是非，日本各界自然是議論紛紛。
菅義偉 資料圖
忙活一年還是“不及格”
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最新輿論調查顯示，72%的受訪者認為菅義偉放棄參選自民黨總裁的決定“妥當”。對於菅義偉內閣一年來的政績，回答“認可（13%）”和“勉強認可（44%）”的受訪者為57%，這與其剛上臺時74%的支援率有了明顯的差距。
繼承“安倍路線”的菅義偉上任伊始表現出想要大展拳腳的雄心壯志，接連提出推行數字化經濟轉型、行政改革、2050年實現碳中和等“招牌政策”。無奈和安倍一樣，菅義偉直至政權結束也未能徹底戰勝新冠肺炎疫情。抗疫不力、疫苗接種推進緩慢、新增新冠肺炎患者人數不減、經濟萎靡不振等因素使得民眾對菅義偉內閣的不滿情緒一觸即發。
多位日本政治家、媒體人以及學者近日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並給菅義偉內閣評分時，給出相同的答案——不及格。日本共同社客座評論員岡田充不客氣地說：“50分，不及格！”他表示，菅義偉口口聲聲說“要優先應對疫情”，採取的種種政策卻是為了舉辦東京奧運會——在約七成日本民眾反對舉行東京奧運會的背景下，菅義偉仍出於個人考慮，希望透過實現“奧運創舉”改善支援率，“可惜最後電視臺收視率確實上去了，但菅義偉的支援率不升反降”。
日本眾議院前議員小池政就給菅義偉執政打出“40分”，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在沒能向國民解釋清楚效果和必要性的情況下，菅義偉頻繁釋出緊急事態宣言，呼籲民眾配合相關限制活動，導致整個社會和經濟都陷入停滯狀態。不過，他也表示，“其實菅義偉也進行了一些有價值的改革，如果沒有新冠疫情的話，民眾對其評價應該會高一些”。
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教授丸川知雄給菅義偉內閣打了55分，原因是“幾乎遵循安倍內閣的執政路線，沒有采取任何新動作”：在外交政策方面，給人以“被動”的印象；在經濟金融政策上，又是延續了失敗的“安倍經濟學”。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項昊宇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說，新冠肺炎疫情是壓垮菅義偉的最重要因素。疫情本身對日本社會的實際影響有限，但菅義偉在處理過程中優柔寡斷，瞻前顧後，對外溝通不足，特別是反覆啟動緊急事態，致使人員行動受限，商戶生意慘淡，引發民怨沸騰。
菅義偉放棄參選自民黨總裁的決定其實有跡可尋。8月6日，他在廣島原子彈爆炸紀念活動上致辭時，照著稿子念居然漏掉一整頁，還將“原子彈”錯讀成“核電站”。8月9日又在出席長崎的原子彈爆炸紀念活動時遲到，當時就有傳言說“菅義偉面色黯淡”“懷疑他精神痛苦”。8月22日的橫濱市長選舉則給了菅義偉致命一擊。其“政治恩師”小此木彥三郎之子、前國家公安委員長小此木八郎在得到全黨支援的情況下，仍在菅義偉的“地盤”上慘敗。“橫濱衝擊”致使菅義偉凝聚力大幅下降、無法作為下屆眾議院的“選舉面孔”參加競爭的意見成為主流。
政治遺產“負的多”
美國總統拜登上臺以來，為抗衡中國加大拉攏盟國的力度，這讓原本就不善於處理外交關係的菅義偉政府極速靠近美國，也讓重現改善苗頭的中日關係再次降至冰點。面對乏善可陳的政治表現，“首位與拜登通話的亞洲國家領導人”“首位與拜登面對面會談的外國領導人”也一度被當作是菅義偉的“外交成就”。
拜登 資料圖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4月的日美首腦會談釋出的聯合宣告中，時隔約半個世紀重提所謂“臺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即便是卸任前，菅義偉還抽身遠赴美國，參加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對話（QUAD）”首次面對面峰會，推進印太戰略以遏制中國。據美國彭博社報道，菅義偉出發前宣稱，中國透過提升軍力改變地區現狀的做法威脅到“日本的和平與繁榮”。他還稱，日本將“持續關注中國大陸與臺灣軍事平衡的變化”。
同時也是日本知名臺灣問題專家的岡田充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菅義偉政府試圖將“中國威脅論”異化，等同於“翼贊輿論”（1940年日本為強化法西斯統治渲染的一種論調——編者注）。日美首腦會談的聯合宣告重提臺灣問題，實際上是將日美安保體制的性質從“地區穩定的裝置”變質成“對抗中國的同盟”，而這正是菅義偉留下的最大的政治負資產。
“菅義偉政府幾乎沒有留下什麼正面的政治遺產”。丸川知雄一直擔心菅義偉繼承“安倍經濟學”會給日本經濟帶來毀滅性打擊。而事實果然如此，安倍提出的量化寬鬆政策本是短期應急措施，2012年起實施，直至2014年沒有見效，就應立刻結束，但該政策卻持續9年，菅義偉上臺後也沒有做出任何改變。
此外，不顧國際社會和國內輿論的強烈反對、單方面決定將東京電力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汙染水排放至海洋無疑是菅義偉政府的另一大“政治負資產”。
不惜一切代價舉辦東京奧運會，或許是菅義偉政府很看重的政治遺產，但不巧的是，日本政壇“奧運年首相下臺”的歷史魔咒再次應驗。項昊宇認為，東京奧運在爭議中雖順利舉辦，但適逢國內疫情擴大，也成為菅義偉執政的失分項。深層次看，疫情長期化加劇了日本社會焦躁情緒，菅義偉自然成為民眾不滿的替罪羊。
在小池政就看來，也不能說菅義偉執政一無是處，成立“數字廳”、降低手機費用、減輕年輕人不孕不育治療負擔等都在這位“平民首相”執政期間得到推進。
虛假的“自民黨內有民主”
菅義偉政府的失敗與自民黨內部派閥亂鬥以及其無派閥出身有著密切關係。在此次自民黨總裁選舉中，黨內七大派閥除岸田派統一支援岸田文雄之外，其他派閥均未能就支持者達成共識，這在講究派閥政治的日本政壇實屬罕見。分析認為，這是自民黨內部少壯派和元老派的對立日益突出的具體表現，總裁選舉是一場亂鬥，眾議院選舉也將是一場混戰，日本政壇迎來“多事之秋”。
岡田充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對於黨內議員而言，與其說關心誰能當選總裁，不如說更關心誰能帶領自民黨贏得眾議院屆滿選舉，因為這關乎他們自身的議員席位。菅義偉慘淡的政治表現以及持續走低的支援率，讓很多自民黨議員認定：若由菅義偉帶領參加眾議院選舉，自民黨“必敗無疑”。所以，即使黨內第一大派閥細田派的安倍晉三和黨內第二大派閥麻生派的麻生太郎接連表示支援菅義偉參選，派閥內部依然反對聲浪不斷。尤其是反對“老人政治”的少壯派更是明確表示要跨越派閥支援候選人之一河野太郎，形勢異常混亂。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政治混亂竟然也成了“優勢”。丸川知雄分析說，日本各大電視臺每天播出4位候選人的討論會，讓他們各自發表政見。雖然多數日本國民沒有選舉權，但給外界的感覺是“自民黨內有民主”，這為自民黨參加眾議院選舉起到推動作用。小池政就持有相似看法，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日本政局如此混亂，自民黨卻能利用黨內一系列“新聞”增加曝光機會，引起公眾關注，為眾議院選舉造勢。他還說，很多日本選民知道其他政黨沒有執政能力，只能期待自民黨總裁選舉塵埃落定之後，新政府能強過菅義偉政府。
如果說“無派閥”是菅義偉去年能登上首相寶座的關鍵因素，隨之而來的弊端也迅速凸顯。據日本NHK電視臺報道，由於沒能組成自己的團隊，菅義偉在做很多事情時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諸如“首相不掌握相關資訊”等情況時有發生。日本《朝日新聞》直言，在派閥林立的日本政壇，沒有支持者的人大多以悲劇收場。
談起菅義偉執政的敗因，岡田充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戳到國民內心、引發共情的“溝通表達能力”是每位政治家都應具備的基本素養，可這恰恰是菅義偉的短板。在國際外交場合，這一缺點會被無限放大成為“致命傷”。在今年6月的G7峰會上，菅義偉的“沉默寡言”和其他國家領導人的“談笑風生”形成鮮明對比，菅義偉孤零零地站在最後，沒有任何人與之交談。日本網民瘋狂吐槽說，菅義偉讓日本成了“最低調的國家”，他看起來像是酒店裡的“服務員”。
“過渡首相”，“渡”向何方？
日本民眾對菅義偉的揶揄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對其任期內日本外交成績的不滿。在過去一年，菅義偉政府所採取的積極親美政策和消極的周邊外交政策，導致日中、日韓、日俄等雙邊關係均有不同程度的倒退。
菅義偉雖然被稱為“安倍副本”，但遺憾的是，他似乎從未完成由“內閣官房長官”向“內閣總理大臣”的角色轉變，遇到外交問題跑去“請教”前首相的“壯舉”令人咋舌，給外界“菅義偉內閣裡沒有菅義偉首相”的負面觀感。丸川知雄對比說，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在經濟外交上對中國採取強硬措施，那時的安倍政府尚能保持曖昧態度，由此也和中國保持較為穩定的關係，而拜登政府採取拉攏盟國共同對抗中國後，菅義偉政府為避免矛盾只能選擇加入美國。
項昊宇認為，客觀地看，菅義偉任內中日關係出現急劇下滑，不能完全歸咎於菅義偉本人，而是內外多重因素使然：一方面是因為拜登上臺後美國調整同盟政策，日本加大對美戰略捆綁和依附，另一方面也源於日本政治右傾化和社會保守化的大背景。在中國學者看來，菅義偉的外交缺乏平衡感和靈活性。安倍在大國領導人之間左右逢源，菅義偉則相形見絀。菅義偉任內未能打破日本週邊外交困局，同中朝韓俄四個鄰國關係同時陷於僵冷，凸顯了日本外交的“跛腳鴨”形象。
丸川知雄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美國對華強硬時，日本應與美國保持一定距離，即使受日美同盟關係的限制，也應儘量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否則只能讓東亞形勢更加危險。他進一步說，菅義偉的外交一直是被動的，他沒有主動做出緩和緊張的努力。觀察近期自民黨總裁候選人表態可以發現，河野太郎明顯想改善對華關係，而高市早苗則發表很多刺激中國、引起東亞動盪的言論。
河野太郎 資料圖
項昊宇表示，在對華政策上，菅義偉沿襲了安倍時期“牽制與合作”並重的政策路線，但卻沒有繼承安倍的實用主義手法。菅義偉本身並非“反華”政客，但無論是推動“印太戰略”，還是在釣魚島、涉臺等敏感問題上，其放任國內右翼保守勢力鼓譟“中國威脅”，政策行動基本被“親美派”主導的外務官僚和黨內強硬派牽著走，並未展現個人穩重務實的特點。在具體操作中，他缺乏積極主動同中方高層溝通的意識，也反映出個人外交嗅覺和平衡感的欠缺。
丸川知雄認為，“過渡首相”體現出菅義偉執政的歷史意義，只是到底要“渡”向何方，還要拭目以待。同樣，談及自民黨總裁選情，岡田充分析說，一些輿論看好的“岸田執政”實際上就是“安倍和菅體制”的延伸，岸田文雄在決策時難免也要時常“揣摩”安倍的意思，即使上臺有可能也是短命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