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4月以來，核酸檢測頻頻登上熱搜，有核酸檢測機構違規操作接連被查的原因，其中間雜著一部分輿論質疑：核酸檢測機構牟取了暴利，在“昧著良心賺錢”。
然而，鮮有人調查過，第三方核酸檢測機構究竟盈利幾何？
基於此，《科創板日報》記者一線走訪了上海的核酸取樣亭，並採訪了上海兩家較大規模的醫學檢驗機構負責人李齊、王軍，以及一位正在一線督導的核酸檢測機構工作人員張力。
核酸檢測量吃緊
6月1日，是上海進入72小時常態化核酸檢測的第一天。《科創板日報》記者於當天對上海的幾處核酸取樣亭進行了走訪。
核酸檢測業務量怎麼樣？當記者提及這個問題後，正在核酸檢測亭督查的檢測機構人員張力向《科創板日報》記者展示一段影片：影片中，一位檢測人員的大拇指因長時間“掰蓋子”，骨頭僵硬，大拇指已無法正常彎曲，需要其他同事幫忙，才能把大拇指“掰回來”。
“你能想象嗎？這就是我們的工作量。”張力對記者表示，其所在的第三方檢測機構，本身主要從事優生優育方面的檢測業務，總部也不在上海，今年4月以後，上海的核酸檢測壓力明顯吃緊，他們這才新增了新冠核酸檢測這一新業務，由於人手吃緊，公司不得不調配外地的同事支援上海，後者幾乎一天都在封閉式方艙內，每天的工作除了核酸檢測，就是睡覺。
“早期確實是能賺錢的，但也不至於暴利；目前，勉強能正常運營下去吧。”張力告訴記者，業內已經傳出有幾家檢測機構因為現金流吃緊幾近倒閉。
此刻，記者眼前的核酸檢測點，逐漸出現了人頭熙熙攘攘的景象。
高頻、大量的核酸檢測工作，真的不賺錢嗎？
核酸檢測亭業務拆解
要釐清這一複雜問題，就需要找到“毛線頭”，核酸檢測的“消費終端”，即核酸檢測亭是一個線索。
包括上海在內的許多城市，為實現72小時內完成核酸取樣、檢測、出具報告，興建了大批的核酸檢測點，後者可理解為一種“城市新基建”。以上海為例，為方便市民，全市擬建設15分鐘核酸檢測圈。
這些檢測亭和核酸檢測機構之間有什麼關係？誰在為這些核酸檢測亭買單呢？
記者從一位核酸檢測亭硬體供應商處獲悉，核酸檢測亭這一新業務又可分為兩項內容及兩種採購模式。
從專案內容來看，它首先可分為硬體、檢測服務兩部分。其中，硬體包括了物理空間、硬體裝置，比如空調、消殺裝置等。參與這一硬體供應的有整車企業，比如中通客車（000957.SZ），以鋁合金加工為主業的小加工廠、傢俱廠、空調裝置供應商等；
檢測服務則必須由有資質的第三方核酸檢測機構來運維。
“目前對於核酸檢測站主要有兩種採購模式，一種是將‘硬體裝置’和‘檢測服務’給出打包價，由街道、居委劃出土地，統一交給第三方醫學檢測機構來承辦，再由後者或自建、或其他供應商供應的方式，完成硬體部分的搭建。”該供應商稱，另一種模式則是將這兩部分作為獨立單元，由街道或居委等相關部門，分別招投標、分開採購。
該供應商所服務的檢測點屬於第二種模式。因此，他只需要負責將檢測亭安裝到指定位置、配備好內部硬體裝置、再通上電力，工作就算是完成了。
問及整個硬體裝置的成本，前述供應商透露稱，由於該檢測站內配備了正壓新風系統、消殺系統、過濾系統等等，因此是“比較貴”的。他同時指著不遠處另一個核酸檢測亭，向記者介紹稱，那個點位屬於“統一打包”模式，配得硬體裝置很差，“最多也就1萬塊吧。”
記者順著他指引的方向，走過去一看，“打包價”模式下的核酸取樣站確實“簡陋”很多：鋁合金的框架、拼上了玻璃，再張貼了第三方醫學檢測機構的標識，就算是一個“取樣亭”，內部配置的硬體裝置也相對較為簡單，只有一臺空調算是大件，消毒還需醫護持消毒瓶人工完成。
《科創板日報》記者進一步瞭解到，兩種模式之間，檢測亭的差異主要是由成本導致的。
包括常駐在檢測亭內的醫護人員、維持排隊秩序的工作人員、轉運樣本的物流車和司機，這些都由第三方核酸檢測機構負責。據《科創板日報》記者瞭解，後者的運維壓力明顯要比單純提供硬體吃力得多。
正在現場的張力告訴《科創板日報》記者，由於當天正值常態化核酸檢測第一天，為保障取樣能力，該檢驗所幾乎已“傾巢出動”，只留了三名檢測人員駐守公司大本營。“等到白天的取樣工作結束了，所有人再回到實驗室，加班進行核酸檢測工作。”張力稱。
核酸檢測機構的賬本
“我們已經收到通知，參與建設上海15分鐘核酸取樣圈。”6月1日之前，《科創板日報》記者找到了上海一家規模較大的醫學檢驗中心的負責人李齊，他告訴記者稱，他所在的醫學檢驗中心，主要以“打包價”模式參與其中。
李齊向記者算了一筆賬：
暫不考慮檢測亭的硬體成本，光以核酸取樣業務來計算，檢測中心需要承擔的成本有：人力成本（據李齊，一個取樣點需配備三名人手，其中一名取樣員、一名掃碼員、一名人員現場維護秩序，三人可輪崗工作）、檢測的耗材費用（包括棉籤、核酸試劑、防護服、消毒酒精等）、樣本的轉運費用（包括司機費用、油費、車費等）。
同時，又因為檢測量大，檢測中心自有的醫護數量遠遠不足，取樣點的醫護多是臨時招聘，或是從其他城市緊急調撥入滬的，檢測中心另需負責他們的食宿需求。
“這樣一天下來，光是取樣點的三名醫護，一天的硬開銷就需要3000元，平均每人1000元。”李齊表示。
而目前，根據國家醫保局新規，各省市單人單檢降至不高於每人份16元、多人混檢統一降至不高於每人份5元。
“目前的混管檢測費為3.5元/人份，在滿負荷運作的情況下，一個檢測點位每天可完成的取樣量為100管（10：1混管）。那麼，一個核酸取樣點的日均總營收是3500元。”李齊稱，在扣除3000元的“硬開銷”後，餘下的500元，需要支付轉運車的車費、司機費、實驗室的檢測費等等。
另外，為確保能夠儘快出結果，核酸檢測機構必須提高樣本的轉運速度，這又造成了規模化效益難形成，運輸成本增加。“我們即使再精打細算，也已經捉襟見肘。”李奇稱。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檢測企業還另需承擔核酸檢測亭這一硬體，“能省則省”是比較普遍的選擇。“我們自建的核酸檢測亭成本約在兩三萬之間，到目前為止，是以企業自有資金籌建的。”李奇稱。
對於李齊給出的價格，張力基本表示認可。
他向記者介紹稱，他所在的醫學檢測中心，在每個核酸取樣點配備了2名醫護（省去一名秩序維護員），“如果他們滿負荷工作的話，每天的取樣數量能在1800人份至2800人份之間（平均每人每天的取樣數量約在1000人份至1400人份之間）。”
張力所在的醫學檢驗中心繫以“第二種”模式參與到了15分鐘核酸取樣圈的建設，由於少了“硬體裝置”這一開銷，張力的情況明顯要好很多，但也絕非“暴利”。
“我們的運輸壓力很大，樣本轉運車每天要在各個取樣點之間輪轉4次至5次，為此，我們一共配備了7名司機。”張力稱。
張力還提及稱，他曾計算過，如果一個核酸取樣點的日均核酸取樣量低於1000人份，那麼，該取樣點當日的營收基本上會是虧損的。
“眼下，為了方便市民及時取樣，有些地區加大了核酸取樣點的密度，這樣一來，就需要投放更多的人力，而同時，均攤到每個核酸取樣點的取樣數又變少了，導致有些取樣點的營收無法覆蓋成本。”張力稱，有些檢測機構為避免損失，已開始撤點位。
多數企業現金流：流出＞流入
在走訪中，記者還了解到，多家核酸檢測機構存在現金流吃緊的問題。
“3月末4月初，上海的核酸檢測量激增，我們整個檢測中心為支援上海抗疫工作，公司緊急擴產能，增添了PCR裝置、新建氣膜檢測中心，已經花去了上億元。”李齊說，加上受疫情影響，核酸檢測費用的結算有所拖延、回款速度慢，而各種耗材、硬體卻每天都在花錢，致使公司現金流非常緊張。
《科創板日報》記者查證了部分有醫學檢驗業務的上市公司財報。由於大規模、高頻次的核酸檢測工作集中於今年3月中下旬起開展，因此，相關公司的2021年年報、2022年一季報未能詳盡說明情況，但仍部分反映了一些行業的情況。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Q1，前述公司中的多數企業（潤達醫療、金域醫學、達安基因、譜尼測試）應收票據及賬款的同比增長率要明顯高於營業收入的同比增長率；而這一“倒掛”現象在2021年Q1還未出現。
同時，從2022年Q1與2021年Q1的經營活動現金流淨增長率來看，除譜尼測試、凱普生物外，其餘企業經營活動現金流增速都出現了放緩現象。
也就是說，前述企業可能存在著企業先自行墊付資金，開展檢測的情況。
期待核酸檢測的模式逐漸最佳化
既然不能賺錢，甚至有賠本的可能，檢測機構們又為何要參與其中呢？
上海的另一家第三方醫學檢驗實驗室負責人王軍對《科創板日報》記者稱，這其中也有回應政府需求、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原因。
王軍所在的醫學檢驗實驗室本來規模不大，既有的主營業務系承接公立醫院院內檢驗科的檢驗專案。今年3月，由於上海突發大規模新冠陽性案例，讓全市的核酸檢測能力吃緊，在政府的統一排程之下，該檢驗實驗室開始擴建規模PCR實驗室，並新增了核酸檢測的業務。
還有企業負責人對《科創板日報》記者坦言，這也是出於維護政府關係的考量。
然而，謹小慎微之下，還是有檢測機構“暴雷”了。在北京，有多家核酸檢測機構不惜違規操作、“鋌而走險”。
綜合來看，北京的三起事件，爆的都是同一個雷，這可簡單理解為人為製造假陰性，即將原本需要獨立檢測的5:1或10:1混管取樣樣本，再混管檢測。這樣操作，可減少檢測試劑的使用量，進而降低檢測成本，卻存有因試劑濃度不足，而無法檢測出病毒的可能性。後者一旦發生，那麼，本應被定義成陽性的樣本，會被檢測成陰性，造成假陰性。
對此，李齊對《科創板日報》記者評述稱，少數機構的違規操作，引起了社會輿論對核酸檢測行業的種種誤解。據他所知，這應該只是個案事件。因為，從長遠來看，哪怕可以貪得一時的小利，公司在業內的品牌、信譽以及口碑卻可能被永久毀掉。
王軍也對《科創板日報》記者稱，核酸檢測的頻次比較高，公眾有一些情緒，再加上違規操作的幾家機構，引發了輿情對檢測行業的關注，“我們可以理解”。
王軍對《科創板日報》記者表示，他相信絕大多數的第三方醫學檢驗中心是合規操作的，而爆出的假陽性應是無心的工作失誤。他歡迎媒體記者在合適的時候前往其所在的檢驗中心監督，去親眼看一看檢驗中心是如何工作的。
眼下，在常態化核酸檢測模式下，如何讓檢測中心在合規的前提下，可持續經營下去呢？
李齊給出了自己的建議。他希望政府能夠在保證防疫效果的同時，進一步最佳化15分鐘核酸取樣圈的運營模式，從而減少不必要支出的成本，來提高可持續性。
比如，縮減社群取樣點的服務時間以提高人員效率；利用全社會已建立好的藥店作為核酸取樣點，以節省新建核酸取樣亭、重新配備人力的成本；再比如，適當延長樣本轉運的時間，以節省運輸成本等等。
比較好的訊息是，政府層面已開始對更為上游的核酸檢測試劑集採，下游檢測機構的壓力也將得到部分紓解。
5月30日，天津市醫藥採購中心釋出第十三批核酸檢測相關試劑及配套耗材限價聯動結果。聖湘生物（688289.SH）、之江生物（688317.SH）、天愛醫療等8家國產企業產品中標。其中，聖湘生物的中標價為4.3元，系最高價；之江生物等6家企業的中標價均低於1元。最低中標價的降幅再次重新整理記錄。
張力稱，“如果常態化核酸檢測的價格要降的話，肯定要去降低中下游的試劑的成本，而不能只壓低檢測機構的費用，這樣，整體的檢測成本才能降下來。”
來源：財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