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凌晨，蘇丹過渡政府總理阿卜杜拉·哈姆杜克及夫人、數名過渡政府部長、主權委員會成員和政黨領導人被軍方扣押。軍方領導人、武裝部隊總司令、國家權力機構主權委員會主席阿卜杜勒·法塔赫·布林漢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解散主權委員會和過渡政府，解除各州州長職務，成立新政府。在民眾抗議及國際社會呼籲下，哈姆杜克夫婦26日獲釋歸家，其餘人士仍被扣押於未知地點。
當日，布林漢聲稱此舉並非“政變”，而是修正政治過渡程序，承諾軍方將致力於組建一個獨立的新政府以引導“民主過渡”，直至2023年選舉時還權於民。27日，布林漢又透過官方電視臺宣佈，免除蘇丹駐華、駐美、駐法等6個國家大使的職務。
脆弱的民主過渡程序被突然打斷，觸發蘇丹民眾的憤怒。政變發生後，多個支援過渡政府的政治團體、行業協會，如“自由與變革聯盟”“專業人員協會”，呼籲公眾進行抗議，拒絕軍方釋出的實施緊急狀態和暫停憲法檔案部分條款的宣告。
喀土穆等城市的抗議者們在街道上點燃輪胎，封鎖部分道路和橋樑，越來越多的商店和工廠停業停工，以抵制軍隊推翻過渡政府，維護革命成果。據蘇丹衛生部稱，軍方驅散抗議者的行動已導致7人死亡，至少140人受傷。
蘇丹民眾以極大熱情走上街頭，以生命為代價守護民主過渡程序，與軍方進行一場力量不對稱的抗爭。布林漢則指責政治團體煽動平民反對武裝部隊，為軍隊的所作所為辯護。
對於蘇丹來說，這場政變究竟是救贖國家還是加劇災難？
軍人干政深埋禍根，經濟危機觸發政變
受英國殖民統治留下的南北分治痼疾拖累，自1956年獨立以來，蘇丹經歷了數次軍事政變和兩次內戰。1989年，軍隊強人巴希爾政變上臺，1993年改任總統，並在1996年和2000年的總統大選中連任。2005年蘇丹第二次內戰結束後，巴希爾繼任總統。隨著2011年南蘇丹共和國獨立，蘇丹失去了四分之一的土地和豐富的石油等礦產資源，國家經濟陷入停滯。
單一的經濟結構，落後的工業基礎，複雜的種族和宗教矛盾，持久的無能統治和政治混亂，外加延續幾十年的國際封鎖和制裁，導致蘇丹持續積貧積弱，上下不滿。2019年4月，蘇丹軍方發動政變，罷免巴希爾併成立軍事過渡委員會。同年8月，過渡軍事委員會宣佈組建11名軍方代表和平民代表組成的聯合主權委員會，負責國家民主轉型。根據權力分享協議，主權委員會包括由過渡時期軍事委員會選出的5名成員、主要反對派聯盟挑選的5名成員，以及雙方同意的另一名成員。主權委員會由軍方人員擔任主席，任期18個月，此後則由文職人員擔任這一職位，直至過渡時期結束。布林漢代表軍方擔任委員會主席，哈姆杜克被任命為過渡政府總理。
多年以來，軍方對國家政治的深度參與，讓文官與軍官的關係異常緊張。過渡程序啟動後，高階軍官始終操縱著過渡程序，以免失去特權地位，喪失攫取經濟利益的機會，因為軍方控制著經濟創收的關鍵部門，如港口、金礦和牲畜出口。文官政府為了與軍方對抗，推動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2019年革命期間軍方所犯暴行，激化雙方矛盾。
此外，文官政府打擊腐敗和取締非法交易，也成為影響雙方脆弱平衡的另一因素。因為軍方不僅控制著相當比例的國家預算，軍方公司還享有稅收減免等優待，且經常被指控在承包專案中貪汙腐敗。
除了黨派紛爭，過渡政府還面臨嚴重的民生危機。隨著近期經濟危機的升級，蘇丹通貨膨脹率超過400%，燃料、水和食品價格上漲，小麥和藥品短缺。軍方則藉機指責文官政府無法向蘇丹人民提供基本的商品和服務。9月21日，裝甲部隊奧斯曼少將領導的大約40名軍人發動政變，企圖奪權，此次政變被過渡政府挫敗。隨後布林漢發表講話稱：“有人試圖坐穩權力寶座，但我們尚未看到政治力量談論選舉或民之關切，解決民之擔憂。”
政變奪權重走老路 國家再陷雙重危機
很顯然，軍方以“治理無能”為由發動政變，意在打擊文官政府，以便重新洗牌，鞏固軍方對國家各方面的掌控。但是，這種與民主政治大潮背道而馳的老式政變，只能導致蘇丹軍方自我孤立，進而加劇國家經濟危機和國際困境。據報道，布林漢在政變前兩天曾會見美國駐非洲之角特使傑弗裡·費爾特曼，提到因與文官政府關係緊張，軍方“或許將採取措施”。政變發生後，已離開蘇丹的費爾特曼對政變“極度震驚”，並稱 “軍管違反蘇丹憲法宣言，並使美國援助面臨風險”。
分析人士認為，除了傳統的輿論批評、停止提供經濟和金融援助、威脅制裁涉事軍官，受制於30多年外交中斷的影響，拜登政府對蘇丹政變的干預力度有限。2020年12月，美國政府將蘇丹從“支恐國家”中移除，這原本有利於蘇丹爭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減免，換取國際社會的經濟援助；但是，政變導致美國態度趨於強硬，將重創蘇丹軍政府，並加劇蘇丹當前的經濟困境。因為蘇丹所依賴的國際財政支援，取決於是否能向文官統治和平過渡，美國法律規定政府不得向推翻民主政治程序的執政政權提供任何援助。
事實上，政變發生後，美國已宣佈停止向蘇丹提供價值7.5億美元的援助。這對蘇丹無疑是雪上加霜，因為不僅這筆援助本身至關重要，而且華盛頓的這一姿態，勢必影響其他國家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開發和融資機構的相關政策。歐盟已跟進美國立場並表示，如果蘇丹局勢不能立即恢復，歐盟會暫停財政援助。非洲聯盟也在10月27日宣佈暫停蘇丹會員資格。如果軍事接管政權導致暴力騷亂延續下去，蘇丹必然陷入政治危機和人道主義危機的雙重災難。
地區國家對這場政變的態度各不相同。據悉，布林漢發動政變前得到了埃及和沙特的支援。布林漢與埃及總統塞西個人關係密切，在埃及與衣索比亞的復興大壩爭端中，夾在中間的蘇丹傾向於埃及。塞西支援布林漢政變，除了國家利益，也能給自己當年透過政變推翻民選政府進行合理性背書。至於包括沙特在內的一些海灣阿拉伯國家，則希望未來蘇丹新政府能加入自己的陣營，以對抗伊朗，遏制“什葉派之弧”勢力向非洲之角的擴張。以色列在去年與蘇丹實現關係正常化後，積極開展以農業為重點對蘇外交，願意在紅海周邊扶持一個新夥伴。
聯合國安理會10月26日結束關於蘇丹事變的閉門會議，但是沒有達成一致立場。俄羅斯代表波利安斯基當天表示，不應將蘇丹事態描述為“政變”，而應由蘇丹人民自己定義。但是，蘇丹各地的示威抗議顯然已經說明了問題，即布林漢政變缺失合法性。
此外，蘇丹兩個最大反叛團體——達爾富爾的“蘇丹解放軍運動”和南科爾多凡州努巴山區的“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對過渡政府較為信任，軍方奪權後，威脅將重新與這兩支武裝進行較量，無疑，這場政變豪賭將使蘇丹人民面臨更多的血光之災。
一位蘇丹民眾控訴：“人們今天憤怒的原因，首先是食不果腹，有時甚至無法養活孩子，汽車裡也不再有汽油。”面對這場政變，國際社會應該同情和支援無辜的蘇丹人民，而不是同情政治博弈中的任何一方。長期被經濟困境和政治僵化束縛的蘇丹，經歷過短暫“光榮革命”並取得些許進展後，政治轉型又遭逢新的挑戰，何其不幸。（作者簡介：劉奕辰，浙江外國語學院環地中海研究院阿拉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