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崗坪懷舊
劉學兵
記得我還是一個小學生的時候，幾乎每年的清明節都要去烈士墓祭奠烈士。
同學們在老師的帶領下，穿著整潔的衣服，繫著鮮豔的紅領巾，步行十多里山路，來到木洞鎮保安村的青崗坪，那裡長眠著為解放木洞而犧牲的四位烈士。四月的空氣裡還殘留著各種花香，陽光像是被夜晚的春雨清洗了一遍，格外明媚和耀眼。我們高唱著“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繼承革命前輩的光榮傳統······”我們清除烈士墓周邊的雜草，把祭臺打掃乾淨。
然後，我們安靜地圍在烈士墓周圍，聽老師講烈士的英勇事蹟。
遺憾的是，我真的忘記當年老師講了烈士們的哪些英雄事蹟。多年過後，我依然不知道那四位烈士姓字名誰。我曾無數次乘車路過烈士墓，看見墓碑在車窗外一閃而過。但是今天，我在這裡下了車，緩步來到烈士墓前，終於看清了墓碑上面的的字。這是雙人合葬的烈士墓，有四位烈士長眠於此。一米高的黑色大理石墓碑上刻著他們的名字：朱振華、尤貴成、李大發、王會勳。十二個平凡的文字，四個不朽的名字。如今，我在你們身邊，我的心也在你們身邊。
我曾經翻閱諸多關於木洞的史料典籍，想尋找四位烈士的英雄事蹟。但是，所有的記載，就像他們墓碑上的文字那樣簡單。姓名，出生年月，犧牲的時間及地點。如此而已。而烈士們的英勇事蹟，就像散盡的硝煙一樣，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
我在墓旁肅然而立。周圍的群眾都十分好奇。問我是不是烈士的親戚，還問我是不是烈士的後人。我均搖搖頭說不是。由此他們更加好奇，說每年清明節來祭奠烈士的有很多人，有中小學生，有青年團員，還有自發組織起來的群眾，還有來宣誓新黨員，幾乎都是以集體的形式祭奠，但從來沒有看見某一個人獨自來祭奠烈士的，你和烈士什麼關係呢？
我和烈士們非親非故，的確沒什麼關係。
可是，誰又能說，我和烈士們沒有關係呢？
我問了周圍幾個村民，想了解烈士們的情況。他們的說法大同小異，都說是解放木洞的時候犧牲的。再問細節，均搖頭不知。
幾個年紀較大的村民說了一個大概。1949年11月27日晚上，二野大軍在進軍重慶的時候，路過木洞場，遇到了一路潰逃到這裡的國民黨殘兵，經過短暫的戰鬥，把敵人趕過了長江。但是，在追殲敵人的過程中，有四位戰士不幸犧牲在進出木洞場口的那一級級向上的臺階上，他們就是朱振華、尤貴成、李大發和王會勳。後來，烈士們被當地群眾安葬在木洞青崗坪的簡易公路旁邊。再後來，木洞人民政府成立，在劃分城區路段的時候，把當年戰士們追敵經過的街道命名為解放路，四位戰士犧牲的地方是整個解放路的起始地段。說這些的時候，村民們一再聲稱這是老輩子們說的，到底是不是這樣，拿不準。
從烈士墓回來，我又來到了解放路。
這裡是木洞場口，當年，二野的解放軍就是從這個地方最先踏進木洞場。據老人們講，解放前，從江邊的八洞橋過來，到這裡就是一級一級向上的青石板臺階，一直通到場上青石板鋪就的街道。
但是，現在的木洞場口，已經不是從前的木洞場口了。說確切一點，木洞場口現在已經消失了，它成了木洞河街濱江路的一部分，成了市民們休閒娛樂的好地方。這裡花團錦簇，香氣四溢，孩子們在大人的陪伴下牙牙學語，蹣跚學步，老人們在這裡下棋娛樂，鍛鍊身體。解放路依然在，解放路上的青石板也還在，一切都顯得那麼幽靜，整個解放路好像都陷入了沉思。不時有情侶相擁而過，竊竊私語。我走在這些青石板上，耳畔彷彿還響著當年密集的槍聲和喊殺聲，以及那些亡命奔逃而擁擠在一起散亂的腳步聲。
烈士們的事蹟真的是太少了。他們是哪裡人？是胖是瘦是高是矮？什麼時候入伍？參加過什麼戰鬥？他們有家人嗎？家人知道他們犧牲了嗎？他們犧牲的時候有沒有什麼遺言衣物留下？這一個又一個的問號敲打著我。
我找到了李元烈老師。
我和李元烈老師是三十多年的老朋友了。在過去的三十年裡，我們只見過一次，準確說，也就是我們認識時的唯一一次見面。那時候我十八九歲，一個對文學痴痴追求的青年。而李元烈老師也才三十多歲的樣子，是仰山鄉文化站的站長，是前輩。在木洞鎮郵局，我們因為共同投寄文稿相識了，談得很是投機。可是，由於沒有留下聯絡方式，在以後的三十年裡，我們完全失去了聯絡，直到前不久才偶然聯絡上。李元烈老師現在已經退休在家，並且致力於重慶民俗研究，出版了一本《重慶方言詞典》，在業界很受關注。
我向李元烈老師請教解放木洞的事情，同時提到了犧牲的四位烈士。李老師告訴我，他原來有一些文獻資料，但是在一次搬家途中丟失了。不過，他還能記起某些細節。我欣喜至極，忙讓他給講一下，憑著記憶，能講多少是多少。
想不到，李老師記憶中四位烈士犧牲的情形村民們講的完全不一樣。
李老師告訴我，四位犧牲的烈士是救小孩子犧牲的。當時的木洞場上，有一個地方叫埡口，埡口有一座碉樓（現在還儲存完好），潰逃的國民黨士兵躲進碉樓裡，被追趕的人民解放軍朱振華所在的先頭部隊一個衝鋒就打下來了，佔領了碉樓，然後守在碉堡裡繼續阻擊國軍殘兵。
當時，碉樓周圍還有居住的群眾，零星的戰鬥並沒有引起他們的警覺，有幾個小孩甚至還在碉堡外面玩耍嬉戲。碉樓裡面的朱振華等四名戰士見情況危急，便從碉堡裡衝出來救孩子，結果和陸續潰逃過來的敵人發生槍戰，最終導致四名戰士犧牲。
這個似乎也合情合理，因為我們的軍隊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我們的戰士都是來自老百姓，他們的心裡自然裝著人民，人民的利益至上，在危急情況下營救孩子，說得過去。
可是，李老師告訴我，有兩個戰士當時並沒有犧牲，還有氣息，為了不影響部隊追擊逃敵，為了不讓後面潰逃來的敵人發現自己，他們主動要求將自己埋掉。沒有犧牲就要求戰友埋葬自己，這就像在某些影視裡受傷後不能及時脫身的戰士請求戰友給自己補一槍的情節，但是，埋葬比補一槍更殘酷。據說，戰友們最先把四位烈士埋在附近一個叫左山的山坡上，後來為了祭奠方便，新生的人民政府才將烈士們的遺骸遷葬在了公路旁邊。我對這種說法是持懷疑態度的。1949年11月的時候，全國大部分地區已經解放，二野橫掃大西南，這麼多部隊行軍打仗，醫療設施裝置雖然不及現在先進，但是肯定會及時跟進的。反圍剿和長征的時候，很多受傷的戰士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治療而犧牲，但十多年過後，解放軍各個部隊都有了自己的後勤醫院，受傷的戰士可以得到及時救治，死亡率已經大大降低。在解放木洞的戰鬥中，戰士受傷後，是完全可以得到及時救治的，不可能還沒有犧牲就掩埋，就算不能及時救治，也可以在當地群眾家裡養傷，也可以由政府來施救。唯一能夠合理的解釋，就是四位戰士傷重不治，為木洞的解放，為全國的解放流盡了最後一滴血，長眠在這綠水青山之間。
帶著疑問，我又向李元烈老師求證。
他明確告訴我，年紀老一輩都是這麼說的，受傷的戰士確實是在沒有犧牲之前要求戰友埋掉自己。我說了自己的疑問。李老師也存在這樣的疑問，並且據此猜測，可能是部隊有紀律，不允許私自留下，或者，是怕在群眾家裡被後面潰逃來的敵人發現，給群眾帶來麻煩。我還是心存疑問，又問了幾個老人，他們的說法和李元烈老師說的一樣。
我的心受到了強烈的震撼。莫非確實如此？
我常常站在河街凝望長江。如今的木洞，當然不能和七十多年前相比了。八百米河街已經完全恢復，再現了“水國舟中市”的熱鬧場景，老街也在修葺與恢復之中。在夏天的夜晚，在河街放眼望去，長江在月光中平靜而朦朧，水面上不時傳來一聲咕嘟，再傳來一聲咕嘟，似乎是一條魚在水面上愜意地吐了一口氣，然後就快活地不知道游到什麼地方去了。
這份美好的寧靜啊。
（作者系巴南區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