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丹麥媒體當地時間5月30日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域性監視、監聽歐盟多國政要後，歐洲各國政要均對此表示不滿。
德國聯邦議院外交委員會議員亞歷山大·庫裡茨接受總檯記者專訪表示，對於大多數德國人來說，美國、丹麥這種做法是一種公眾輿論都認為的背叛。
是“合作”還是利用？
丹麥允許美國國家安全域性監控所有透過丹麥境內的光纜所傳輸的資訊來交換美國Xkeyscore情報資料收集和分析系統的使用權。他們一起在丹麥境內多個地點建立資訊擷取點，然後把擷取的資訊傳輸到一個秘密的資料中心，由美國國家安全域性和丹麥國防情報局的專家一起來合作分析這些海量資料。由於很多國家，包括俄羅斯、瑞典、挪威、德國、法國、荷蘭的光纜都會經過丹麥，所以這些國家的資訊都可能被美國獲取。
其實在半年前，即2020年11月丹麥媒體就報道過美國國家安全域性借和丹麥國防情報局合作的機會對丹麥實施監控，美國國家安全域性監視的目標包括丹麥財政部、外交部以及丹麥防務企業特瑪(Terma)公司，而後者也是F-35戰機零件提供商。當時丹麥媒體的揭露並沒有在歐洲引起軒然大波。
根據美國國家安全域性前員工斯諾登在2013年公之於眾的機密內部檔案，美國從2002年開始就一直在監聽德國總理默克爾的手機。正是因為斯諾登所公佈的那些資訊，丹麥國防情報局在2014年開啟了一個代號為“鄧哈默行動”的秘密調查，來調查美國國家安全域性在和丹麥國防情報局合作期間到底都收集了哪些資訊。
丹麥情報部門隱瞞對美調查結果
“鄧哈默行動”在2015年結束。最終的調查報告顯示，美國利用和丹麥的情報合作來監聽丹麥的盟友。美國以歐洲政客和高階官員的電話號碼為監控的關鍵詞，來獲得他們的電話接收和傳送出去的所有資訊。但是丹麥國防情報局的領導看了這份報告之後就把它鎖進了抽屜裡，以後再也沒有提起過。
2018年，“鄧哈默行動”工作小組的一名工作人員對於自己的報告遞交上去之後石沉大海這件事非常不滿，便決定揭露此事，把丹麥國防情報局告到了丹麥情報工作監管機構。雖然監管機構多次要求國防情報局提供資訊，但一直到2019年，該部門才開始配合監管機構的工作。最終2019年底，調查工作結束後，丹麥情報工作監管機構對國防情報局的工作提出了歷史上最嚴厲的批評，其中一條重要指控便是“未能對可能的外國間諜活動進行進一步的跟進調查”，此次調查導致了丹麥國防情報局局長和多個官員被革職。
到了今年5月，9名見過“鄧哈默行動”報告的人匿名向丹麥媒體爆料了該報告裡的內容。確認美國國家安全域性透過和丹麥國防情報局的合作，監聽瑞典、挪威、德國和法國大量的政要、政府高階官員和商界人士的手機通訊資訊。但是他們沒有透露具體哪些人被監聽。其中一名爆料人表示，就是“情報部門通常感興趣的領域的那些人。”這次曝光使鎖在抽屜裡的檔案被眾人周知。
一份特殊的合作協議
其實早在去年9月，丹麥報紙《柏林斯克》(Berlingske)就揭露了美國和丹麥之間的一項協議。這份協議20多年來一直鎖在丹麥國防情報局的保險櫃中。協議表示，允許美國使用丹麥通訊電纜。副本上則是要求歷任國防大臣簽名以表明他們知悉此事，所有國防大臣都必須在同一張紙上簽名。該協議使美國當局有機會使用丹麥的通訊電纜，並用Xkeyscore系統從光纜搜尋資料。
這份協議源於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1997年訪問丹麥的時候。克林頓也是有史以來第一位訪問丹麥的美國總統。在那年夏天，美國和丹麥之間達成了一項非常特殊的協議：美國國家安全域性透過丹麥國防情報局獲得從通訊電纜訪問原始資料的許可權。對於這份協議，丹麥政府部長、高階官員和丹麥國防情報局成功隱瞞了二十多年。
對於丹麥的“幫兇”行為，德國聯邦議院外交委員會議員亞歷山大·庫裡茨表示，希望美國不要濫用盟友的信任。
學者：美國監聽世界是“公開的秘密”
同半年前的態度不一樣的是，這次瑞典國防大臣胡爾特奎斯特的反應比上次強烈了很多，他表示已經聯絡了丹麥國防部並且要求對方給出明確的回覆：這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的話，具體都有哪些瑞典人被監聽了？他表示瑞典無法接受親密盟友之間如此監聽行為，這是一個“原則問題”。
不過瑞典情報分析學教授威廉·阿格里爾(Wilhelm Agrell)接受瑞典媒體採訪時表示，瑞典國防大臣等官員的“震驚”都是裝出來的。他說：“政客們對外肯定得表示得很震驚、很憤怒並要求徹查，但事實上他們早就知道這事情在發生了。”威廉表示，早在去年瑞典就知道美國在丹麥的幫助下在竊聽瑞典國防機密了，現在爆料的資訊只是表示竊聽的範圍比我們之前知道的更廣一些而已。斯諾登公佈的檔案顯示美國一直在竊聽世界各國，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
威廉指出，美國國家安全域性跟瑞典國防電波局(FRA)也是有合作的，而且合作方式和內容跟他們與丹麥國防情報局的合作是一樣的。所以大家完全清楚合作意味著什麼的。在合作中，美國是不允許竊聽合作國的資訊的，但是他完全可以在和瑞典國防電波局的合作中竊聽丹麥的資訊，然後在和丹麥國防情報局的合作中竊聽瑞典的資訊。正是透過這種合作方式，美國國家安全域性讓歐洲國家相互監視。美國利用盟友的信任獲得了大量自己想要的資訊。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說：“做美國的敵人是危險的，而做美國的盟友則是致命的。”雖然，美國傳統的政治和外交精英一再宣揚美全球霸權的最重要基礎是“盟友體系”，但實質上在美國外交史上經常會出現為了自身利益不顧盟友安危的情況，由此可見其“盟友體系”只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