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世界上每個國家的公民和執政者來說，錢的流通肯定是當朝財政需要付出較大精力的一個方向所在。
政府一方面要安排足夠多的職務供應社會上的百姓工作，不僅要利用大眾的力量實現社會發展的推進，還要有序地規範群眾的行為準則。
另一方面社會上的百姓也需要透過參加工作獲得報酬，滿足自己日益增長的物質和精神文化需求，同時為了獲得更高的報酬會不斷豐富自己的能力提高對自己的要求，這樣一來兩者各取所需，社會也能平穩快速的執行。
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不免出現幾個漏網之魚，他們渴望不勞而獲，不僅遊手好閒不做工作，反而還天天做著發大財的春秋大夢，這也就使他們走上了另一條極端的道路—造假幣。
假幣包括洗錢的危害不僅在社會上營造了不良風氣，更對我國的貨幣政策有所衝擊，雖然在現代科技的幫助下假幣制造行業遭到了嚴厲的打擊，可仍屢禁不止，相比之下古代的造假行為就顯得少了好多，這又是為什麼。
中國紙幣的誕生
中國作為擁有5000年曆史文化的文明古國，我國早在1000多年前的宋朝就已發行並在全國領域內流通紙幣。
在此之前我國各個朝代也一直透過沿用銀兩、金條等其他等價貨幣作為社會用於公平交易買賣的流通物，我國也算得上世界上最早使用並製造紙幣的國家。
在一部部熱播的影視劇作中，我們也經常看到店小二拿著富豪客人遞給的幾粒碎銀樂呵呵地跑到後廚炫耀。
雖然普通的銀兩製作和流通更為便捷個廣泛，不過正是因為不易儲存且衡量價值存在偏差、易於造假等多種因素，紙幣的出現和盛行也是勢在必行的結果。
只不過一開始在北宋統治者製造流通紙幣之時，不少的官宦商人劍走偏鋒，幹起了偽造交子的營生，在流傳紙幣的前二十年中，各地交子造假事件層出不窮。
甚至嚴重之時各地用來印製交子的紙張質量更是雜亂無章、糙紙層出不窮，北宋統治者甚至也一度想要廢除交子使用。
然而既然出現了問題統治者肯定不會想著如何廢除新制度，在一次次皇上召集大臣官吏商討如何規範紙幣使用後，北宋也行成了一套比較完備的紙幣生產流通執行體系。
一方面要規範限制造錢紙張的流通，不論是古代還是現代紙幣的製造材料和其他紙張都存在著本質上的不同，宋朝當時統一了紙幣制造材料為昂貴的川紙，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偽造的成本，讓許多渴望不勞而獲的人心生退意。
這另一方面就是對造錢廠所有員工行為進行規範，不僅強行遣散了原先舊造錢廠的員工，同時對新造錢廠的員工雖然給與金錢上的豐厚獎勵，但是對他們的家庭可謂是長期監管，甚至有人戲說連上廁所、吃飯都有人看管，到死也不自由。
嚴格的防偽技術
俗話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雖然紙幣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假幣氾濫的制約，可朝廷的迅速反應還是及時遏制了這場假幣盛行的不正之風。
除了上述的兩種方法，宋朝統治者也發覺要想根治假幣之風，僅靠提升原材料的標準還遠遠不夠，因此朝廷便將印刷術進行更新。朝堂官員從製作流程和防偽技術上都進行了再一次的改進。
首先就是摒棄了原有的木質印刷方式，採用銅製印刷技術不但對造錢的器具進行了改進，而且非正規官員對銅版刻印的方法和使用技巧並不瞭解，這就大大加大了想造假的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
與此同時，經過時間的發展和屢次與假幣的鬥爭，多色套印、加蓋印鑑、改變錢幣圖案一併使用。
要知道多色套印這一技術直到現在仍被各國廣泛使用到製作鈔票中，可早在1000多年前的大宋朝，我們就掌握了這門技藝，可見當時古人的智慧和超乎世界的手工藝技術。
而且透過改變紙幣圖案和色彩、定期更換新鈔，對舊鈔及時銷燬和禁用，最嚴謹的還不止如此，紙鈔上所印製的花紋、人物的形象的顏色都是有嚴格的上色順序，而這一套流程和顏色新增技術也是朝廷內部絕密的保密事項。
利用這套流程製作的紙幣和平常隨意上色產出的紙幣雖然沒有太大不同，但仍能從顏色的差別看出紙幣的真偽。
所以在這一套流程下，即使是想做假幣也要掂量掂量這些流程下來能不能取得收益，很多造假者不但受到嚴厲打擊，還有很多因為假幣流通不出而被迫放棄，久而久之假幣行業製造也就不復存在了。
強大震懾的脅迫之力
除了以上朝廷從製造層面對紙幣制作做出的一系列行為規範和改進外，強化對假幣的管理措施對於規範紙幣流通、從源頭上有效遏制假幣的產生和盛行也是極其重要的，因此在宋朝每張製作的紙幣上都清清楚楚寫著四個大字—偽造者死。
除去宋朝印製的這四個大字，更有別的朝代將當朝的法律法規和對偽造票據的一些懲處措施印製到票據的頂端，以確保只要是拿到紙質票據的使用者第一眼就能看到朝廷制定的法律法規。
從思想和精神上給予想要違法者震懾和提醒，避免有心者不要以身試法，過好自己和平安穩的社會生活即可。可以說朝廷按照如此的印製方法也算下了一筆極大的賭注，他們希望透過紙面上嚴苛刑罰的約束從而制約假幣行為的產生與氾濫。
試想如果是家纏萬貫的富貴人家怎麼會為了區區這些銀兩放棄好生活踏上違法亂紀的賊船，而像一些家中貧寒的普通百姓，做錢幣造假的買賣要付出的時間精力和金錢成本更大。
且不說這些貧苦百姓能不能承擔得起慘痛的代價經歷，就連前期的準備工作，這些普通百姓也湊不夠足夠的資金進行策劃。
所以說朝廷的方法可謂是一舉兩得，不過不得不說在古代真正被查證到有偽造錢票的行為也是個別極少數，所以談到懲處和賞罰也就需要辯證對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