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軒

日本老齡化雖重,但“幾十萬人組團來華養老”只是噱頭 | 新京報專欄

由 顓孫佳悅 釋出於 綜合

日本的老齡化程度雄踞世界榜首,已成全球標本,但“組團來華養老”並無現實可能性。

“幾十萬日本老人要組團來中國養老”的訊息於近日在網路上傳播,但隨後被媒體查證為假訊息。圖/網路截圖

文 | 張智新

近日,一則“幾十萬日本老人要組團來中國養老”的訊息在自媒體上傳播。有媒體深入查證後發現,該訊息不僅沒有得到官方證實,丟擲所謂“日本老年人赴中國養老五年規劃”的兩個機構,也被證明是未獲登記認可的“野雞”社團甚至非法社團。

該訊息已被闢謠,其背後反映出來的日本老齡化問題卻也相當嚴重。而在人口老齡化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普遍問題時,相關話題無疑也有其現實意義。但即便如此,限於社會文化差異、養老制度不同等多種因素,“日本老人組團來中國養老”,也不具可行性。

2021年9月20日,日本敬老日,日本老人走在東京街上。日本內政部資料顯示,其老年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上升到29.1%,在全球201個國家和地區中最高。圖/IC photo

全球標本,日本超老齡化不可遏制

這些年,對於日本的老齡化問題,我國社會可謂婦孺皆知。畢竟,日本的老齡化程度雄踞世界榜首,且已經成為全球標本,國內輿論這些年也對此持續關注。

但是,對於日本社會到底老齡化到了什麼程度,經歷了哪些過程,又有哪些成因,公眾卻未必特別關注。

總體來說,日本社會老齡化有四大特點,即超老齡化、富裕老齡化、後工業化老齡化和大都市化老齡化。

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數量超過7%時,就表示這個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化,而當這一資料超過20%時,則意味著進入超老齡化。

日本總務省公佈的最新資料顯示,日本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所佔比例高達29.1%,較之排在第二位的義大利高了7個百分點,而中國“七普”資料則為13.5%。

這意味著,人們過去常說每4個日本人中就有一個65歲以上的老人,很快就會變成每3個人中就有1個。

而且,據日本國內權威研究機構預測,到2065年日本人口將繼續減少到8810萬,僅剩目前的三分之二;75歲以上人口將佔到25.5%,100歲以上人口將達到54.7萬。這完全是加強版的超老齡化了。

日本老齡化程序,從其實現經濟騰飛的上個世紀70年代就已開始,到上個世紀90年代初時,開始進入中等老齡化,也就是我國今天的老齡化程度。當時,日本人均GDP已近4萬美元。

所以,日本的老齡化程序,是在其進入富裕國家行列後開始的。而當其進入中等老齡化程序時,已經是全世界最發達最富裕國家之一,是地道的“富而後老”。

時至今日,儘管日本經濟經歷過停滯的20年甚或30年,但其人均GDP仍然超過4萬美元,而衡量其經濟社會發展程度的人類發展指數(HDI)則高達0.915,位列世界第19位,相對靠前。

聯合國推出的這一指數,系由預期壽命、成人識字率和人均GDP的對數三個指標構成,較之單純的GDP或人均GNP更為科學,也更為世界所接受。

當前,日本的第三產業,也即俗稱的服務業,GDP佔比超過70%,已經是地道的後工業社會。其城鎮化比例也超過93%,且人口主要分佈在以三大都市圈為代表的大都市區。

這種城市化特別是大都市化、後工業化,都是日本人口生育意願下降的大背景。上世紀90年代,日本就進入了所謂的“低慾望社會”,高房價、高養育成本、高就業壓力等,均成為日本年輕人不願意生育的直接誘因。

2020年2月12日,日本新潟縣,一名112歲老人獲得“世界最長壽男性”的吉尼斯世界紀錄認證。隨著人均壽命的提高,日本政府也推行了延遲退休政策,以彌補社會勞動力不足。圖/IC photo

“老齡麻煩”,也有日本政策失誤因素

在老齡化已經成為全球普遍性問題的當前,日本無疑是一個研究老齡化的重要參照物件。這既包括借鑑其應對深度老齡化的一些成功經驗,也有其某些政策不當的反面教訓。

儘管日本仍然在加速走向超老齡化,但這並不意味著其應對少子化、老齡化的政策就完全失敗或者一無是處。實際上,日本政府近年來在此方面也一直在努力。

比如,日本加速推進免費公共服務,其在教育、養老、高速公路免費等方面推出的政府補貼甚至免費政策,對於提升民眾生育意願就有一定成效。

此外,推進延遲退休、鼓勵女性就業、鼓勵市民下鄉等政策,也頗具針對性。比如,日本在安倍執政時期就已將退休年齡延遲到70歲,其社會成效值得期待。

當然,日本也有一些政策失誤的教訓值得警惕。

比如,大都市圈特別是東京都市圈的人口高度聚集,雖然成為其經濟恢復和吸納就業的重大引擎,但隨之而來的高房價、高生活成本等,也成為養老問題和低生育意願的淵藪。

而名古屋、關西都市圈的人口則在下降,廣大農村和小城鎮人口銳減,帶來設施閒置甚至蕭條等相關社會問題,與東京都市圈的一枝獨秀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也可以成為他國城鎮化建設的經驗教訓。

此外,消費稅改革成了日本政府進退維谷的難題,經濟發展動力後繼乏力,進而導致整體景氣程度不高,無疑進一步加劇生育意願的下降和養老問題的惡化,也是一大反面教訓。

而日本政府對海外人才的引進,也吞吞吐吐遲滯不前,無疑也是其無法彌補社會勞動力不足的重要因素。這些,都是亟須日本政府及早著手解決的現實問題。

2012年5月8日,一位對著鏡頭做鬼臉的日本老人。超老齡化的社會現實,也在方方面面考驗著日本政府的公共政策。圖/IC photo

只是噱頭,組團來華養老不現實

事實上,類似“日本老人組團來中國養老”的謠言,近年來可謂接二連三,每次都能吸引諸多社會關注。畢竟,“中日關係”“老齡化”“跨國養老”之類關鍵詞,哪一個都是熱詞。

而這類問題在當前廣受關注,更在於全球疫情形勢仍未見底,國內經濟發展也面臨諸多調整的現實背景下,不少民間資本都在苦尋投資新熱點。

對此,一些別有用心的“野雞”研究機構或山寨社團也瞭然於心,趁機制造噱頭、散佈謠言,目的無非是“挖坑”,等著不明真相的投資者和普通民眾往裡跳。

其實,稍具常識和理性的人就明白這類謠言的段位實在不高,簡直可謂漏洞百出。

首先,即使日本真有龐大的海外養老需求,我國當前是否能承接這一需求也是一個問題。

無論從中日兩國之間的合作框架,還是從國家應對養老的宏觀政策、法律、制度等來看,抑或當前我國養老市場供給現狀,都尚不具備大規模承接海外養老、特別是海外中高階養老的市場能力。

而近年來的雙邊關係,也會影響到廣大日本銀髮族的選擇。尤其是社會文化等方面差異甚大,養老制度更是大不相同,如要跨國銜接,可以說是“萬里長征”還沒有走出第一步。

更何況,日本的老齡化程序由來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70年代就開始的輕度老齡化程序,近20年來這一程序仍在不斷加速。但是,在這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日本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並未積極尋求過海外養老。

此次謠言雖然段位不高,噱頭也可謂低階,但敏感點還是找得很準的。這既在於中日關係的敏感,更在於日本少子化、老齡化甚至可謂超老齡化問題這一更大的敏感點。而其背後,則是因為我國也正在加速走向老齡社會。

總之,無論是從我國的養老市場供給情況,還是日本的社會文化現實來看,“幾十萬日本老人要組團來中國養老”,都沒有可能性。這樣的謠言與噱頭當然不可取,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日本“老齡麻煩”背後的真問題。

新京報特約撰稿人丨張智新(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

編輯丨何睿

校對丨吳興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