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編譯 袁 野
羅訴韋德案被推翻至今，墮胎已在美國13個州被禁止，在十幾個州受到限制。一些州仍在進行激烈的法律戰。人們可能看到某個州今天禁止墮胎，第二天解禁，兩週後再次禁止墮胎。
身處巨大的漩渦，美國的醫生們深感無力和沮喪。他們害怕觸犯不斷變化的法律，有時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患者身處險境，卻無法施以援手。一些醫生決定離開收緊政策的州，甚至徹底離開醫療行業。
“我們毀了這些家庭”
48歲的婦科大夫阿里扎·沙姆希拉茲在得克薩斯州結婚生子，過著平靜的生活。得州通過了墮胎禁令後，他的工作開始變得一團糟。
一對夫婦向沙姆希拉茲求救。迫於禁令，他不得不將他們拒之門外。
這名懷孕21周的妻子所懷的同卵雙胞胎共用一個胎盤，其中一個胎兒幾乎確定活不下來，如果不加以干預，另一個可能被連累。沙姆希拉茲想切斷流向不健康胎兒的供血，從而挽救另一個，但在得州，他不能這樣做。
“這對夫婦在我的辦公室裡哭泣。”沙姆希拉茲對英國《衛報》說。
“他們要趕到美國東海岸或西海岸，才能找到可以幫助他們的醫生，而且必須在接下來的一兩天內做到這一點。”他說，“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我也認為，99%的人做不到。”
沙姆希拉茲不知道這對夫婦後來的經歷，這件事在他腦海裡縈繞不去。搬到允許墮胎的波士頓後，他鬆了口氣，但仍然擔心得州的居民。
“如果你不能做終止妊娠手術，這些孩子出生後，誰來撫養？誰來支付他們所需的醫療費用？沒人。我們毀了這些家庭。”他說。
搖擺不定的法律“是種侮辱”
43歲的凱瑟琳·羅曼諾斯曾在俄亥俄州代頓行醫，每天要做40臺到50臺墮胎手術。俄亥俄州在6月通過了墮胎禁令，如今她一天都見不到幾個病人。
“對諮詢電話接線員來說，情況最糟糕。他們每週要接幾百個電話，人們都想知道該去哪裡求助。”羅曼諾斯告訴《衛報》。
據美國《紐約時報》報道，俄亥俄州的墮胎禁令後來被州法院推翻，在鄰近的印第安納州也是如此。但羅曼諾斯並不樂觀。11月，鄰近的密歇根州將決定是否禁止墮胎。
“當法官的命令半個月一變的時候，你很難規劃自己的生活。”羅曼諾斯抱怨，搖擺不定的法律給人們造成了實實在在的影響。9月底，羅曼諾斯幫助一名從印第安納州趕來的女性，她在印第安納州墮胎禁令正式生效的那天發現自己懷孕了。她開車趕到俄亥俄州預約了墮胎手術，然後按照規定返回印第安納州度過強制的24小時等待期，而後再來俄亥俄州墮胎。這時，印第安納州的墮胎禁令被暫時解除了。
“這對她來說是種侮辱。”羅曼諾斯說。
一些醫生被迫改行
澤維達·維克裡選擇行醫純屬意外。20世紀90年代，她在西雅圖一家墮胎診所當醫療助理，接待的第一名病人是從阿拉斯加某村莊獨自趕來求助的女孩。那一刻，維克裡決定成為一名醫生。接下來是漫長的學習，最終，她成為流產和避孕方面的專家。2020年，她在俄亥俄州安頓下來。
當維克裡看到媒體披露的推翻羅訴韋德案判決草案，她意識到，美國憲法規定的墮胎權利將很快消失。維克裡知道，墮胎禁令很快就會在俄亥俄州實施，因為該州在墮胎方面本就保守。
如今，維克里正在接受培訓，希望將來成為戒毒專業人士。離開熱愛的工作是個“漫長的哀悼過程”，有時，她會在回家路上突然哭出來。
維克裡不敢去想，她的患者們會遭遇什麼。
“這裡的醫生本來就不夠。”她告訴《紐約時報》，“人們已經不想在紅州（支援共和黨的保守州）繼續行醫了。民眾失去的不只是墮胎護理專家。這是個連鎖反應。”
“我已經成了同謀”
萊拉·扎赫迪·斯彭在各州之間輾轉。從佐治亞州到密蘇里州，一個地方的墮胎禁令生效，她就離開。去年，她搬到了田納西州，該州最近下令全面禁止墮胎。斯彭忍無可忍了。
她說，自己已經筋疲力盡，受夠了把每個來找她墮胎的患者送出門去，然後自責許久，擔心自己把她們推入險境。她曾不得不安排一名孕婦在健康惡化的情況下乘車5個小時，那名女性終於越過州境就醫時，腎臟已經出現了衰竭。
“在這個讓我傷害別人的制度裡，我已經成了同謀。”斯彭對《衛報》說。墮胎限制最嚴格的州，也是孕產婦死亡率最高的州。
最近，她決定搬到科羅拉多州。“我有負罪感，因為我離開了這裡，離開了我關心的病人。”斯彭說，同時，她也有一絲如釋重負的感覺，因為在科羅拉多州，“我不會再被置於顯微鏡下審視，不會有人向警察告發我，警察不會突然出現在我家，因為我的工作而逮捕我。”
44歲的安妮·班菲爾德今年4月離開了西弗吉尼亞州。她搬走後不久，該州開始實施墮胎禁令。她擔心，孕婦們可能因為害怕而不去醫院做檢查，最終死於本可避免的宮外孕或大出血。
“如果你擔心急診部門因為你流產而調查你，或者把你的資訊交給警察，你就會推遲治療。這種情況讓我害怕。”她告訴《紐約時報》。
班菲爾德還擔心自己的兩個侄女。“我不希望她們陷入別無選擇的境地。”她說。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