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是不是有人把說了當成做了，把做了當成做成了，把做完了當成做好了？”在遼寧省瀋陽市近期召開的一次會議上，一位負責人向在場的數百名幹部發出“靈魂考問”。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這一發問是對部分基層幹部狀態的“精準畫像”。“說了=做了”“做了=做成了”“做完了=做好了”已經成為部分幹部應付式落實的“三件套”。
把“說了”當“做了”
把“說了”當“做了”的幹部，習慣於搞忽悠，熱衷於喊口號，實際上腳下一動不動。
——遇到問題繞著走，光說不練假把式。東北地區某縣委書記以清理機關事業單位“吃空餉”和處理爛尾建築為例說，這些都是老問題，但至今沒有徹底解決。清理“吃空餉”問題上，一些幹部經常“嘴上高高舉起，行動輕輕放下”。處理爛尾建築問題，需要幹部向負有相關責任的開發商施加壓力，但這些幹部往往是“聊聊天”就算工作完成了，回來彙報說“嘴皮子都磨破了，但工作沒做通”。
——只說不做，貪虛功務虛名。一位曾在東北工作過的幹部說，有一些人幹工作“動嘴不動手”，張嘴閉嘴就是“某某領導說過”。上級部署“五項任務”，馬上就能弄出“六大舉措”“十項具體安排”，但實際上是以檔案落實檔案，以空對實，自然沒有什麼效果。
——被事情推著走。從去年底到今年初，我國多地疫情散發。一位基層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工作人員說，藥房需要對購藥人員進行登記掃碼測溫。各級監管部門均對監管工作作過部署，監管人員日常購藥也能發現部分藥房存在弄虛作假的情況，上級部門督查時也發現過落實不到位的問題，但一些幹部對此始終沒有重視。“督導檢查一說了之，整改材料一編了之。直至疫情發生後，各級人員才緊張起來。”
把“做了”當“做成了”
把“做了”當“做成了”也是部分幹部應付工作的套路之一，實際工作中有3種表現。
——把“任務分解了”當成“工作完成了”。工作中，一些幹部把“任務分解”當成了稀釋責任的手段。只想當工作的“二傳手”，不想當“主攻手”，只想傳導壓力分享成績，不想承擔責任。用於分解任務的時間表、路線圖也成了形式主義的外衣。
東北地區某機關一位工作人員說，上級通知要求在“本週本部門最佳化營商環境工作落實推進計劃”上填入“召開本部門最佳化營商環境工作會議”，並儘快上報。看似主管部門將任務分解了，基層落實了，實際卻是搞形式。“我們部門既不接觸企業，也不面對群眾，不知道為什麼領到這樣的任務單。”
——把“開會研究了”當成“問題解決了”。東部沿海某市一位基層幹部說，一些地方在處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時，制定了農民工工資聯席會議制度，並開會進行分工部署，但在實際處理時，往往把和農民工見面、溝通當成把問題處理到位，把兌付了一部分拖欠工資當成了妥善處理，把簽訂兌付協議當成了最終結果，至於最終農民工是否足額領取了工資，不再是根本的工作導向。工作人員“會開了、話說了、事幹了”，可群眾認可度、滿意度卻並不高。
——把“發文了”當成“落實了”。“看見政策彙編有一大厚本，但哪條能用上自己並不清楚。”東北一位民營企業家以“惠企政策”為例說，近年來，東北各地圍繞最佳化營商環境，支援民營企業發展出臺了大量“惠企政策”。但是企業家明顯感受到，許多政策“對上不對下”“好看不好用”。例如，成立了不少“產業投資引導基金”，但使用效率普遍偏低，企業獲得感不高。
把“做完了”當“做好了”
把“做完了”當“做好了”，看似可以達到工作的及格線，但實際上一些“做歪了”“做空了”的工作浪費了社會資源，影響了黨和政府的公信力。
——為了應付上級檢查，事情表面看做完了，實際上做歪了。東部沿海某縣城區外來務工人員增多，孩子上學成了大難題，該縣決定擴建第一實驗小學。原本是件好事，但選址卻讓人大跌眼鏡。新校區建在了一處幾公里內沒有村莊和小區的地方，並且學校不遠處還有大型鑄造企業。學生上學普遍需要“長途”接送。一些基層幹部坦言，選這個地方是因為地價較低，好地段要賣給開發商搞房地產開發。
——缺乏精益求精、較真碰硬態度，工作表面看做完了，實際上做空了。東北某省一位幹部在一次會議上說，都說要重視人才工作，每年與人才工作相關的部門花費了不少資金，也報送了引入大量人才的資料。看似工作做得不錯，但實際上效果有沒有評估？這些人才是否發揮了作用？引入的人才又走了多少？“這些問題不解決，我認為人才工作就是沒幹好。”
——一刀切式“做完了”，實際上可能做錯了、做壞了。年初，有的地方為防控疫情違規封路堵路、強行截車勸返、責令停產停業等一封了之、一關了之。有的地方擅自加碼防疫政策，對國內返回當地人員採取“21天集中隔離+7天居家隔離，費用自理”的管控措施。這些行為看似做得“堅決有力”，實際卻是違背政策、變相推卸責任，效果南轅北轍。(記者 徐揚 汪偉 邵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