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被直播平臺扣發獎金，網路主播珊珊訴至法院，要求直播平臺花花公司支付階梯獎金85000元及遲延履行利息1000元。法院經審理，判決駁回了珊珊的全部訴訟請求。
珊珊訴稱，珊珊和花花公司於2016年1月1日建立並開始履行代理協議，協議約定珊珊在花花公司旗下開發的APP上進行直播並代理銷售網站貨幣及虛擬物品，按照階梯型獎金制度分別提供季度獎金和年度獎金。其中，珊珊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之間的年度階梯獎金45000元、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之間的季度階梯獎金40000元並未按協議約定發放，故訴至法院，提出上述訴請。
花花公司辯稱，珊珊、花花公司之間成立了合法有效的委託代理關係，且以《代理協議》《代理手冊》等檔案明確了雙方的權利義務。其中，《代理手冊》約定：“代理人員在同類網站進行直播，家族，代理，兼職等活動的，懲罰型別為：取消代理資格，扣除所有未發提成與獎金。”2020年3月，珊珊違反《代理手冊》的規定在其他平臺進行了直播。2020年4月3日，花花公司關閉了珊珊的代理通道，並微信通知了珊珊。故其階梯獎金85000元屬於未發提成與獎金，應予以扣除，不應支付。對於1000元的遲延利息，亦不認可。
法院經審理後認為，珊珊與花花公司之間約定的《代理協議》及《代理手冊》系雙方真實意思表示，亦未違反相關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應屬有效，雙方當事人均應嚴格履行各自的合同義務。本案中《代理手冊》已明確約定：“代理人員在同類網站進行直播，家族，代理，兼職等活動的，懲罰型別為：取消代理資格，扣除所有未發提成與獎金。”結合在案證據，珊珊作為花花公司的代理人員在其他平臺進行直播，屬於違約，故花花公司有權依約扣除所有未發獎金。珊珊表示前述約定應屬無效的格式條款。對此，首先，約定限制代理人員在其他同類競爭網站進行直播活動，屬於約定競業限制，此約定符合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則，未存在合同法規定的格式合同條款無效之情形，亦未違反公平原則，故前述約定不屬於無效的格式條款。再次，珊珊擔任多年主播，對於《代理協議》及《代理手冊》中的條款是知悉和了解的，應該按照代理協議和手冊的約定嚴格遵守相應的義務。綜上，珊珊違反約定，其主張花花公司支付2019年度年度獎金及2020年第一季度獎金及利息的訴求，無事實與法律依據，法院不予支援。
法官提醒，隨著直播行業的迅猛發展，電商直播、遊戲直播、社交直播等多樣化直播湧現，各大直播平臺的頭部主播積累了超高的人氣流量與商業價值，成為了平臺的核心競爭力與重要資源。與此同時，主播擅自跳槽、違反獨家協議、違約直播等行為引發的糾紛日漸增多，直播行業也曝出貨不對版、內容低俗、流量造假等問題。
對此法官提示：第一，平臺方應明確雙方的權利義務。其一，明確合作性質。確認雙方之間形成勞動關係還是合作關係，如要求主播進行獨家合作，則要明確哪些行為受獨家義務之約束，提示主播重點查閱並簽字確認，保護主播方知情權。其二，界定合作任務。由於網際網路宣傳方式與變現渠道日漸豐富，合同中應明確列明主播方合作義務的具體內容，如直播所在的社交平臺、方式、數量、時間、支付報酬的標準和數額等，以避免因約定不明而引發對合同履行的爭議，進而產生糾紛。其三，合理設定違約金數額。不同主播的商業價值、使用者粘合度以及違約情形不同，給平臺方造成的實際損失亦不相同。因此訂立合同時，可區分一般違約行為和重大違約行為，合理設定違約金數額，促進締約平等與公平。
第二，主播方應明晰雙方的權責歸屬。其一，認真審查協商。締約時，合同的文字多由平臺方草擬，但主播方有必要對合同文本仔細審閱，並重點留意培訓宣傳、資源投入、賬號歸屬權、結算週期等要點，對於不合理加重或限制主播方權利的條款，與平臺方充分溝通並協商修改，提升締約能力。其二，明晰己方責任。簽約時，主播方應格外留意合同中有無關於競業禁止、排他合作及違約金方面的約定，重點審查稅務條款，確保自身能夠自律誠實地履行合同，保持良好的職業道德與素養，保證履約能力。其三，注意證據留存。合同履行過程中，主播方應明確各項收入構成，對於重要事項採取書面方式溝通並留存，尤其應對平臺方的培訓包裝、人氣培養、資源投入等資訊全程留痕儲存，必要時對重要證據進行公證，增強維權意識。
第三，監管方應加強飯圈的整治力度。其一，壓實平臺責任。打擊流量至上，維護直播行業良好生態，打擊各種形式的流量造假行為，加強頭部主播粉絲團賬號管理，切實履行管理責任。其二，完善監管機制。落實使用者實名制度，嚴禁未成年人打賞，探索網路直播分級分類管理機制，針對年齡分級，針對使用者需求分類，從嚴處置違法違規賬號，清理違規群組版塊，最佳化直播行業整體環境。其三，加強內容管理。打擊內容低俗及誘導網路打賞的亂象，及時發現清理粉絲互撕謾罵、拉踩引戰、造謠攻擊等有害資訊，防止直播走向低幼化、過度娛樂化，堅持正向價值取向，促進直播行業健康有序發展。（文中均系化名）
（北京海淀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