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70年代，我國外交部曾發生過一起“特大丑聞”，年輕人可能沒聽過，但上了點年紀的都知道，就是所謂的“雅典事件”。這起事件轟動了當時的外交界，連一向儒雅的周總理都罕見動怒，痛斥為“周門不幸”。那麼這起丟臉的外交事件，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呢？
1973年5月7號，周伯萍（我國首任駐希臘大使）前往希臘外交部商討事宜，會議持續到下午一點左右。返回大使館的路上，周伯萍見使館區外警車明顯增多，心想著可能有外交活動，所以回到大使官邸，他便讓翻譯檢視是否有請柬。
果不其然，值班人員告訴翻譯，說科威特大使館中午舉辦國慶招待會，距離宴會結束還剩下十多分鐘。周大使一聽著急了，衣服也顧不得換，帶著翻譯匆忙登車。按照標準程式，大使參加外交活動，必須親自過目請帖，並向有關部門報告情況。但由於時間太匆忙，大使就沒有親自檢視請帖，結果鑄成了大錯。
當時，大使館確實收到了一份請柬，但不是科威特大使館，而是捷克大使館發來的。巧的是，捷克大使的名字叫科威克，值班人員初學英語，誤以為是“科威特大使館”，也沒有注意看日期——招待會的時間其實是5月8日。讓人頭疼的是，無論周大使還是司機、翻譯，都不知道科威特大使館的具體位置，只知道距離挺近的。
司機也沒問路，想當然地以為車輛來往多、有警察引導的地方，就是科威特大使館，結果陰差陽錯跑到了以色列大使館門口。眾所周知，中以建交是1992年的事，當時兩國並無外交關係，甚至可以說是仇敵（因為中國在“阿以衝突”中支援阿拉伯國家），跑錯了大使館可是大事。
更巧的是，周大使來雅典赴任沒多長時間，既沒見過科威特大使，也沒見過以色列大使，結果把以色列外交人員誤認成了科威特大使館的工作人員。所以，周大使一下車就匆忙握手，向“科威特外交人員”表示祝賀，並解釋自己遲到的原因，連使館外高懸的以色列國旗都沒注意到。
《紐約時報》的記者恰好在場，看到中國大使感到非常詫異，便問周大使：“您來到‘這裡’，是否意味著中國承認了以色列？”記者說的“這裡”，指的是以色列大使館，可翻譯又出了岔子，翻譯成了“雅典”。原本一個很正常的提問，這麼一翻譯變得挑釁意味十足，周大使當即回懟了兩句，留下一臉迷茫的記者。
第二天，捷克大使館召開國慶招待會，周大使準時參加，會上人員看他的神態有些古怪，他還感到有些莫名其妙。這時，和中國關係不錯的羅馬尼亞大使，把周大使的翻譯拉到一邊，神神秘秘地說了幾句話，翻譯的臉色立即變了。周大使感覺不對勁，上前問出了什麼事，翻譯緊張得說不出話，緩了好一會才說：“大使，我犯下大錯了。”
周大使這才如夢初醒，立刻採取補救措施，分別向各國外交部說明了事件經過，並表示此次事件純屬工作失誤，不代表中國的外交政策出現變化。中國外交部接到報告後，仔細詢問了事件經過，同時電召周伯萍回國。
由於此事牽扯到不少人，大使館人心惶惶，翻譯尤其緊張，後悔得痛哭流涕，說自己斷送了周大使的前程。周大使怕發生意外，臨走前特意找他談話，明確表示錯誤的主要責任在自己身上，回國後會承擔一切責任，安慰他不要過分緊張，而是要從此事中吸取教訓，將來立功補過。
都說外交無小事，周伯萍犯下的錯夠他喝一壺的，何況當時正處於“文G”那個特殊年代。周總理十分生氣，把此事定性為“十分嚴重、極為荒唐的政治錯誤”。好在周伯萍認錯態度較好，又及時做了補救措施，外交部雖認為這事比較嚴重，但本著“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原則，決定免予處分，周總理表示同意。
當然，最終拍板的還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把此事的性質從根本上作了改變。至此，轟動一時的外交事件，終於得到圓滿的解決，周伯萍也得以繼續從事外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