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若依不是黃若依。或者說,這個名字原本不屬於她。
她出生時,父母給起的名字叫黃媛媛。只不過,沒有任何檔案能夠在法律上證明這個名字的存在。她沒有戶口,也沒有身份證,在人生的前24年裡,她一直是一名“黑戶”。
由於父母沒有結婚證,且超生,她出生時沒有落戶。後來,辦理戶口登記時,按規定需要提供具有資質的鑑定機構出具的親子鑑定證明,可是,母親失聯,父親不配合做親子鑑定,“黑戶”問題就這樣一直困擾著她。
即使是她親近的朋友,也很難想象,沒有戶口、沒有身份證是一種怎樣的生活——她無法正常辦電話卡、無法坐火車、不能去正規醫院看病、不能談婚論嫁。
這個問題,直到今年9月22日,在她求助媒體後才得到解決。在四川省南充市公安局順慶分局辦理戶口登記那天,她給自己取了一個新的名字,“黃若依”。
辦理戶口以後,她需要迎接的,遠不止那個新的名字。10月30日,黃若依來到南充市教育局,想知道是否可以重新接受義務教育——沒有戶口的日子裡,她幾乎沒有接受過系統的教育。
拿到身份證後的這1個月,黃若依報名了駕照的科目一考試,去醫院看了眼科。她7歲前被寄養在姨婆家,總是捱打,落下了斜視的毛病,小時候總被人說是“鬥雞眼”。雖然她早就原諒了姨婆,但她在意這一點缺陷,為此她沒有拍過一張全身照,只讓別人拍她的背影。
沒有戶口的時候,她沒法去正規醫院看病,如今她希望能夠把眼睛治好。她想要重新掌握自己的人生。
1
在辦理戶口登記之前,黃若依的名字、工作換來換去,戀愛談過幾次,但無疾而終。
她先後在奶茶店、咖啡館、超市、理髮店打過工,還曾在夜市擺攤,這些工作對身份證檢查不嚴格。在咖啡館打工時,她被人叫做“小鳳”。她總是應聲很慢,因為那來自她借用的身份證。黃若依的朋友張宣說,因為怕被人發現冒用身份證,她每個工作最多做兩個月。
今年的疫情讓她在城市裡受到的限制又加上了一環——她的微信是託張宣進行的實名驗證,健康碼也要用他的。她借用的身份證在2019年到期,這意味著今年她徹底不能坐火車了。
從2016年開始,張宣兩次陪著黃若依去派出所諮詢戶口問題,但都繞不開“把你的父母叫來”。這成了黃若依落戶過程中越不過去的一道坎兒。
她無法提供《出生醫學證明》等材料,根據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的意見》,她需要提供具有資質的鑑定機構出具的親子鑑定證明,來辦理戶口。當地一個派出所所長曾告訴她,“不拿鑑定你到我這來也沒有用,我也沒有權力去執行。”
但是,黃若依的父親和母親分居後,始終把她看作“歸母親管”的孩子,不願意惹上麻煩,要求黃若依先拿出2萬元才配合落戶。這筆錢後來漲到了5萬元、6.6萬元。黃若依曾經把做親子鑑定的人帶到了父親面前,父親不願意伸手配合採血。
黃若依開始尋求法律和媒體的幫助。她來到婦聯時,工作人員說,本可以幫她找法律援助,但她沒有身份資訊,沒法開推薦信。黃若依去找了律師,想諮詢能否起訴父親,強制要求他配合。律師說,由於她沒有身份資訊,不能立案。
最後,黃若依來到報刊亭,到報紙上去找記者的聯絡方式。
9月16日,《南充晚報》根據她的敘述刊發了報道,隨後有警察給她打了電話,說他們看了報紙,很快會為她辦理。9月22日,黃若依拿到了臨時身份證。
拿到身份證後,黃若依首先想到的是上學的問題。
她沒有上過學。她可以在微信上打出大段的文字訊息,但提筆寫字對她來說很困難,“要照著寫才行”,“乘法口訣”也不太會背。朋友劉妙說,以前自己去上學的時候,黃若依就無處可去了。“她認識的字都是自學的,自己看書學的。”黃若依的母親教會了她拼音,而電視成了她重要的老師,“從少兒頻道里學到很多東西”。
現在,黃若依住的地方有一個兩層的書架,上面擺放著十幾本書,有《邏輯思維訓練1000題》《每天健康一點點》,還有一套小學語文的教材,書脊上寫著,“義務教育教科書”。
“義務教育”這個概念,近幾年她才明白。過去,她一直以為不能讀書,是因為家裡交不起學費,“有錢人家孩子才能去學校上學”,因此,她幾乎從未在母親面前問起讀書的事。
黃若依說,她童年時對未來的職業也曾有很多幻想。她曾經覺得“做警察真好”,還想過成為國家級運動員。但是,沒有上學,這些都無從談起。
9歲時,她有一天抱著一本書去南充市的一所鄉村小學找鄰居姐姐,就在窗邊站著。一個老師看見了她,以為她是某個班級上的學生。黃若依告訴她,自己不上學,哪個班的都不是。老師說,你把你媽媽叫來,不收學費,只給書本費就好。經過一番勸說,媽媽同意她去那個學校旁聽三年級的課程,但沒有學籍。
很快她們又搬家了,學校生活只持續了3個月左右。
10月30日,她來到南充市教育局,瞭解是否能重新接受義務教育。教育局工作人員說,這麼大年紀的學生沒有學校收。他們建議她可以去試試職中,但是職中也沒有義務接收她。
黃若依理解教育局的意思,“是當時的監護人給我造成這樣的後果,就是說國家沒有一定的義務去彌補。”但黃若依覺得,“小時候我沒有辦法去思考這些問題,而且我從12歲左右,就沒有人一直帶我,完全是自己長大的”。
離開教育局,黃若依又來到自己曾經旁聽過的那所學校,想看“能否接收我這麼一個特殊的學生”。副校長說,聽說過她的故事,感覺很同情,但是她的年齡比較尷尬,很難單獨規劃出來一個教師來教。“這麼大的人,來上學也會很奇怪”,學生和其他家長都會有看法。
小學無法接收,她又去職中諮詢。11月2日,黃若依來到四川省南充中等專業學校,招生老師說,沒有學籍不能收,但是由於她情況特殊,可以去問問教育局能否出示一個什麼證明,這樣他們有可能會收。
儘管在朋友吳青雲看來,重返校園並不現實,但黃若依自己倒向往那樣“枯燥”的生活。“擁有的人不會去珍惜”,她想住在封閉式學校裡面,只有週末可以出來,按時睡覺起床,“在學校裡面你除了學習什麼也不能幹”。她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得到調整。除此之外,她覺得以現在的文化程度,她只能選擇工資不太高的工作。
2
小時候,黃若依並沒有感受到“黑戶”帶來的影響。她常去的黑網咖、商場、書店不需要出示證件,身邊的玩伴也都是未成年人,都尚未擁有身份證。“我當時沒覺得我和其他孩子有什麼不同”。
2013年,17歲的黃若依在江蘇打工時被要求提交身份證。輾轉找到父親,她這才發現,家裡的戶口本上沒有自己。“紙包不住火”,對公司推脫了幾次“身份證正在辦理”後,黃若依離開了那個崗位,回到南充老家。
黃若依記事起,她父母已分居,她隨母親生活,但12歲時母親和她失聯。找不到父母,為了謀生,黃若依只能借朋友的身份證在本地租房和找工作。
黃若依說看到別人家人團聚,她覺得“只有我是一個人”。甚至看到戀愛的情侶,她都想到“我沒有身份證,不能和喜歡的人在一起”。
2019年,黃若依曾和前男友走到了談婚論嫁的節點上。男方父母隱晦地說,“要先把戶口問題解決了”,男友沒有站出來維護她。他們很快分手了。
因為沒有身份證,她總覺得自己是一個來歷不明的人,小時玩伴徐晴告訴記者,“她以前沒有身份證,條件特別不好的黑賓館才會收她。”張宣還把家裡的房間騰出來給她住過一段。
她用著借來的身份證,照片上的人和她並不相像,她總解釋會說,“瘦了,所以樣子有變化”“化妝了”。但她還是“提心吊膽,像過街老鼠”。“如果被發現了,我也就實話實說,這不是我想的,我沒辦法。”
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採訪時,黃若依的父親黃大前說,黃若依在家排行老三,當時上戶口需要交罰款,他們拿不出來這個錢。現在他也不是存心阻撓,只是覺得,家裡有些事還沒有說清,這個女兒應該是歸母親管,擔心以後她母親回來,產生糾紛。他還說,錢是幫她母親存的贍養費。
黃若依的母親姓名不詳,黃若依說,可能叫“王巧”或“王宗巧”。她是陝西安康人,高中學歷。根據黃若依的說法,她20歲時被外公趕出家門,來到廣州打工,遇上了當時30歲的黃大前,後來隨他來到四川西充縣。按照黃若依和其父親的說法,黃若依母親有些精神上的問題,她曾見過母親在煙盒、舊報紙、廣告頁上寫了密密麻麻的小字,貼滿出租屋的牆。
徐晴還記得她最後一次見到黃若依母親的場景:在“黑賓館”裡一個非常破舊的房間,黃若依的母親問12歲的黃若依有沒有錢,黃若依給了她100元。她母親當時似乎要退房離開。
那100元是黃若依在電玩城裡用遊戲幣一點點換來的。黃若依回憶,母親經常消失一兩天、三四天,最後徹底失聯了。網咖、電玩城成了她童年的避風港。
“她相當於是自己養活自己”,當時讀三年級的徐晴家住那個網咖附近,她在這裡認識了黃若依。黃若依和她一樣大,但卻和他們不一樣,“又瘦又小,精神狀態一點都不好”。她回憶,當時小區裡的大人會當著黃若依的面說她像“吸毒”的人。黃若依往往就默默聽著,也不反駁。
徐晴說,黃若依幾乎靠在電玩城裡贏錢為生:用遊戲幣換錢,一天賺幾元,或者十幾元,“有錢就有飯吃,沒錢就不吃”。後來網咖的阿姨看她挺可憐,讓她在那裡當了個小網管,一個月給她幾百元。劉妙還聽說,黃若依有時候餓了或是渴了,就去百貨大樓,要免費的水,或者吃一些免費品嚐的東西。
黃若依說,和母親在南通順慶生活的5年中,他們差不多隔兩個月就要搬家。她從來沒上過學,但是,媽媽會把她打扮得跟普通的小朋友一樣,週一到週五讓她背個書包出去,裡面裝個本子和筆,別人放學的時候才能回家。這種生活至少持續了兩年。
她揹著書包在城市裡遊蕩,最常去的是五星花園附近的商場、肯德基、德克士,在那裡參加小朋友的活動,贏禮品,也在那裡看電視。張宣說,她對這個城市瞭如指掌,“我們沒去過的地方,她全都去過”。黃若依回憶,她有時候會找一個人少的地下通道,坐在臺階上拿著書看。路人問她“為什麼不去上學?”,她往往默不作答。
吳青雲是黃若依18歲左右在動漫展覽上認識的朋友,剛見她時,吳青雲覺得,“從來沒見過這麼瘦的女孩”。
她會攢錢買一套動漫服裝,穿到動漫展覽上去。角色扮演成了黃若依後來最大的興趣。“你扮演著自己喜歡的角色,會有別人也喜歡這個角色,可能會以這種方式來博得一種關注,就感覺你就會有朋友了。”
3
劉妙是黃若依十幾歲時的玩伴,最初聽她說起身份證的事,覺得“辦身份證不是很簡單嗎?”“對於我們這種有身份證的人來說,怎麼會覺得這個世界上還有沒有身份證的人呢?”。
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資料,我國“黑戶”有1300萬人左右,佔總人口1%。
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的意見》,這份意見提到,“禁止設立不符合戶口登記規定的任何前置條件”。
很多“黑戶”在這份意見指導下成功落戶。但黃若依並沒有因此走出死迴圈。
在家庭和有關部門兩邊,黃若依一直徘徊等待了7年,直到把這件事“鬧大”,見諸報端。2020年9月22日,在見報5天后,若依拿到了自己的臨時身份證。父親始終沒有配合。
徐晴說,拋開家庭環境不談,如果能有一個戶口,黃若依這些年至少會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一段穩定的愛情。
儘管黃若依比張宣要小,但張宣記憶中,黃若依一直是一個強勢的大姐姐,會帶著他玩,教他道理。吳青雲也說,她很講義氣、果斷,有時候還特別固執,認死理,認準了什麼事情就必須要執行。
而在徐晴的眼裡,這是她的一種“偽裝”。她很少把那些難過的事跟朋友說。“明明其實我感覺她挺難過的,卻一定要跟我說沒事。”徐晴說。
張宣也回憶起她柔軟和脆弱的一面,那是2009年,她看到黃若依在網咖裡,總是懷抱著一隻狗不放手。
黃若依說,12歲時,她在網咖玩QQ炫舞,在遊戲裡面加了一個好友,認了那個好友做哥哥。有天,她發現他偷了她遊戲裡的物品,覺得這個人沒有真的把自己當妹妹。她突然想到了自己的處境,“沒有誰能那麼在乎你。我媽也不管我,我爸爸和姐姐那個時候不知道在哪兒。”
上戶口的時候,她下決心要用一個全新的名字。“別人都說,名字是要父母取才行,父母是愛孩子的,會精心為孩子取下名字,但是我沒覺得他們多愛我,所以我想給自己取個好聽的名字。”如今叫黃若依的那個女孩兒說。
黃若依覺得,24歲拿到戶口,還不算太晚。“就像很多大學生畢業的時候,是他們人生真正剛開始的時候。那現在我去做任何事,去學習,去考駕照,都還不算晚。”(實習生 郭玉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