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今年美國大選結果，來自柏林和巴黎的反應呈現出戲劇性差別：
一邊是德法兩國外長在美、法、德三國媒體上發表文章，熱切歡迎拜登即將入主白宮，期盼他能推動歐美著手實施“跨大西洋新交易”，包括共同應對“中國日益增強的自信”等內容，並且提醒拜登“沒有比美國和歐洲更好、更密切和更天然的夥伴”了。另一邊卻是德國國防部長卡倫鮑爾與法國總統馬克龍圍繞“歐洲戰略自主”問題激烈爭吵。法國總統批評德國防長髮表反對“歐洲戰略自主”的言論是“讀錯了歷史”，卡倫鮑爾則稱“歐洲戰略自主”的想法走得太遠，“近於幻想”，歐洲當前“在安全、穩定和福祉問題上離不開北約和美國”。法國另有學者告誡柏林，不要對美國新政府抱有“歇斯底里的”期待，不要幻想歐洲人自己的問題讓美國人來幫著解決。
顯然，歐洲要在對外關係上發出統一的聲音還很難，一個關鍵癥結就在於德國和法國對歷史有著不同讀法，對歐洲的利益有著不同定位。
德國似乎致力於一個“美國領導的歐洲”，它自己在其中是“最親密的夥伴”。這很現實也很正常，因為戰後德國根本上是在美國呵護下實現了崛起和民族重新統一，對美國幾十年的歷史依賴已經內化為依賴的歷史，塑造著德國看待對美關係的思維模式，影響著其對歐美關係的構思。法國則不同，戰後在安全和對外政策上始終保持相對於美國的獨立，而且以此為高盧民族的驕傲。法國與德國的和解旨在消除來自東鄰的歷史恩怨與威脅，求得持久安穩，建設一個法國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歐洲人的歐洲”才是法國的選擇。
德法兩國政治精英對歐洲前途負有特殊責任，在英國決意離去之後，法德的歐洲責任更加艱鉅。他們應該意識到，全球的歷史正在發生巨大而深刻的變化，如果繼續固守在傳統的地緣政治和冷戰思維框架內構建歐洲，就會喪失自我反思和革新的能力，就意味著對歷史的誤解誤判，就可能把歐洲帶入混亂和危險的境地。
在這方面，歐洲倍加關注的美國大選尤其特朗普的敗選為此提供了鮮活案例。
首先，特朗普敗選不僅僅是個人連任失敗，也是宣告試圖以“美國優先”政策拯救美國頹勢的特朗普主義實驗失敗。歐洲有政治分析人士認為，特朗普主義對外政策的核心表現之一就是“替罪羊外交”，把美國國內政治和制度的問題與困境歸咎或轉嫁到他國身上，而不反思自身問題。過去四年美國極力打壓中國，但事實表明，把美國經濟問題歸罪於中美和美歐貿易表面上的不平衡，把治理不力和制度失靈導致疫情肆虐歸罪於中國和其他國家，不僅沒能解決美國自身的經濟和疫情危機，反使局勢不斷惡化。
可以說，這種“替罪羊外交”害人害己，是導致特朗普連任失敗的關鍵因素之一。如果新的美國政府繼續延續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尤其遏制中國的政策，就意味著繼續失敗。這是前車之鑑，其借鑑意義也同樣適用於歐洲，即不要把自身治理和制度的問題推給別人，自己患病自己吃藥，打壓別人不會使自己變得更加強大。
其次，特朗普主義失敗意味著傳統上源於歐美的國際政治學說失靈，它不僅無法解釋中國和平崛起，還誤導了那種學說的信奉者。對從未想與美國作對、更無意與其進行所謂全球爭霸的中國進行無理攻擊和打壓，美國遵循的是歐美傳統上零和博弈與國強必霸的國際政治學說，不相信有和平發展的模式。而中國幾十年來在國內外取得的成就恰恰證明，一個國家可以和平發展，發展不必靠炮艦和殖民行為。特朗普主義的失敗意味著流行在大西洋兩岸的傳統國際政治學說失效，美國和歐洲應學會和致力於與和平發展的中國打交道。
法德曾是歷史冤家，深受零和博弈魔咒之苦，對任何一方的崛起或獨大都心存強烈戒備。法德一些政治精英把這樣的經歷和規律投射到對華關係上，據此解釋和看待中國，甚至把中國確定為“制度威脅”或“系統對手”，這是以己度人的歷史誤讀。德法領導人真正應該做的，不是期待歐美聯手“對付中國”，而是與中國增信釋疑，夯實中歐合作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思想基礎，著眼歐洲的未來，使中歐合作成為互利互惠也利惠全球的戰略基石。歐洲要避免的是“特朗普式誤判”，即把一個不是敵人的物件硬樹立為敵，結果導致自身利益受損。
再次，特朗普主義失敗清晰地告誡各國，人類命運休慼與共，重回民族主義和孤立主義沒有前途。新冠疫情大流行不分國界，給人類造成巨大創傷，迫使理性的人們思考生存與死亡的命運問題，而非隔岸觀火甚至對他國疫情幸災樂禍。但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美國從德語引進的“幸災樂禍”（Schadenfreude）一詞，已經變成流行的美國本土詞，這從側面反映出美國當前的社會文化心態。
從趨勢看，病毒大流行未來還會發生並將可能成為世界政治的常量，各國外交決策的參照系將因此面臨歷史轉變。全球人口、環境等以往的“軟議題”將迅速變為硬問題，在全球而不只是侷限在某個單一國家內發生作用。當人類面臨的問題“全球化”時，人類命運也已緊密聯絡在一起，災難面前必須共同應對，任何幸災樂禍或脫鉤排他都是在給災難肆虐以可乘之機，最終導致人類自相戕害。
歐洲在歷史上有著豐富的文明積累，但這不應成為其自我封閉的理由以及面對變化的時代故步自封的包袱。中國的發展給歐洲帶來的更多是機會而非威脅或對立，持續增強治理的有效性以及“辦好自己的事”，越來越成為一個國家在全球發揮作用的前提。中國日益增長的全球影響力是中國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自然外延，而非“全球野心”的結果。中歐之間如果要爭要比，也應該是看誰做得更好，而非相互制裁或限制而使誰變得更差。還要看到，作為兩大文明和兩大世界經濟體，中歐有責任推動各國共同成為全球問題的解決者，而非給全球製造問題。歐洲應該從特朗普主義失敗中汲取教訓。（作者姜鋒是上海外國語大學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