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2021年新型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要求落實適用、經濟、綠色、美觀的新時期建築方針，嚴禁建設“醜陋建築”。
這是“醜陋建築”這個詞第一次被用於正式下發的檔案通知中。
這個詞迅速在社交媒體發酵，各地網友紛紛曬出自己家鄉的“醜陋建築”，一時間，“王八”與“螃蟹”齊飛，“秋褲”共“褲衩”一色。
在討論之餘，一個問題變得尤為關鍵，到底什麼是“醜陋建築”？“醜陋建築”有標準麼？
美醜沒標準，但醜陋有定義
Vlog博主史裡芬曾長期關注國內各地的奇觀建築，他的第一部作品就是拍攝外觀為甲魚的河北白洋淀荷花大觀園金鰲館。他的影片裡充滿醜陋和奇觀，接受媒體採訪時他表示，審美的確存在高下之分，“但是誇張、繁複、充盈，這種民間的審美不是那個‘下’。”
河北白洋淀荷花大觀園金鰲館。圖/建築暢言網
在史裡芬看來，這種奇觀是一種正常的生活場景，在中國，這種奇葩審美才是常態。
拍攝了無數登上熱搜的Vlog，史裡芬從來沒用過“醜陋”這個詞來形容建築。
“某種意義上來說，醜陋建築這個詞，是我們創造的。”說這話的是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副教授周榕，從2010年開始，周榕與幾名建築設計師、學者、建築評論家和一家網站合作，創立了“中國年度十大丑陋建築”評選活動，至今11年了。在這個評選活動之前，沒有人給建築扣上過“醜陋”的帽子。
“中國十大丑陋建築”評選部分被提名建築。圖/建築暢言網
之所以在2010年開始評選醜陋建築，周榕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並不是所有的醜陋建築都是在2010年被建造完成的，而是2010年的社會科技發展進步催生的產物。
“那個時候移動網際網路方興未艾，大量新生網路媒體發展迅猛，打破了原有的傳統傳播模式，原本在建築領域佔比不高的另類建築，引發了公眾巨大的反應。”
在2010年前的20年中，我國的城市化程序超速發展，引發了全國範圍內的建設量井噴，大規模基建專案比比皆是，在一定範圍內也引發了文化失序、思想失範、設計失衡等一系列連鎖反應，各類貪大媚洋、崇權炫富、獵奇求怪、粗製濫造的建築作品間或浮現，一時泥沙俱下。
在周榕看來，建築生產與傳播的特殊語境共同催生了這個評選活動，而醜陋建築評選也給了當時的網友一個宣洩的出口。
“醜陋建築，聽這個名字就知道，這不是一個學術概念，而是一個社會學概念，一座建築是否醜陋，顯然不是單純的審美判斷，而是要取決於它是否與社會主體民意相牴觸，是否能獲得社會廣泛認可。”
“在貧富差距逐漸拉大的時代背景下，那些赤裸裸拜金炫富的建築即使設計得再精美，也會被我們歸入醜陋的範疇。”
河北燕郊天子大酒店（左）和貴州湄潭縣茶文化陳列館（右）。
事實上，普通老百姓和建築專業的專家對於建築的審美方面有著較大的分歧，“很多人認為窗戶不對齊的建築就是醜的，還有的人有密集恐懼症，見到設計上有這樣的內容也會認為是醜的。”
所以在周榕看來，自己評選醜陋建築的標準首當其衝的是對權利和資本過度膨脹的價值觀維度，其次是錯引正規化、濫用符號、象形媚俗、低劣山寨等“文化批判”，而建築本身的審美取向、功能佈局、形式操作和環境塑造等狹義的專業評價內容，始終不是“醜陋建築評選”活動的首要價值評估選項。
誰在建造醜陋建築？
在評選“醜陋建築”最初那些年，層出不窮的“官式山寨”建築也讓周榕觸目驚心：“在評選中我發現了一個特別有趣的事，在區一級的政府，瘋狂地山寨美國的國會山，而鄉鎮級的政府在瘋狂地山寨天安門。”
“官式山寨”建築的最大危害，在於對文明共同體內部認同感的破壞。
“直截了當說，山寨白宮破壞了對中華文明共同體的本土認同，山寨天安門破壞了對中華文明共同體的現代認同。”周榕說。
除了“官式山寨”外，還有一批被公認為醜陋的“象形建築”，福祿壽酒店、巨型螃蟹、巨型甲魚、巨型地球、巨型酒瓶、巨型蓮花。
此外，大批地標性建築，也成為了“醜陋建築”的重災區，比如重慶朝天門的來福士廣場，以超高超大的建築體量完全遮蓋住了朝天門本來的樣貌，讓本身帶有巨大文化歷史內涵的真地標蕩然無存。
重慶朝天門來福士廣場。
“可以算得上是，野蠻踐踏重慶曆史文脈，粗暴破壞山城尺度的一個代表。”
“作為一名普通建築設計師，我和大部分社畜一樣，甲方怎麼說，我就怎麼改。”一位就職於北京某建築設計院的建築設計師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
“你可以看到很多國際知名的建築設計師，在面對媒體時大談自己的設計風格、理念和對城市的思考，但對於我們這個普通從業者而言，沒有這麼複雜，一個建築從設計到最終落地建造，甚至都不是建築設計師一個人說了算的事。”
大部分方案都會幾易其稿，伴隨著招投標活動，以及多層審批環節的批示、意見，才會成型最終的建築設計方案，最終建成的建築和設計師最初腦中的樣子截然不同是很正常的。
在該建築設計師看來，之所以出現了大量人們口中的“醜陋建築”和我們近20年來爭相打造“地標性”建築有關。
上世紀中葉，美國城市研究學者凱文·林奇提出城市意象理論，首次從人的視角探討了城市的空間組成要素。林奇提出了城市環境的五大要素：道路、邊界、區域、節點和標誌物。其中，標誌物即為地標，是一種在地圖上呈現為點狀的參照物。
隨後，城市地標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不斷拓展，地標可以是山川、河流、地貌這樣的自然要素，也可以是紀念碑、城市雕塑這樣的公共藝術，也可以是大廈、樓宇、廣場這樣的城市空間。地方政府透過打造一些地標建築，特別是公共建築等來推廣城市。資本則透過包裝和塑造一些特色的城市空間，來提升土地和樓宇的價值。市民則把地標作為約會、集合的地點，遊客則把地標作為旅遊打卡的必去之處。
由於經濟飛速發展，彷彿只有地標性建築可以直觀證明這個城市經濟進步的速度和效果。梳理11年來上榜“醜陋建築”名單的城市，各個城市之間不僅有攀比心理、從眾心理，還有一個心理就是向北京看齊，1959年竣工的人民大會堂當時就成為過各地爭相效仿的案例，到現在全國很多地方仍有類似於人民大會堂的建築得以儲存並使用。
在北京奧運會前後相繼竣工的國際大劇院、鳥巢、水立方以及中央電視臺總部大樓，給了各地一個訊號，這樣造型先鋒、設計獨特的建築能在北京出現，就意味著可以在我們家門口出現，很快被迅速模仿和延展。
因此，在一個時期內，人們才會看到各種各樣千奇百怪的建築出現。
江蘇崑山市巴城蟹文化館。
嚴禁建設的另一個極端
不少被評為醜陋建築的部分建築，已經悄然拆掉，或是專案終止了。
但事實上，建築由於特性所致，一旦被建造完成，想要拆除或者改變，是非常困難的。許多醜陋建築將作為城市抹不掉的疤痕，給社會留下記憶，並世代流傳。
尼采說過，凝視深淵過久，深淵回以凝視。
你注視醜陋建築，醜陋建築也回以注視，這樣對人的影響同樣也是潛移默化的。
關於“醜陋建築”《光明日報》發表評論文章表示，城市建築物不是“限時藝術展覽”，一旦建好，不能“撤展”，要極為長久地存在於這個城市中，特別是一些天然帶有“城市名片”性質的地標性建築物，對城市風格和城市形象有極為深刻的影響。這意味著在公共領域的建築物在設計上決不能“隨便”，更不能由規劃者完全“拍腦袋”決定建在哪，建成什麼樣。
這也提醒在公共領域的建設中，不能因為擁有決定建築物在哪裡“出生”、“長成什麼樣”的權利，就毫無顧忌地使用，要尊重建築設計師的專業意見以及大眾審美，能有效避免建築中的“土味含量”，讓醜陋建築少一點再少一點。
在周榕看來，由於“醜陋建築”在實際判斷中缺乏明確的學術標準，《2021年新型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中提到的嚴禁建造未來能否具體落地，還要看後續有沒有細則和規劃。
與此同時，周榕也提到了自己的一些擔心，是否會造成設計方面的匱乏和平庸？是否會走向另一個極端？
“如果把凡是偏離大家普遍認同的東西都認為是‘醜陋建築’，就會把創新之路堵死而放任平庸氾濫。雖然‘醜陋建築’應該遭受質疑和批評，但也絕不能一刀切，我們應該具有包容性，包容那些曾經嘗試的創新。”
即便是醜陋建築也有它存在的價值。相比於試圖透過批判醜陋建築來鞭策建築要走向規範化審美的簡單性、暴力性思維，醜陋建築在某種程度上彰顯了建築多樣性的價值。
例如，重慶白馬山旅遊度假區的“飛天之吻”，以當地民間故事為主要創意，同時融入了敦煌壁畫的元素；被眾多網友嘲諷的廣州融創大劇院，其初期的效果圖審美也基本到位。但兩者卻在最終的呈現效果上出現了滑鐵盧，關鍵在於建設方的操之過急和粗糙建設，力求在短期內建設完工，並獲得流量和利潤。想要解決“醜陋建築”顯然不是設計一方面的問題。
廣州融創大劇院建設完工圖（上），效果圖（下）。
採訪中，周榕反覆強調一個自己的觀點：
“我們拒絕醜陋建築，拒絕的其實是預埋其中的‘貪大媚洋、崇權炫富、獵奇求怪、粗製濫造’的社會價值觀。”
（原題：《醜陋建築，不是美與醜這樣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