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沒有能力整合一個隨著疫情氾濫、貧富分化、族裔矛盾加劇等原因而變得更加四分五裂的美國社會。”
“美國不能改革自己過時的制度，建立起健康的政治文化和心態，這一年鬧心的故事還會不斷上演。”
在東方衛視2月28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第135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範勇鵬教授，覆盤美國總統拜登這一年的執政賺錢，解讀種種“鬧心事”背後的重要原因。
張維為：
美國總統拜登入主白宮一週年之際，在白宮開了一個記者會。有記者問他，你怎麼看美國最新的民調結果，你的支援率已經跌到了百分之三十三，位元朗普執政一週年時候的百分之三十八還要低？拜登是這樣回答的：“我不相信這個民調結果”。
另一位記者又問他，現在美國通貨膨脹很嚴重，新冠疫情也在肆虐，立法改革也止步不前，你當初對美國人民所做這個承諾，是不是已經成為一種過度的承諾？拜登回答說：“我沒有做過度的承諾，比起很多人過去的預測，我的表現可以算是超乎預期了。”
聽到這番話呢，很多人可能會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這不就是拜登的前任特朗普的風格嗎？中國民間管他叫“懂王”，我比誰都懂，我不會錯。其實，很多國際問題專家認為，在不少方面，拜登是蕭規曹隨，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位元朗普還要“特朗普”。
回頭看，美國上次大選期間，拜登對特朗普最大的攻擊就是疫情防控無能，然後信誓旦旦地表示，一旦他當選，將帶領美國人民戰勝疫情。但拜登上臺後，感染的人數更多，死亡的人數也更多，這中間當然有奧密克戎變異病毒帶來的挑戰，但病毒變異本身應該是預料之中的事情，而一種良好的政治治理，本來就應該包括制定各種必要的應對預案。
我想關鍵是拜登他沒有能力整合一個隨著疫情氾濫、貧富分化、族裔矛盾加劇等原因而變得更加四分五裂的美國社會，他整合不起來，這才是主要原因。
截至2022年2月11日，美國累計的新冠確診病例已經超過7900萬，累計死亡人數已經超過94萬例。所以美國媒體說：“拜登的確把新冠肺炎患者的增長曲線拉平了，只不過是搞錯了座標軸。”
同樣，這個抗疫乏力的拜登政府，為了挽救經濟，大手筆地印鈔、發國債，引發了現在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大水漫灌可以舒緩部分人群一時的困境，但最終一定是飲鴆止渴。所以通貨膨脹是美國今天難以承受之重，正在加劇美國普通民眾的生活困境。
過去許多人認為，對外關係應該是拜登的強項，這也是拜登自己在競選中反覆強調的，“這是我的強項”。但去年8月，美國在全世界眾目睽睽之下，在塔利班的眼皮底下，從阿富汗狼狽撤軍，丟盡了顏面。儘管美國早已做出了從阿富汗撤軍的決定，作為美國三軍總指揮的拜登自信地認為，阿富汗政府軍至少可以堅持三個月，美國從阿富汗撤軍不會出現“西貢時刻”，但最後的撤軍還是混亂不堪。無數的美國人大罵拜登，大罵五角大樓，大罵中央情報局的無能。
美國的盟友也深受打擊。拜登上臺後就高呼“美國回來了”的口號，他認為可以透過重返《巴黎協定》，加強盟友對話等方式，修補特朗普任內對美國國際形象造成的破壞。然而，面對美國國內焦頭爛額的各種矛盾，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現在連美國的許多小夥伴都在質疑，美國還能回來嗎？
當然，拜登總統繼續堅持特朗普的許多愚蠢的反華政策，我想這也是他過去一年最大的敗筆之一。他還在繼續圍剿中國，打“貿易牌、制裁牌、輿論牌、新疆牌、南海牌、奧運牌、臺灣牌”等等，但他打這些牌都是我們中國人講的“逆歷史潮流而動”，所以要麼已經失敗，要麼正在走向失敗。
拜登發表任內首次國情諮文演講
我們這個節目在拜登競選總統的時候就指出，拜登的總統競選綱領裡邊要解決四大挑戰或者四大難題：疫情危機、經濟困境、氣候變化、種族矛盾。除了種族矛盾這個問題要美國人自己解決，其它三個問題的解決都需要中國幫忙，沒有中國的幫忙，恐怕拜登只能是一籌莫展，今天的情況證明了這一點。
美國的Axios新聞網1月14號用了“史詩般的失敗”這樣的詞彙來形容拜登執政一年的表現。隨著美國中期選舉的臨近，拜登政府如果不能儘快扭轉支援率的持續下滑，民主黨恐怕會面臨中期選舉失敗的危機，拜登到時候將面對反對黨掌握參眾兩院的局面，成為一個處處受到掣肘的“跛腳總統”。
不久前，歐洲一個研究中國的主要機構發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稱中國學者張維為等正透過包括《這就是中國》等渠道重塑世界對西方的認知，在中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力，也吸引那些對西方日益感到失望的全球受眾。確實，我們這個節目從一開始就指出，我們要解構西方對中國和世界的主流敘事，要確立中國人自己對中國和對世界的主流敘事。我們經常以中國作為參照系來進行中西方比較，特別是中美比較，隨著我們的話語透過這個節目及其它渠道走向世界，某種程度上已經開始在一定範圍內重塑外部世界對中國的認知和對西方的認知。
剛才我提到拜登競選時候提出的四大難題：疫情危機、經濟困境、氣候變化、種族矛盾，其實還有一個是拜登沒有提的，那就是第五大難題——弊病縱生的美國民主制度。我們節目對它做了很多剖析，我相信終有一天美國會醒悟過來。
不久前我在某知名網站上看到一篇評論拜登執政表現的文章，後面的跟帖就以中國作為參照系進行中美比較，所以我想把這個跟帖在這裡和大家分享一下。
跟帖是這樣寫的：拜登同志呀，你要走到群眾中去啊，你得下基層啊，你怎麼能天天在白宮辦公室裡“摸魚”呢？哪裡有風災、雪災、破爛的帳篷、無家可歸的人，哪裡有空空如也的貨架、堆積如山的港口，哪裡就應該有你的身影，你要去解決問題啊，要拍板拿主意啊，那麼最好再發表一篇溫情勵志的演講，你應該去看望你們的醫生，看望你們的護士，去關心那些老弱病殘的人。你在幹嘛？你還在“摸魚”呀？你除了知道美國十一艘航空母艦在哪裡，對其它都是“No idea”（不知道），什麼都不知道，你可能連土豆多少錢一磅都不清楚吧？你的黨沒有凝聚力，你的國家沒有向心力，你的人沒有氣力。
這個跟帖下面還有一個也相當精彩：老兄啊，你說的“到群眾中去”，那是四年一次大選的時候偶爾為之的呀，而且只是為了擺拍而已；畢竟美國安全形勢嚴峻，不是說出去就能出去的。美國的群眾是按黨派劃分的，你要沉到下面去，就要學會甄別，也要會面對群眾，這個難度太大了，萬一反對黨的信徒參加的話，就有各種各樣的搗亂，還得防止他們讓總統難堪、尷尬。
美國的制度弊病、制度劣勢越來越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應該說這也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謝謝大家！
範勇鵬：
特朗普的任期給美國的政治遊戲帶來了嚴重危機，很多運行了幾十年的政治觀念和潛規則都被特朗普打破。因而，到2020年拜登勝選之後，民主黨、建制派和傳統精英集團中的很多人鬆了一口氣，他們認為自己熟悉的老遊戲又要回來了，他們滿懷希望地準備延續著過去的統治模式。
拜登本人也是躊躇滿志，他呼籲美國人“結束這場野蠻的戰爭”；然後對美國的盟友，也給出了承諾和安撫，聲稱“美國已經回來”，言下之義就是說，兄弟們你們受了四年委屈，都是特朗普的“鍋”，我回來了，我要讓大家看看，“你大哥還是你大哥”。
但是一年過去了，結果如何呢？拜登在執政一週年的時候，召開了一個新聞釋出會，在會上他給自己打分，剛才張老師講了，他說我可能超過所有人的預期，我讓2.1億美國人接種了新冠疫苗、新增了600萬個工作崗位、簽署了《救助計劃法》和《基礎設施建設法》、失業率降到百分之三點九、兒童貧困率降低四成，以及工薪階層多年來首次漲薪等等。
但是這些自吹自擂是沒有用的，各種民調都打了他的臉。其實他自己心裡也明白。當時就有美國記者問他，說這一年你有沒有做到讓美國團結起來，他只能承認說還沒有。按照常規，美國總統在這個節點，應該是要向國會提交國情諮文了，但是拜登把它推遲到3月1號，這是美國曆史上最晚的一次。CNN做了一個評論說，拜登確實是成績太差，說不出口，所以他推遲是希望最後再努一把力，來推動一些立法，增加一點業績，到國會顯得好看一點。
拜登在勝選演說中稱，現在正是“治癒美國的時刻”.
拜登第一年任期的業績為什麼如此慘不忍睹？畢竟對他來講，也許真的能幹點事的時間也就這一年，2022年馬上又要中期選舉了，2023年大機率變成“跛腳鴨”，2024年又是大選年，又是喧囂鬧騰的一年。所以在這寶貴的第一年裡邊，他肯定是希望能夠留下一些政治遺產的。我們來看他失敗的原因，除了在《這就是中國》往期節目裡邊已經多次談到的美國政體、美國政治文化的弊端、社會制度的深層病根以及社會文化分裂等等原因，我認為還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老天不賞臉。咱們中國人做事情要講究天時、地利、人和。所謂“天時“，就是不管什麼人做什麼事，都要受宏觀條件和歷史機遇的約束。新冠疫情就是這兩年美國政治最主要的背景條件之一。從上臺之初，拜登是搞過一些舉措的，比如說當時就釋出了防治計劃，推動疫苗接種，要求在聯邦政府建築和交通工具裡邊戴口罩，當時被稱作叫“百日口罩令”。但是疫情稍稍一緩解，到去年7月份美國政府就開始“放水”，導致疫情進一步失控，再加上德爾塔和奧密克戎的變種，結果死亡人數比前年還多，搞得拜登很沒面子，後來連特朗普都開始嘲笑他。
但是很快兩位老先生都發現互相比爛，誰也佔不了便宜，不如搞一個“誇誇群”，表揚與自我表揚。所以去年12月21日，拜登在白宮演講裡邊，一邊標榜自己的努力，另一邊出人意料地表揚特朗普時期在疫苗研發方面的貢獻。俗話說拳不打笑臉，特朗普突然被表揚也不太好意思，也象徵性地表揚了一下拜登。
美國兩黨政客平時都是踩對方抬自己，真到了擺爛躺平的時候，有時候也需要適當互捧一下，畢竟大家還是要一起演這場遊戲的嘛。
另外，拜登去年年底搞全球“民主峰會”的時候，大家都看到了，也是老天不賞臉，突然就來了一場龍捲風。
其實這些事，說是天災，更大程度上是人禍。拜登這一年流年不利，正中了中國的一句古話，叫“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只是可憐了美國普通的老百姓。
第二個原因是對手不配合。美國最大的敵人往往不是別人，而是美國自己，聯邦制所包含的這種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二元主權問題，還有兩黨制所帶來的選舉以及國會黨爭，都是美國政府做成一件事的最大障礙。
更何況拜登並不是真的因為受選民歡迎而當選，當初很多選民其實選的就是“No Trump”，就是隻要不是特朗普就行，所以很多選民對這個選舉結果不認同，一年之後還有不少美國人認為拜登當選是不合法的。有一個民調就顯示，共和黨的百分之五十五，選民整體的百分之二十六，還是堅持認為拜登是靠作弊“偷”來的總統，這自然加劇了國會中的黨爭。
比方說拜登一上臺就推“口罩令”，結果遭到16個共和黨州州長的集體抵制。其實想想當初特朗普最開始也是想搞封城抗疫的，結果遭到民主黨州的抵制。可以說風水輪流轉，蒼天饒過誰。
再比如拜登一上臺就試圖扭轉特朗普的許多能源環境政策，包括重返《巴黎氣候協定》，但是民主黨的氣候計劃在參議院裡邊，就因為黨爭不斷受挫。
再有就是拜登的人事任命也受到共和黨阻撓，到去年年底仍然有大批任命的政府官員得不到參議院批准，嚴重影響了美國內外政策的展開。一直到去年12月份，拜登政府獲批准的官員人數僅僅是前幾屆政府歷史同期的四分之一。就連中美關係如此重要的時期，拜登的駐華大使伯恩斯直到去年12月16日，將近一年才獲得國會的批准。
第三個原因是市場不買賬。拜登從上臺開始就要著手做經濟數字，因為對美國總統來講，經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去年3月，拜登簽署了《美國救助計劃法》，內容包括：為低收入家庭直接提供資金、調整失業救濟金、提高針對育兒家庭的稅收抵免，以及增加應對疫情的投入等等。這個法案雖然有利於美國經濟復甦，但剛才張老師講了，它也加劇了美國政府債務負擔，並且導致了40年來從沒見過的通貨膨脹率。
然後拜登還提出了一個規模龐大的基建計劃，投資規模高達4萬億美元，結果放到國會，扯皮來扯皮去，最後縮減到1萬多億美元，到去年11月才艱難地透過兩院投票。
當地時間2021年10月26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港和長灘港。大量集卡堵在了碼頭和道路上，碼頭上集裝箱堆積如山。海上等著靠港卸貨的貨輪還是沒有減少。@視覺中國
這些政策的效果也不理想。根據美國商務部2月8號公佈的資料，主要是因為消費品進口額的增加，去年全年美國的貿易逆差又增加到8591億美元，創歷史新高。
同時，國內商品供應也出了問題。因為美國政府的管理無能和系統性失調，大量貨輪在加州的外海排隊，不能卸貨，碼頭工人不能上班，卡車司機沒活幹，這點小小的問題竟然在美國拖了幾個月解決不了。然後，超市貨架空空如也，人們過年過節也買不到商品。最後到處發生“合法搶劫”，很多超市面臨“零元購”威脅。
第四個原因就是拜登的外交沒章法。拜登呼聲很高的一個方面就是外交，很多人預料拜登會修復盟友陣營，高調回歸國際事務。結果發現，一年以來，進退失據，全無章法。
首先是連自己的盟友陣營都擺不平。比如大家都認為西方是美國為主的一個陣營，但去年9月美國搞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讓澳大利亞撕毀法國的潛艇訂單，結果澳大利亞跟法國差點鬧翻。最近，跟德國總理朔爾茨見面時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就停掉“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這是典型的“張三闖禍打李四”，搞得德國領導人一臉尷尬。還有阿富汗撤軍，美國也丟了一次大臉，到眼下正在發生的烏克蘭問題，也遇到俄羅斯強力反制，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佔到什麼便宜。
最後一點就是中國不在乎。這一年，美國炒作很多涉華議題，包括新疆、臺灣、香港等等，做了很多小動作，包括所謂的全球“民主峰會”，很大程度上也是針對中國的，然後阻撓北京冬奧會，結果每腳都踢到鋼板上。
從特朗普就開始搞的中美貿易戰，到拜登這裡邊變成雞肋，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最後迫不得已，從去年開始就要來找中國談。但是中國的心態不一樣了，說白了就是說，經過了五年的交鋒，我們不那麼在乎了。去年3月的安克雷奇會談，楊潔篪主任就說“我們把你們想得太好了”“我們不吃這一套”。去年7月，美國又跑到天津來，說我要談，結果又被中方教訓“美國你不能壞事做絕，還想好處佔盡”。最近一次是前不久布林肯又主動找上門來要求對話，結果王毅外長給他劃了“三道紅線”。
總之，拜登總統這一年確實不省心，沒有哪件事是順風順水。有人說，這也許就是國運吧？確實是，但其實這個國運也是有因有果。美國不能改革自己過時的制度，建立起健康的政治文化和心態，不能丟掉霸權主義的行為方式，去認認真真地搞自己的建設和改革，那麼這一年鬧心的故事還會不斷上演。謝謝大家！
【圓桌討論】
主持人：謝謝兩位嘉賓的演講。說到拜登執政一週年，剛才張老師引用了美國一家新聞網站的觀點，說他是“史詩級的慘敗”，這個形容詞在特朗普執政時代都沒有被用過，為什麼大家反而會把這個詞用在了現在？
張維為：因為特朗普，當時很多人覺得他做得太爛了，所以隨便換個誰，特別是像拜登這麼一個在政界混了這麼多年的資深政客，肯定應該過得去，期望比較高，期望高了之後，一旦破滅就更慘。我想起上世紀80年代裡根總統在競選的時候，問卡特一個問題，最後明顯他的支援率上升了——他在電視辯論中對著觀眾說，你們的生活比四年前好了，還是比四年前差了？就這一句話。拜登就是這個原因，所有民調都證明，多數美國人認為，我們比一年前更差了，所以這就是他今天的悲劇。
範勇鵬：其實你講到“史詩級”這個詞，多少還有一點浪漫色彩。為啥浪漫呢？說白了就是期望太高。其實不光是美國人，拜登上臺的時候，全世界包括他的盟友，包括我們國內的一些人，對拜登懷有很高的期望。期望和現實的落差就帶來了浪漫破滅之後的史詩感，這確實是一個“史詩級”的失敗。
原因如果再補充一點，其實在張老師演講裡邊提到一個關鍵詞“分裂”。說白了，美國今天很多事情不順利，就是因為太分裂了，分裂的根源在哪裡？本質上就是資本主義社會性質決定的，這樣一種社會性質，一定會走向這一步。美國是一個非常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崇尚自由，崇尚競爭，喜歡強者，喜歡富者，這種社會，特別鼓勵自由競爭，強者湧現。它的好處是有利於強者的創造，有利於創新，鼓勵大家競爭，但有個前提就是社會的公正程度要擺在那，你不能有嚴重的不公正，那麼這個社會就會分裂。
美國今天的問題，恰恰就是因為在過去三四十年內，社會公正幾乎完全破產了。所以今天美國社會橫向的、縱向的，有各種各樣的社會力量在發生對立，國家就陷入分裂狀態。這個分裂就是拜登這一年“敗走麥城”，最深層的原因之一。
張維為：對，一個簡單的制度原因，比方民主黨推選候選人的機制中有一項叫“超級代表”，一票頂一萬票，實際上是民主黨內的既得利益者把持的。這些人總是推選和既得利益綁在一起的人。
如果說有什麼個人原因？現在看來，恐怕拜登他個性裡邊有一些缺點，最明顯的去年8月從阿富汗撤軍，早就做出這個決定了，但最後做的時候會如此之粗糙，如此之不合情理，預案什麼都不妥當。這說明他恐怕就在決策的關鍵時刻，就是不管了，我就這樣了，可能有這種個性缺陷。
主持人：兩位都說美國一個關健詞是“分裂”，比如各種族群分裂，還有黨派利益分裂，行政執行過程中，效率也非常低下，但可能拜登最讓大家失望的就是他的執政沒有辦法來彌合這種分裂，反而是讓這些問題暴露得更明顯。
張維為：用中國人的標準就是沒有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
美國“弗洛伊德之死”引發騷亂 圖自美聯社
主持人：我前段時間看馬凱碩先生寫的《中美博弈和戰略選擇》，他有個觀點“美國總是沒有辦法從那種非理性的狀態當中抽身出來”。所以你去觀察整個外交體系、美國智庫，就會發現，他們干預很多議題，是因為有利益在。然後他說“美國人總是會把手指頭放進馬蜂窩，被蜇”。這種非理性狀態，從拜登政府的決策出臺或執行上，是不是也能看出影子？
張維為：美國這個體制導致領導人不能實事求是地研究問題和看問題。即使有智庫能非常理性地指出問題所在，但由於資本力量太大，導致他沒法按照理性的方法去做，因為它違背資本的利益。疫情防控就是最典型的，我就是要把資本利益、商業利益放在人的生命之上。這是美國製度最大的問題，在資本力量、社會力量、政治力量之間的平衡，資本力量獨大。
主持人：我們可能看到的都是執政人物、執政團隊的非理性，但其實真正要看到的是它整個制度深層次的決策非理性。
範勇鵬：你講這個“非理性”，很多事情本身看起來是非理性，但把它分解成一塊一塊具體的利益集團，都有它的利益，都是理性的。
主持人：而且是某個利益集團的“理性”佔了上風而已。
範勇鵬：所以這是美國的制度問題，它講得很好聽，說我能夠讓各種各樣的利益在我的制度裡邊得到多元的反映，實際結果恰恰會導致組合起來一個非理性的結果。其實美國所有的政治精英都知道今天美國最大的問題是分裂。拜登在就職演講裡邊講，紅藍之間、城鄉之間，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間都要彌合這種分裂。那麼彌合分裂，如果用一個理性的方式，應該是雙方都要妥協，都要讓步。但你看他雖然主觀上很想，但上臺之後做的事情都是在朝著一個方向傾斜。
像種族問題，去年因為弗洛伊德事情發生騷亂，作為總統上來之後，你應該去撫平種族之間的裂痕，但是他作為一個民主黨總統，唯一能做的選擇就是去年5月接見弗洛伊德的家人，然後透過《喬治·弗洛伊德警察執法公正法案》，這馬上引起老的白人群體和警察群體的反對，其實是在拱火，進一步導致矛盾激化。美國這種制度，就會導致換誰站在這個位置上都做不好。
張維為：美國既得利益集團，對美國整體利益的損害，我們看得非常清楚。阿富汗戰爭花了2.3萬億美元，結果養肥了軍火集團。我們過去十年，消除最後將近1億人的絕對貧困，用了2500億美元，將近你的十分之一。他們這筆錢拿來可以消除全世界的貧困，如果採用中國模式的話，可以消滅美國的極端貧困，可以讓所有的美國大學生免費上大學，結果他就不願意做，就是要打這個仗，極端不理性。
主持人：政治人物不僅沒有辦法能夠彌合這種分裂，某種程度來說，因為有這樣的黨派制度存在，他本人就是這種分裂進一步加深的根源，換了誰來做總統，可能都是這樣，他只要站在自己的黨派利益出發，一定沒有辦法制定出對廣大群眾來說是真正助益的政策。
範勇鵬：說白了就是它沒有一個代表國家、人民整體利益的政治力量。我再舉一個例子，各個選區選舉的時候，比如民主黨在這個選區佔優勢了，那麼你應該給少數派的選民也有表達的機會，但它採取的是贏家通吃的方式。最近有好多官司在最高法院打，都是什麼官司呢？叫“Gerrymander”，“重劃選區”。它一旦在一個選區得到優勢之後，透過劃那個彎彎曲曲的選區，讓我的優勢永遠鞏固下來。最後導致的結果，只能是對方對你越來越恨，越來越對立。
這種東西最後要破局，要解決，只能有一個能夠代表大家所有利益的公正的人站出來，但美國的政治裡邊沒有這樣一個政治力量。
【問答環節】
蔡驊強：三位老師好，我叫蔡驊強。我是從事教育科技工作的。我想請教一個問題，在美國總統大選的過程當中，候選人的口號喊得非常響亮，美國民眾也積極響應，候選人的支援率也非常高，但是當美國總統真的上臺執政之後，他們的支援率可能會突然之間大幅下挫，其實我們也知道，要解決一個社會難題，要改善我們的國家治理的話，是一個長週期的過程，並不是一蹴而就的，難道美國民眾沒有這樣的一個基本的認知嗎？這反映了美國社會怎麼樣的一個問題呢？謝謝。
張維為：從表面現象來看，我們也不能理解。我在西方長期生活過，比方一個政客選舉，特別最後一場演講，可以改變選舉結果，中國人覺得這個政治非常幼稚，你應該看他過去一年事情怎麼做，而不是看他怎麼說的，對不對？這個現象非常普遍地存在。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美國也好，主要西方國家也好，每四年一次的大選參選率都非常之低，像美國過去五十年，可能平均每次參選率沒有超過百分之五十五的，所以這個選舉本身就非常荒謬，100個人可以參加選舉，只有55個人參加選舉，然後你在55個人當中拿到百分之五十一就贏了，這就是今天西方制度的弊病。
我老說“民主”日益成為一個笑話，現在已經是網際網路5G時代了，要了解老百姓關心什麼問題，誰更得人心，不需要透過演講這種非常原始的方法。
主持人：現在的民眾除了聽你演講，給你投票之外，他也等著你能不能兌現承諾。但拜登一年時間，民調資料就下降那麼大，是不是大家也不願意等太久？這是個什麼概念？
張維為：這就是透過操弄媒體，來忽悠老百姓。一般人記憶力不是很長的，你這四年幹得再亂，就靠近競選那半年，你拼命宣傳，就會產生你想要的效果，英文叫做”Elect and Regret”，“選完就遺憾”。但是多數人還是這樣，不停地重複。
範勇鵬：其實普通人關注週期是非常短的。包括咱們一樣，你的情緒、你的判斷，很多就是受過去一週左右時間的影響，在新聞學裡專門有研究這個，叫“議題關注週期”，所以搞媒體操縱，美國、歐洲這些國家經驗非常豐富。第二點，它的社會結構和我們不一樣，它是一個非常精英主義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都是由一小撮非常聰明、頂尖的頭腦領導和統治著一個龐大的善良單純的老百姓群體。
這位朋友講的問題，我在美國也有感觸，參加聽證會、選舉，咱們覺得都是講了幾十年的陳詞濫調，群眾在底下真的會熱淚盈眶，會歡呼，就是長期洗腦導致的結果。第二，它的傳播會帶來一個結果，就是丘吉爾開創的一個很著名的邏輯——“民主不好，但是沒有更好的，這是最不壞的”。所以西方人會形成一個觀念，就是我們有很多問題，但是沒有更好的了，我們只能忍。
這導致的結果就是美國老百姓即使看到政客空口承諾、沒有兌現，他最後會形成一種無奈的心理，哎呀，其實我也沒有能力來改變，就只能接受這個宿命了。
最後一點，這個東西選民是有責任的，選民本身沒有耐心。物理學上一個原理，比如說洗澡的時候，淋浴頭調熱水，發現太熱了，趕快把它調到涼水，馬上又會變太涼，一直這麼調，你永遠洗不了這個澡。從控制論來講，你反饋的速度如果快於變化的速度，會造成一種振盪。
美國的政治就是典型的振盪，其實有些政治家可能覺得這個事情我需要一點週期，需要慢慢地把它做好，選民都不答應。這種選舉制度一旦建立起來，它會形成一個“棘輪效應”。
劉紫怡：三位老師好。我是劉紫怡，我從事藥物檢測方面的工作。我的問題是，美國的普通民眾的生活到底是什麼樣子的？有沒有資料支撐？我有朋友在美國生活的，他給我的反饋就是，這一年內他的生活沒有太大改變，但是有一部分的美國人民生活得還是比較困苦。
張維為：我覺得現在有智慧手機、移動網際網路，隨時都可以進行比較的。比方說最新一個數據，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已經超過美國，2020年新冠疫情和其它原因造成美國的人均預期壽命減少了1.8歲，由78.8歲降到了77歲。中國是77.3歲，實際上海人均壽命就比美國高4到5歲了。另外我們比較關注貧困問題，前幾天我和西方學者討論共同富裕問題。我講了一個觀點，今天中國已經消除極端貧困，“消除極端貧困”是個什麼概念？我們2021年發表的資料，人均可支配收入，脫貧人口是人均12500元，五險一金全部扣掉之後，“兩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有住房，有教育，有醫療保險，全部做到了。我不排除有個別特殊情況。
美國我看到的最新資料是，2021年無家可居者是58萬多。洛杉磯我非常熟悉，它有很大一個區叫Skid row，那個區全是無家可歸者，搭個帳篷住在那，就是這樣的。
主持人：一方面是數字，一方面可能大家也會聽身邊的朋友傳遞的來自美國的訊息。比如我們有聽說，美國人說自己現在就業還不錯，還有一個說，因為美國不停地印鈔，同時他又買不到相關商品，導致錢在手裡還囤起來了，有的人現在手裡有存款了等等。我們怎麼完整地去理解這個事？
範勇鵬：這個有矛盾的資訊很正常，像這位朋友講，你的朋友說他生活還不錯，有幾個分析的角度，比如第一，華人在美國總體上生活得還不是特別差的，比較努力，辛勤工作，教育也比較好，另外很多地方華人聚居，整體的治安狀態還是不錯的。第二是地區，比如住在西海岸，華盛頓州或者加州這些地方，總體上還是不錯的，但如果你住在老工業區，基本上都已經成“鬼城”了，不同地區反映也不一樣，比生活在中部或南部一些地方，基本上生活是停滯的。
另外就是階層，張老師講的50多萬無家可歸者，我在美國也見過，就在街上睡覺，甚至吃喝拉撒都在街上，那個街道髒得進不去，但這群人恰恰在媒體裡邊，你看不到的。再比他們高一點層次的，像移民、難民，有一些拿低保的，可以拿到政府的救濟，他們活得還不錯。再往上就像華人這樣的群體，再往上就是一些中產白人，交最高的稅，還沒有補貼，他們抱怨是最大的。
所以你去問華人，可能覺得生活還不錯，你如果問傳統美國主流的精英群體，他們覺得很差，再往上真正的權貴階層、精英階層，人家不受影響的，有最好的疫苗，住封閉的小區。
最後就是何老師講到的印鈔，美國有很多人過去一年其實過得不差，去年6月之前，一個月兩千多美元，發真金白銀。說白了，第一是拿未來的債買今天，拿全世界人民割的“韭菜”，來供養美國這個“窮人”，所以這個鐮刀最後會割到自己頭上，美國現在通貨膨脹到這種程度，也有這個原因。
張維為：順便我再講一句，美國這58萬最弱勢的無家可歸者，真的是沒有人管他們，只有一些慈善機構做點事情，但解決不了問題。為什麼？因為他們在政治上沒有聲音。
這50多萬無家可歸人上面還有一個階層，就是窮人，拿政府補貼的。但這波人他還是有選票的，政客還要贏得這些人的支援。但對無家可歸者，政客不管的。
馬曉松：三位老師好。我是馬曉松，目前從事遊戲場景原畫工作。想跟三位老師提問，我們國家和美國的外交起起伏伏，而且最近好像也沒有緩和的跡象，那麼兩個國家要做出怎樣的努力，才能讓關係重回正軌呢？還有一個就是特朗普，他要是未來重回美國總統之位的話，那我們的關係會不會再跌入谷底？謝謝老師。
張維為：我覺得我們可以有許多良好的願望，但現在中美矛盾是一種結構性矛盾，不是憑自己願望就可以解決的，它恐怕要經過一段時間的交鋒，才能更好地交流。所以要做好準備，中美關係可能相當時間內正常不起來，交流、交鋒將成為一種常態，太順利了不可能的。
特朗普也好，拜登也好，美國整體的戰略是在收縮，因為國力支撐不了四面出擊。美國這個國家的特點，欺軟怕硬，特別相信實力，一定要跟美國展示真實實力，它才會更加地尊重你。
範勇鵬：美國兩黨現在頂多三四個方面是有共識的，其中“對華強硬”是最主要的一個，如果說傳統那種中美關係是“正軌”的話，那可能短期之內是回不了正軌的。
但是我們換一個思路，其實現在就是一種新常態，我們接受它；然後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對中國不是沒有好處的。因為美國現在有很多方面缺乏動機來改善對中國的關係。比如，一個是兩黨的共識，還有就是美國的“甩鍋”現象，這跟我們人一樣，當你覺得還遊刃有餘的時候，我有什麼錯誤我改，等你最後發現渾身都是錯誤，“債多了不愁”，我改不過來了，乾脆就“甩鍋”，我都怨你。美國現在有很多很多方面都需要“甩鍋”到中國，這是他們各路政治精英的一個共識。這種情況下，你希望中美關係回到那種“蜜月期”，是不可能的。
另外，馬上中期選舉，選舉造勢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契機。對於中美現在這種狀態，其實也不用擔心。我覺得對我們來講，最主要的第一就是發展好自己，第二是確保我們有足夠的實力和手段，能夠讓中美關係不脫軌、不偏航，就在現在這個狀態下低位執行。其實對中國來講，有這樣一個外部競爭對手，我覺得是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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