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濤：議會鬧劇凸顯印度民主困境

在7月19日至8月11日印度聯邦議會期間，國大黨等反對黨議員要求就媒體披露莫迪政府使用“飛馬”間諜軟體實施竊聽舉行辯論，被執政的印人黨拒絕，雙方發生爭執甚至衝突，會議被迫提前兩天結束。印度自詡為“最大的民主國家”，為此極受美西方青睞，但近年來印度的民主亂象紛呈，頻遭質疑。

首先，印度憲法被侵蝕，立法制度受干預。印度學者蘇哈斯·帕斯卡在《理解印度民主的衰落》一文中指出，當前印度的“憲法精神在實踐中很容易受到褻瀆”。無論是2019 年 8月以來印度對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的強力管控，還是2019 年底《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引發的全國性示威，都令人擔憂。米蘭·毗溼奴在《印度民主的倒退》中稱，中央政府頻頻“參與各邦憲法管轄範圍內的事務”，並指責“在沒有議會辯論或與各邦磋商的情況下強行透過最近的農業改革法案”，導致農民抗議綿延至今。

其次，行政干擾司法，甚至控制議會。米蘭·毗溼奴認為，“在中央政府內部，權力越來越集中在總理辦公室，而內閣各部的權力卻在減少。行政部門也開始主導議會，司法部門則小心翼翼地迴避政治上不便的案件”。

最後，印度人權被嚴重忽視。尚特·基紹爾在《間諜軟體曝光是印度民主的關鍵時刻》一文中稱，“對新德里監視本國公民的擔憂並不新鮮”，他指出，除“飛馬”事件外，“（印度的）WhatsApp未能保護印度使用者”，他也對“國家大規模的間諜活動”表示擔憂。此外，政府對新聞輿論的嚴控及對異議人士的不包容也引發人權爭議。蘇哈斯·帕斯卡指出，“僅在2020年，就有67名記者面臨逮捕或調查，這實際是把對媒體的攻擊變成官方政策”。根據英國經濟學家情報社釋出的“2020 年全球民主指數”，印度的排名已經由莫迪上臺之初的27位跌落至53位。

為什麼說印度民主深陷困境？從源頭和基礎看，印度民主承襲於英國殖民統治。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政治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經濟基礎之上，而印度的民主卻是被強行植入，它失去了民主政治與其相匹配經濟融合的過程。經濟與政治發展的不協調是印度民主政治發展的致命弱點，也是其社會政治矛盾不斷加深的原因所在。

從民主歷史發展程序看，印度如今正處於轉折的危急關頭。有學者指出，從泰戈爾到甘地，再到尼赫魯，印度的政治精英們都清醒認識到，印度民族主義獨立運動必須建立在社會文化的多樣性之上，印度聯邦制正是建立在聯邦內部文化多樣性基礎之上的民族構建。印度曾透過“國家—民族”構建而不是“民族—國家”構建來融合社會層面的族群分裂，透過集權聯邦制而不是聯邦制的頂層設計來實現適度的地方自治，防止過度分權化，以政治寬容來彌合基層民主的宗教派系衝突，使集權聯邦制具有穩定的政治社會基礎。但自20世紀90年代印人黨執政以來，它大力推動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文化的“民族—國家”建設運動，對多元包容的“國家—民族”模式構成挑戰，特別是莫迪執政以來，印度人民黨勢力急劇膨脹。

從民主的主要載體看，印度的“庇護制”使選舉制度異化。由於歷史傳統和政體的諸多因素，印度形成獨具特色的“庇護民主制”，併成為印度選舉的主要動員模式，因庇護關係而產生的利益交換成為選民參與投票的重要原因。弱勢群體投票率加速增長，而富人及城市中產階級的投票率反而有所下降，高投票率並不能反映印度公民的參政水平，底層選民的投票率雖高，其他形式的公民參與行為卻較少，印度民主已被庇護制帶偏。

當然，“民主牌”或許是印度迎合美國的敲門磚，但這很難成為美國對印度戰略幫扶的“承諾書”。因為印度對美國最大的戰略價值是用以對付中國，而非印度自身的民主制度；印度對美的最大期待是發展經濟的支援，只是“印式民主”並不等同於“西式民主”，美印之間的民主裂痕難以彌合。

拜登就任後與莫迪首次通話時就曾指出，“對民主價值觀的共同承諾是美印關係的基石”，《時代》雜誌隨即嘲諷道，“拜登假裝莫迪治下的印度是民主同盟，能裝多久”，美國國會“印度小組”多名重量級議員更是針對印度農民示威向印度駐美大使發難。印度觀察家們則是既不滿美國以促進民主為由大行干涉主義，也批評美國對各種獨裁政權的支援。在美國計劃今年底召開的“民主峰會”上，作為“最強大民主國家”和“最大民主國家”的美國與印度將如何表現，我們拭目以待。（作者是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一帶一路’背景下跨喜馬拉雅合作研究”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