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劇報告：英國人看《人民的名義》：李達康不一定是好領導！
英國人看《人民的名義》：李達康不一定是好領導！
2017-05-02
趙剛Andrew
英國人可以透過《人民的名義》瞭解中國經濟和政治的管理模式，以及背後的官場規則。他們會理解李達康大刀闊斧的“中國速度”的歷史淵源和現實壓力。同時，也能觀察到中國“政績工程”背後人治色彩的高度集權！如果《人們的名義》再拍續集，李達康可能會出事兒……
有人說《人民的名義》是中國版的《紙牌屋》，我覺得有一定道理。不管是反腐的題材，還是改革的題材，都是建立在中國官場遊戲規則的基礎之上的。
從這個角度看，《人民的名義》的劇本，更像是當代的《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象》等現實主義的諷刺小說。
劇中人物有些極具臉譜化，比如漢東省檢察院反貪局局長侯亮平、漢東省委書記沙瑞金等；有些則撲朔迷離，比如漢東省委副書記高育良；有些是前後不一，比如京州市委書記李達康。
其實，按照英國人的思辨意識，他們會認可李達康這個角色的真實性，同時也會冠以“問題領導”（problem leader）的標籤。
西方《聖經》中的神都是有這樣那樣瑕疵甚至罪孽的，符合“性本惡”的哲學思想，追溯這個意識形態的源頭，西方定義的人，更是優點與缺點並存的矛盾混合體。
因此，他們會認為，李達康在工作中的雷厲風行，與事業上的急功近利同在；人事管理中的鐵面無私，與業餘生活中的不近人情共存。這才是人！真實的人！
中國的原生性宗教很微弱，卻“盛產”聖人文化。聖人崇拜歷史悠久、源遠流長，而且從很大程度上說，聖人代替了鬼神，統治了中國人的世俗觀念。
在中國人心目中，聖人就是完人，與聖人相近、相類似的英雄人物、領導人物、位高權重的貴族階層，容易被國人神化、追捧。
因此，劇中充當社會正義後盾的侯亮平、沙瑞金被神化，至於李達康，卻有些意外地貼近人性。
編劇周梅森曾談及塑造李達康的過程。他本來要讓李達康“腐敗掉”，結果寫到一半，上級主管部門檢查劇情時，認為像李達康這樣能幹的幹部都腐敗了，影響不好，要求周梅森把李修改成“正面人物”。
這種自上而下的“干預”，反而成全了英國人眼中李達康人性的複雜性。
一個農村背景的基層幹部，憑藉自己的能力和黨內人事任用制度的提拔，一步步走到“封疆大吏”的省部級高官，他的權力保證了自己實現政治理想、個人抱負所需的人力資源、物質資源、體制資源。
李書記對黨員幹部、政府機關、公檢法等直接下達指令，並限期得到結果，他強烈的目標導向，提高了辦事效率，保證了目標的分級落實。
英國人可能不清楚中國社會“一黨領導，多黨政治協商”的管理制度，還不能馬上理解Party Secretary（黨委書記）與政府、公檢法等單位的關係。
他們可能會驚異於李書記的高效與率直。
體制內的中國人所創造的“中國速度”，是權力驅動的、自上而下的“政績工程”。以省、地、市、縣的GDP目標分解為代表的約束激勵機制，在改革開放後，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不斷推動區域經濟、貿易、人文、科教的發展和國際化。
“政績工程”推動了各地基建投資、房地產佈局、高科技產業發展、教育國際化的後發優勢。
李達康在漢東省的呂州、林城任職期間，把招商引資、基礎建設作為政績考核、職務晉升的輔助目標去完成，也因此得到了省委領導的賞識。
在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中，李達康在京州市幾乎是一手遮天，正是他的這隻手，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和城市化飛速發展的源動力。
老子在《道德經》中曾說：“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中國人體內蘊藏的巨大能量和創造力，千百年來被政治制度所左右。
溫和的制度有利於釋放人民的內生性動力，而苛酷的政治挫傷民眾的積極性，老百姓變得狡黠、鑽營。
中國近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核心，是“放松管制”的“悶悶”政治，如此背景下的“淳淳”之民，開創了前無古人的生產力水平。
相比而言，從英國人的角度看，城市高投入的基建專案，肯定要經過長時間的反覆論證才可提交議會討論。這是西方民主的代價，研討本來無可厚非，但往往會在曠日持久的爭辯中迷失，漸漸偏離最初的主題。
在英國，片面追求程式合法性，很多事只能陷入僵局，無法推進，進而無限期擱置。
但另一方面，一個人的權力，一個人的城市，這在英國人的理念和常識裡是不可思議的。
李達康的市委辦公會與市政府辦公會幾乎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沒有英國城市管理模式中的市議會；同時，李達康的市委成員，已經涵蓋了公檢法機關的領導人物，也就是說，英國的監督機構在這裡是受到權力約束的。
英國人會擔心李達康用黨的權力、政府的權力代替法律，同時擔心他的效率會犧牲公平、公正。
而英國人的顧慮在劇情中都成為了現實。
李達康在林城、京州做市委書記時，都遇到了自己一手提拔的幹部（比如京州副市長丁義珍）腐化墮落，損害開發區建設的不利局面；李書記為了開發區建設，幾乎要親自調集警力、實施大風廠強拆的方案……
GDP增長為導向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推動著李達康不顧一切地實現新政績。在《人民的名義》最後一集，李面對易學習對自己的批評，反駁道：“京州六百八十萬群眾要生存，要發展，要吃飯，要工作，我是第一責任人。”
這個壓力的背後，依然是人治色彩的高度集權！
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李達康的闖勁兒是需要的。但當中國進入經濟慢行道後，客觀上強調速度與質量、效率與公平的平衡，強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強調法治環境下的權力制衡，這是國際化的效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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