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偷拍官員，很多人立刻會想到雷政富當年被偷拍的那段影片。近年來，官員被偷拍的新聞不時佔據頭條，除了正常行使監督權外，一些人偷拍官員也常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求財或求官。抱著這樣的目的偷拍官員，雖然官員常會受到黨紀國法的制裁，但偷拍者也難全身而退。
一是可能被判處敲詐勒索罪。如在不久前的衡陽版“雷政富”案中，一個由6男6女組成的犯罪團伙，引誘官員發生性關係並偷錄影片，並以此敲詐勒索官員，共色誘或敲詐共55人，“大多數是官員”。根據檢方出具的量刑意見書，4名主犯均面臨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的重罰。
二是可能被判處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罪。如在“湖南麻陽偷拍案”中，三名政府工作人員在時任麻陽縣委書記的飲水機內安裝竊聽、竊照裝置，對其長時間偷拍，並提出個人政治待遇要求。最後三人被判處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罪，均獲有期徒刑一年零八個月。
在董志國舉報譚建華這一事件中，一個新的罪名“閃亮登場”——非法獲取公民個人資訊罪。據衡陽市相關部門介紹，衡陽市公安機關經過近兩個月的偵查，破獲湖南這起非法獲取公民個人資訊犯罪的重大案件，長沙鼎諾商務調查公司(董志國所僱公司)涉嫌16起非法獲取公民資訊犯罪，董志國也涉嫌參與非法獲取公民資訊犯罪。
偷拍官員賭博，能算“非法獲取公民個人資訊罪”嗎?
“非法獲取公民資訊罪”本身是個難以說清的罪名
先來介紹一下什麼是非法獲取公民資訊犯罪。由於近年來公民資訊被濫用的現象日益嚴重，《刑法修正案(七)》增設了非法獲取公民個人資訊罪：第1款，國家機關或者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單位的工作人員，違反國家規定，將本單位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資訊，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給他人，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第2款，竊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獲取上述資訊，情節嚴重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這條法律的第1款，是比較清晰的。但第2款中，對於“上述資訊”、“非法獲取”、“情節嚴重”，條文中並未明確規定。並且，由於相關司法解釋的缺乏，各地司法機關在辦理具體案件中，如何確定罪名，也往往莫衷一是。 而偏偏，這第2款與公民監督官員是密切相關的，因為主體物件可以是任何人，而監督官員難免是要用上一些“非常手段”的。那這到底觸犯了刑法沒有?
人們很容易聯想起來的案例，是2013年的上海法官集體嫖娼案，在那起案件中，當事人“老陳”就是用跟蹤偷拍的手段獲得了法官嫖娼的決定性證據，“老陳”被視為監督官員的英雄，而且他並沒有被起訴“非法獲取公民資訊”。那董志國為何卻倒了黴呢?
爆料人老陳長期跟蹤偷拍涉事官員，終有發現
今年最高法院公佈的一個指導案例，給了“被偷拍官員”底氣
董志國雖然本身是官員，但他的行為顯然跟“將本單位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資訊,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給他人”沒有關係。所以他涉嫌觸犯的只能是“非法獲取公民資訊罪”中的第2款。據湖南方面的通報，“董志國提供譚建華照片、車輛、住處、通訊號碼、行蹤資訊，委託長沙鼎諾公司對譚建華釆取跟蹤、定位和秘拍等非法調查手段……拍攝譚建華賭博影片”，衡陽市公安局認為，董志國非法獲取了譚建華的公民個人資訊，並且“情節嚴重”。
董治國之所以倒黴，或許跟今年上半年最高人民法院公佈的一個指導性案例有關。透過這個“刑事審判參考指導案例第1009號”——“胡某等非法獲取公民個人資訊案”，最高法院對“非法獲取公民資訊罪”第2款中的“上述資訊”、“非法獲取”以及“情節嚴重”給出了明確的看法。這起案例中，胡某等接受了委託，對“廣東省B市某機關領導所配專用公車進行跟蹤”，並進行了偷拍記錄。
法院認為，刑法253條第2款中的“上述資訊”是指一切公民個人資訊，否則對實踐中利用網路技術、跟蹤等手段非法獲取公民個人資訊的行為均不能處罰，如此非法獲取公民個人資訊罪的適用範圍明顯過窄，不符合加強保護公民個人資訊的立法精神。
法院還認為，“採取不為權利人所知曉的方法，秘密地取得”即是竊取，並且也違背了他人意願。因此“偷拍偷錄”的方式即為“非法獲取”。
對於“情節嚴重”，法院認為，主要應當從行為手段是否惡劣、行為持續時間長短等方面進行綜合認定，認定“手段惡劣”的理由，主要是密拍裝置給人造成不安全感。
於是，這個偷拍領導公車使用的案例，就被認定為“非法獲取公民資訊”了。而董志國的行為，與這個指導案例非常相似。
擴大“公民個人資訊”解釋不一定合理，也給監督公權力設定了障礙
最高法院公佈的這個指導案例合理嗎?也值得商榷。不少法律人士認為，指導案例擴大了刑法對“公民個人資訊”規定的範疇，對“上述資訊”做了任意擴大解釋，如任何國家機關、公共服務機構等單位，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都不可能收集公民個人的“行駛路線、停車地點及時間”等個人資訊。指導案例將“上述資訊”指為公民一切個人資訊，這顯然是突破了字面含義的，背離了立法原意，也違背了罪刑法定原則。
湖南某縣檢察官還認為，“由於是專用公務車，對於公務用車的使用，任何公民都有權進行監督，行為人跟蹤及使用定位器進行監督，雖然其行為並不具有合法性，但是至少也不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談不上是犯罪行為。”
偷拍官員是否合適值得商榷，但嚴懲“小惡”可能助長“大惡”
雖然公民的偷拍行為對發現官員違紀違法行為作用重大，但類似私人偵探的偷拍行為畢竟已經被判違法，而且這樣的行為一旦失控，也會危及普通人的隱私權。
不過，這並不是嚴懲偷拍官員的理由。因為雖然官員和普通人都享有隱私權，但普通人的隱私權和官員的隱私權肯定不同。有學者指出，政府的權力源於民眾自然權利的讓渡，公務員負有清廉奉公的職責，並負有接受群眾監督的義務。其財產收入、社會關係、教育背景、品行、個人愛好等私人資訊，會影響到公民對其是否符合合格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應有標準的判斷，因此不能被單純地看作是一般的隱私權保護內容。否則，“隱私”就會成為公眾行使知情權和監督權的阻礙。
衡東縣縣委副書記譚建華(站立拿錢者)被清晰地偷拍到賭博
公民的監督權和官員的隱私權的界限在哪裡呢?這一點早有共識：那就是公共利益。偷拍官員以獲得其違法違紀的證據，手段不正，但目的正當，是“小惡”;與之相比，官員的貪腐、嫖娼、賭博等違紀違法行為是“大惡”，因為這樣的官員已經或多或少地損害了公共利益。
有統計顯示，從2008年至2012年，網路反腐的典型案例達39個;2013年上半年54起“問題官員”落馬的典型案例中有12起是網路曝光引起的，這表明網路反腐成功案件逐年快速遞增，而偷拍官員違紀違法影片上傳網路正是網路反腐的一個重要部分。
在中央大力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工作的當下，如果對於公民針對違紀違法的跟拍或偷拍行為予以嚴懲，勢必會加重公民的監督成本，讓公眾不敢監督，助長官員的“大惡”，造成公共利益的重大損失。
如果嚴懲舉報人，還會讓人生出“官官相護”之感
舉報者獲“重處”，被舉報者得“重用”?
董志國被監視居住，而被舉報者譚建華的仕途卻沒有終止。雖然衡陽市表示，譚建華“目前被臨時安排到衡山科學城管理委員會籌備組工作，未任命職務”。但據《新京報》報道，譚建華已經是衡陽科學城的負責人。一位衡陽官方人士透露，組織上對譚的處分僅為警告和免職，譚的平級調動還算正常，將衡陽市重點打造的專案交給他牽頭，實際上是重用。
市工商聯副主席謝明芳率異地商會赴科學城考察，藍色裙裝者為謝明芳，右側為譚建華
被舉報者被拍到確鑿的違法材料，地位不受影響，而舉報者費盡心思找到證據卻依然遭殃，這往往已成常態。幾年前的一篇最高檢材料顯示，70%舉報者曾遭打擊報復。如果是私下打擊報復，這也就罷了，但如果報復是以司法的形式下來，這未免太讓人寒心了。
結語：“福建首虎”徐鋼在2012年任泉州市委書記時曾遭舉報。在一次會議上，他稱泉州有“叛徒”，並放下了“如果不是我的身份還在，我就要和你單挑”的豪言。看來，在一些領導眼中，舉報，已不能忍;偷拍舉報，更要“殺雞儆猴”。這或許是下級舉報上級易獲“重處”的一個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