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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世界各地種族主義持續蔓延的一年。當中國因新冠肺炎疫情被冠以各種汙名時，華裔乃至其他亞裔群體在世界各地遭到種族歧視。其中，日本人由於和中國人身體特徵相似，在海外或多或少遭到了排斥。據日媒報道，曾有日本女留學生在紐約地鐵站被白人女性當面吐唾沫；講著地道英語的日本女性被四五十歲的白人男性當面喊“武漢”；在西班牙皇家奧維耶多女足效力的日本人福村香奈繪也被當地人喊為“新冠病毒”……
“弗洛伊德事件”（5·25美國警察暴力執法事件）發生後，“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Black Lives Matter）席捲全球。日本東京、大阪、名古屋等地都舉行了遊行活動。東京澀谷的遊行聲勢最為浩大，參加者多達3500多人。此外，當歐萊雅等化妝品巨頭宣佈刪除護膚品中“美白”等字眼時，8月26日，日本《朝日新聞》專門用大約一個版面來討論“美白”到底是不是歧視性語言。
一、人種的“脫亞論”
最早把亞洲人的膚色定義為“黃色”的是瑞典生物學家林奈。根據美國學者奇邁可（Michael Keevak）的研究，林奈原本按照膚色把亞洲人劃歸為“亞洲棕色人種”（拉丁語：Asiaticus fuscus，“fuscus”也表示“暗色”或“黝黑色”）。其後，他在《自然系統》1758-1759年第10版中將“fuscus”改為“luridus”（表示黃色、淺黃色、灰黃色、蒼白的、死亡的、像幽靈一般等意思）。其實拉丁語中還有“flavus”“fulvus”等更加普遍使用的表示“黃色”的中性詞語，然而林奈卻選擇了“luridus”這個暗含貶義的詞語。也就是說，早在18世紀中葉，西方科學家定義“黃種人”時就已經添加了負面的元素。
1853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佩裡（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年）率領4艘軍艦抵達日本，要求日本開國。翌年，佩裡再度來訪，並與日方締結了《日美和親條約》（也稱《神奈川條約》）。自此以後，來自西方的資訊大量湧入日本，美國作為率先開啟日本國門的國家受到廣泛關注，成為最重要的“他者”。
特別是在1868年進入明治時代以來，日本為了使國家存續下去，選擇迅速“西化”，恰在這一時期，西方的科學種族主義傳入日本，西方人以人類學、進化論、優生學等“自然科學”為依據宣稱種族存在優劣之分。旅居海外的日本人、日本知識分子、社會精英等恍然發現，日本人種被列在種族序列的中下層，他們被定義為“黃種人”“蒙古人種”等。
日本學者真嶋亞有指出，早期日本精英階層的西洋之旅是從看到大量中國勞工擁擠在船底開始。在開往美國的輪船上，上等艙與下等艙仿若天壤之別，日本精英親眼目睹到中國的“苦力”蝸居在狹窄封閉的下等艙，艙內“光線昏暗，臭氣燻人”，中國人“像架子上的蠶一樣起臥”。而當這些日本精英抵達美國後，又恰逢“底層白人”愛爾蘭勞動移民強烈排斥中國勞動移民。在美國排華運動的影響下，日本人由於身體特徵與中國人相近，常常被西方人誤認，遭遇各種種族歧視。這種經歷無疑使近代日本人對中國的印象更糟，並更加迫切地希望脫離亞洲，與西方各國形成對等的關係。
1884年，日本《時事新報》記者高橋義雄出版了一部書名為《日本人種改良論》的著作。高橋義雄的恩師是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福澤諭吉。或許是得益於福澤諭吉作序和力推，著作尚未上市之際就在福澤諭吉創設的《時事新報》頻繁釋出預約出版廣告，出版之後更是引起了廣泛爭議。
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透過通婚“改良”整個國家人種的想法都可以稱得上天方夜譚，更何況是在種族偏見盛行的近代。因此，近代日本除了“人種改良論”以外，還湧現出諸如“日本人種雅利安起源論”（田口卯吉）、“日本、中國同屬圖蘭人種論”（高山樗牛）等。毋庸贅言，在承認日本人屬於黃種人的同時竭力宣揚日本人種優越於其他黃種人的言論也曾大行其道。
二、“黃禍論”的盛行
1903年，日本大阪召開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其中，“學術人類館”的展品是人，包括北海道阿依努人、臺灣土著人、印度人、爪哇人等。中國人原本也在展品之列，後來在中方的強烈抗議下，日方取消了對中國人的展示。
博覽會上展示人類的做法並非日本首創，早在1889年，巴黎世界博覽會就曾把日本人作為展示品。毫無疑問，此種展示雖然打著“人類學”的旗號，實際上是在居高臨下地看待相對欠發達的族群。從1889年到1903年，日本人自以為實現了從“被展示”到“展示者”的華麗轉身，然而現實卻不斷給予他們迎頭痛擊。
儘管日本致力於“文明開化”，眾多日本人換髮型、穿洋裝、吃牛肉，甚至於在普通民眾間一度湧現出學習英語的熱潮，但是，文明的外衣無法改變日本人與西方人在身體特徵上的先天差異。
1904-1905年，日俄戰爭爆發。戰爭期間，俄國為了營造利於自己的輿論環境，反覆強調日俄之間的對立是東洋與西洋之間的人種對立，是黃、白人種的對立。於是，當日本真的在日俄戰爭中取得勝利時，迎接他們的不是西方的接納，而是“黃禍論”的盛行。換言之，針對日本的“黃禍論”是在“日本威脅論”的激發下甚囂塵上，許多西方人擔心中國等亞洲國家從這場戰爭中看到黃種人戰勝白人的可能性，甚至擔心日本人指揮著人數龐大的中國大軍與白人展開對抗。
美國的“黃禍論”同樣受到了該事件的影響。排華運動背景下日本人遭遇的種族歧視尚且能被日本人自欺欺人地解釋為“池魚之殃”，不過，19世紀後半期美國排華運動導致在美國的華人勞工銳減，1900年前後，大量的日本廉價勞動力湧入美國，接替華人填補美國勞動力的空缺，給美國的勞動力市場帶來衝擊。也是在這一時期，“黃禍論”開始在美國西海岸散播。日本學者广部泉指出，美國西海岸針對日本移民的“黃禍論”與東海岸針對日本軍事力量的“黃禍論”結合起來，導致“黃禍論”的聲勢愈發浩大。
三、“迴歸亞洲”
1909年，美國人荷馬李出版著作《有勇無謀》（The Valor of Ignorance），他在文中警告，日美戰爭終將爆發，日本陸軍會從美國西海岸登陸。這本書在當時被認為荒誕無稽，珍珠港事件爆發後才被認為有先見之明。
四、戰後的種族認知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發表《終戰詔書》。1946年1月1日，裕仁天皇釋出“人間宣言”，在詔書中否定了天皇“萬世一系”的神格地位。近代以來，天皇“萬世一系”的神格地位是支撐日本國民人種優越性的一大精神支柱，當天皇成為凡間的一個人類之時，日本國民從傳統中汲取到的人種優越性也隨之坍塌。
從1945到1952年，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國對日本實施軍事佔領，日本實際上處於被美國單獨掌控的狀態。這一時期，日本人在國內親眼目睹了自己與美國人在體格、膚色、容貌上的差別，戰敗的陰影與外貌的差距給日本國民的人種認知帶來了沉重的打擊。
萬幸的是，1965年12月21日，聯合國大會第2106(XX)號決議透過《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1969年1月4日，該公約正式生效。自此之後，公開場合上的種族偏見言論往往會招致批判。
此時距離日本全權代表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提交“人種平等”提案已有40年。按理說，日本的夙願終於得償。然而耐人尋味的是，雖然美國於1966年就簽署了該宣言，但是直到1994年10月21日才正式批准，而日本則緊隨美國腳步，直到1995年12月15日才加入該公約。
究其原因，是因為《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的第四條包含如下內容。
“凡傳播以種族優越或仇恨為根據的思想，煽動種族歧視，對任何種族或屬於另一膚色或人種的人群實施強暴行為或煽動此種行為，以及對種族主義者的活動給予任何協助者，包括籌供經費在內，概為犯罪行為，依法懲處”；“凡組織及有組織的宣傳活動與所有其他宣傳活動的提倡與煽動種族歧視者，概為非法，加以禁止，並確認參加此等組織或活動為犯罪行為，依法懲處”等。
美國和日本都認為該條目與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ech），在宣告保留第四條的前提下批准加入該公約。換言之，在美國和日本，“種族平等”正式成為國家認可的原則性概念還不到25年，而且，他們對“言論自由”的維護反而給種族主義留下了死灰復燃的可能。
回顧歷史，近代以來日本人的種族認知是在東洋與西洋之間的不斷搖擺中逐漸形成與演變。他們既曾長期置身於種族主義的陰影下，也曾對他國施加種族歧視，對種族認知加以政治利用。如今，種族主義再次成為國際社會的關注焦點之一，距離種族平等觀念深入人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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