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22日起以影片方式舉行。在聯合國成立75週年之際，這個最重要國際組織正在遭遇的挑戰和困境，再次引起諸多關注。
1945年，50國代表齊聚舊金山會議，渴望在戰爭廢墟上塑造一個“美麗新世界”。這個“新世界”不僅僅關乎大國的權力角逐，也不僅僅關乎新的集體安全機制。儘管“三巨頭”已然敲定大國權力分配格局，但身材矮小的菲律賓將軍羅慕洛仍擲地有聲地提醒同盟國領袖，勿忘反法西斯戰爭的初衷：“從戰爭泥沼中走過來的人們都知道，我們是為了自由而戰，這樣的戰鬥不是為了一個國家，而是為了人類和整個世界！”
聯合國正是在這種追求共同希望的情緒中誕生的。在中小國家的努力下，結束殖民統治、反對種族歧視、提高經社理事會在聯合國中的地位等條款被寫入《聯合國憲章》。正是因為其宗旨具有包容性和進步性，聯合國在一個分裂與“無政府”的世界上獲得獨特的權威性。75年來，它在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促進和諧共處、實現人類共同發展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儘管聯合國面臨著種種具體的現實挑戰，但當人們談及這一國際組織的“權力”時還是預設，它的宣告和決議理應代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意見，其言其行比單個國家——哪怕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都應擁有更大力量。
因而，當討論世界需要怎樣的聯合國時，一個無需猶疑的答案是，與歷史上任何時期一樣，我們需要一個倡導多邊主義、反對霸權與單邊主義的聯合國。但和建立之初相比，堅守這一原則變得更加困難了。原因並不複雜——隨著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聯合國家庭不斷“擴容”，發展中國家話語權上升，發達國家慢慢成了“少數派”。這讓一些習慣了權力政治邏輯的人感到聯合國是一個“怪異而不自然”的機構：西方世界尤其美國，貢獻了相當部分的聯合國預算，也是大量發展專案的主要出資方，但在許多聯合國決策機構裡的權重和一個小國是一樣的。近年來，美國動輒“退群”“斷供”，正是這種失衡心態的反映。但如果聯合國拋棄以主權平等為核心的多邊主義原則，成為少數國家意志的傳聲筒與權力政治的遮羞布，它就放棄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失去了真正的權威來源。
當今世界還是一個“霸權之後”與“疫情之後”相疊加、各種“陷阱”暗伏的世界，我們還需要一個踐行多邊主義、提供平衡穩妥方案的聯合國。多邊主義除了作為處理國際事務的程式性原則，還扮演著糾錯機制的角色。人類的知識建立在過去的區域性經驗之上，與現實世界不斷提供的新問題和新挑戰相比總有侷限性。而聯合國提供了一個從不同政治立場與文化視角出發，進行充分辯論以期謹慎行事的平臺。
美國曾經試圖說服安理會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是國際安全的威脅。在未獲得安理會授權後，它單邊發動了伊拉克戰爭。最終事實卻證明，所謂的“罪證”只是美國情報部門的誤判。但這場戰爭造成近千萬難民流離失所，極端主義更是沸溢而出，後果至今難以清除。大國的協調一致是聯合國開展集體行動的前提，它不僅提供了政治上的動力，同時也是新方案和新規範的審查與檢驗機制。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到來、全球治理面臨理念革新與體系變革之時，我們仍然需要一個展示人類共同理想、充分發揮多邊主義優勢的聯合國。今天，聯合國、甚至整個人類社會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在去中心化的世界上實現治理。氣候變化、難民治理、網路安全、傳染病防控等等議題超越國界，各國既有共同利益又面臨不同發展階段、不同行動能力、不同社會制度帶來的差異性。
表面上看，多邊主義似乎成了一個“缺點”：聯合國框架下的國際公約談判與標準制定總是費時耗力，而且往往缺少執行機制。正因為此，如果缺乏關於人類未來命運的共同理想和願景，聯合國的工作很容易退化成程式性的表演——為了達成形式上的一致而淡化、甚至掩飾分歧。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能夠很快被聯合國檔案採納，正是因為它道出了今天國際社會的內在需求，即在共同理想引領下，透過各國的具體實踐來達成合作目標。如此，差異性就不再是多邊主義的障礙，反而成為多邊主義活力的源泉所在。
“為了人類和整個世界”是聯合國的初心與使命，而多邊主義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必由之路。多邊主義意味著不允許任何國家憑藉經濟或軍事上的優勢支配世界；也不應鼓吹某一種特定的政治標準或單一解決方案，用形式上的“多邊”來掩飾實質上的“單一”；更不是打著“自由民主”旗號，對“多邊”合則用不合則棄。毫無疑問，世界需要聯合國，一個用真正的多邊主義引領人類社會走出困局的聯合國。（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