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奴與棉花

19世紀中葉，美國南方廣袤肥沃的土地上，白色棉花與黑皮膚奴隸在種植園裡形成鮮明反差，他們之間的制約與互動交匯成了半部美國史，也堪稱開啟南北戰爭之謎的鑰匙。

棉花為南方編織“美國夢”

在華盛頓勾畫的藍圖裡，棉花已有一席之地。他相信，這種新原料的增長，必然為美國繁榮帶來幾乎無限大的影響。不得不說，華盛頓目光如炬，彼時相比於西印度群島、奧斯曼帝國與印度，美國的棉花尚無競爭力可言。

立國之初，美國人發現，西印度是一個絕佳範例。在那裡的英法殖民地，棉花強勢崛起，成為大宗出口商品，適宜的氣候、肥沃的土地以及源源不斷輸入的黑人奴隸構成了大種植園的根基。此類生產要素，可以在美國南方得到完美複製。自18世紀末，伴隨著加勒比海島棉的引種和惠特尼軋棉機的發明，棉花逐漸佔領了南卡羅來納、佐治亞、阿拉巴馬和路易斯安那諸州。

以往經驗表明，棉花種植對土地肥力消耗驚人，故而種植園依賴“永無止境的空間擴張”。新生的美國，恰好能滿足棉花產業的擴張需求。1803年，藉著英法衝突與海地革命的東風，傑斐遜從拿破崙手裡買下了整個路易斯安那，讓領土面積翻倍。1822年，昆西·亞當斯與安德魯·傑克遜軟硬兼施，又從西班牙賺來了佛羅里達。美洲印第安人無疑是第一批受害者，聯邦軍隊半騙半搶，不惜訴諸武力，將奇克索人、喬克託人和塞爾米諾人先後驅逐出了祖居之地，為棉花種植線的推進掃清了障礙。

早期的種植園裡，黑奴只是配角，移植自英國傳統的白人契約奴才是勞動主力。他們為換取跨洋旅費和在殖民地立足的機會，以一紙合約出賣了自己。獨立前的一百年裡，價格低廉、身強體壯的黑奴湧入北美殖民地，才逐漸在弗吉尼亞與馬里蘭的菸草種植園取代了白人契約奴。棉花擊敗菸草的時代，也是黑奴貿易膨脹的時代。正如斯文·貝克特在《棉花帝國》中的統計，從1783年到1808年，美國總共購買了17萬奴隸。到了1830年，大小棉花種植園已擁有百萬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奴隸。

那麼，是棉花加速了奴隸制在美國南方紮根嗎？某種程度上，答案是肯定的。棉花種植是一種勞動力密集產業，為口糧奔波的自由農民無法提供與之匹配的高強度耕作，唯有人身受限的奴隸能被任意驅使。棉花種植園主眼裡，黑奴不止是價效比頗高的勞動力，還是一筆流動的資產。他們具有投資價值，以新奧爾良為例，1800年一個成年男性奴隸售價500美元，到了南北戰爭爆發之前，奴隸價格高達1800美元。他們還是信貸的抵押品，可為主人換回擴大種植園規模所需的資金。

棉花與黑奴的結合，刺激了巨大生產潛力。斯文·貝克特指出，到了1850年英國消費棉花的72%進口自美國，南北戰爭前夕這一數字上升為80%，足以左右輿論。廢奴思潮席捲世界的19世紀中葉，《歐洲時報》依然警告道，如果解放奴隸，棉布價格會增加一兩倍，給英國帶來毀滅性後果。雖然野蠻脅迫對數百萬美國奴隸來說是一場噩夢，但暴力結束的可能性對在棉花帝國大發橫財的人來說也是一場噩夢。

歐洲人的憂慮，增強了奴隸主的信心。南北戰爭之前的三大妥協案，都或多或少與棉花種植園和奴隸制的擴張有關。1858年，弗吉尼亞參議員詹姆斯·亨利·哈蒙德更是丟擲著名的“棉花為王”論調，吹噓說，一旦南北開戰，不需要放出一顆炮彈，也不需要拔出刀劍，只消切斷棉花供應，英國就會動員整個文明世界來拯救南方。當年政界還流傳一個生動說法：一根小小棉線，連小孩子都可以弄斷它，但它卻能夠絞死世界。

然而，南方以棉花制衡世界的美夢沒做太久。南北戰爭爆發後，邦聯總統傑佛遜·戴維斯堅信“棉花為王”，打出“棉花外交”的王牌，期待英法加以干預，卻未能如願。南方遭遇封鎖，一度讓英國紡織業陷入巨大困境，誘發失業率飆升，但埃及與印度棉花的增產勉強填補了部分缺口。燃眉之急已解，英國態度逐漸曖昧，趨向於隔岸觀火，坐看南北兩敗俱傷。法國的拿破崙三世覬覦美洲日久，設想以貸款和軍火資助南方，但重鎮新奧爾良的失守讓他坐收漁利的願望迅速落空。棉花未能拯救南方，卻的確曾為它編織了一個美夢。

鞭子與高效勞作

棉花在世界舞臺攪起無數風浪，但在種植園的微觀環境裡，生活單調而艱辛。

歷史學家埃拉·伯林有過經典論斷：儘管奴隸制在起源上是由暴力強制並依靠暴力維持，但內容卻是協商形成的。誠然，奴隸制的血腥殘暴無可辯駁，但在實際運轉中，種植園主、監工、黑奴三者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平衡。監工多為白人，他的角色尤其複雜，既要為棉花種植生產工序的效率負責，又要聽令於僱主。譬如，一個阿拉巴馬州黑人帶的種植園管理條例裡，就詳細規定了監工的禁區：一個合格監工，不可暴飲暴食，不可酗酒，不可濫發淫威，所有的懲罰皆為規範仁慈的紀律，而不為私人恩怨。即便執行鞭刑，也不得使用牛皮鞭與樹條。諸如此等條例，在南方並不鮮見，落實力度難以調查，但中小種植園主對奴隸的愛惜毋庸置疑，畢竟那是他們手頭為數不多的資財。歐亞移民進入南方後，一些種植園主將雨天勞作、河上運輸、開墾荒地等危險工序一股腦外包給了貧苦的愛爾蘭人，生怕自家奴隸減員。對於行徑殘暴的監工，黑奴也不會任憑凌辱，他們以消極怠工為武器表達抗議，或者派一個經驗豐富的代表向主人反饋，監工被奴隸扳倒的案例時有發生。

在大種植園裡，單憑監工無法維繫紀律，黑人工頭應運而生。工頭也是奴隸的一員，在整日的勞作裡身先士卒。天剛矇矇亮，工頭就要率先起身，吹響號角或搖響鈴鐺，喚醒睡夢裡的同伴。黑奴們匆匆吃過廚師準備的早餐，工頭則要檢查小木屋內外，確保並無遺漏後領著隊伍來到田間。辛苦的勞動裡，黑人工頭扮演“打頭陣”的角色，監工們心知肚明，工頭的採棉速度決定了所有人的工作效率，他們會提拔最為賣力的工頭，以加快整體節奏。

每一壟棉田長約550碼，其間排滿了手持長麻布袋的男女老少，最繁忙的採棉時節，種植園的奴隸都要投身一線勞動。騎在馬上的監工，居高臨下觀察著眾人，一旦有人明顯落後，免不了吃上幾鞭子。大汗淋漓的黑奴彎下腰，一手撥開棉莢上的葉子，一手將棉花纖維扯下。這是一個技術活，光靠蠻力沒法成為採棉能手，因而在一些種植園裡動作嫻熟的女奴更受青睞。不過，女奴的體力很難撐滿一天的強度，從黎明到傍晚，奴隸們如同行屍走肉般在田間挪動。為了趕進度，秉燭夜戰的情形也屢見不鮮。勞作結束，工頭們要把每個人的布袋或籃子過秤，不能達成配額的人，難逃鞭子的懲罰。此後，還需要一些人手把棉花打溼扎捆，運送到河邊駁船上，奴隸們的血汗成果才能銷往歐洲。

種植園裡在效率上似乎並不落後，充斥著精細計算與經驗交流。南方的種植園主湊在一起，話題往往只有“棉花、棉花、棉花”，他們發現，棉花產業的瓶頸在於採摘，這一最耗勞力的工序一旦遲滯，就會影響下一茬播種。於是，他們與監工設計了一套嚴密的配額演算法，根據每個奴隸過往效率定下采棉重量，把黑奴的潛力最大限度壓榨出來。每隔一段時間，監工還會調整配額數字，以匹配奴隸在熟練程度上的進步。在《被掩蓋的原罪》裡，愛德華·巴普蒂斯特算出，從1800年到1860年，美國西南產棉區的採棉手工作效率提高了400%，同一時段美國產棉量增長了130倍。

經濟學家與歷史學家不停爭論，棉田裡的奴隸與自由勞工，誰更高效？我們很難簡單地一概而論，巴普蒂斯特舉了一個南卡羅來納海島的例子。1861年聯邦軍隊攻佔海島，將土地承包給北方企業家。在北方輿論場裡，自由勞工必然比奴隸更加勤勉。孰料，到了採棉季節，受僱的黑人低效懈怠，讓一半棉花爛在了地裡。北方人被迫拿出了“軟鞭子”，揚言扣掉工資、剝奪自由身份，也沒能挽回多少損失。

當然，奴隸制在經濟上的高效不足以彌補道德上的坍塌。種植園裡，終日辛勞的奴隸異化為一雙不敢停歇的手，在棉鈴與棉杆之間翻飛，才撐起了跨越大洲與海洋的棉花帝國。

棉花“帝國”

南北戰爭促成了奴隸制在美國的瓦解，然而，就連林肯對解放黑奴亦是憂心忡忡。戰火點燃前，他不曾與黑人領袖有太多交集，甚至一度動了讓黑人移居海外的念頭。《解放黑人奴隸宣言》頒佈之後，林肯還授權兩位華爾街經紀人做了一項移民實驗，將超過450個黑人送往海地附近的小島。不成想，總統所託非人，他聘用的執行者自詡“總督”，挪用了資金，被憤怒的黑人移民趕出島嶼。實驗的失敗，以及後備兵員的短缺，讓林肯終於下定決心做一個“解放者”，但逃出種植園的黑人果真翻身了嗎？

黑奴獲得自由，對奴隸主是沉重打擊。1860年，在佐治亞、密西西比等棉花種植的重鎮，奴隸本身構成了種植園三分之二的財富，價值遠超土地與屋舍。黑奴的離去，讓昔日奴隸主成了“沒有資本的資本家”，境遇一落千丈。他們丟掉了勞動力，也失去了借貸的抵押資產，只能向北方企業家卑躬屈膝。一場戰爭過後，勝利者控制了棉花的運輸與銷售，用貸款左右種植園的命運，那根細弱的棉線，反而扼住了南方人的喉嚨。

奴隸主落難，並不意味著舊日奴隸得志。相當一部分黑人不願久居故地，舉家遷往瀰漫著自由氣息的北方，卻沒能尋找到真正的自由。企業家對黑人的到來歡欣鼓舞，有了新的僱員，他們不再擔心白人工會的強硬抗爭。鍍金時代的黑人，無意間成了資本家離間勞工的棋子。白人工會在痛斥僱主之餘，對黑人也滿是敵意。多數黑人鐵匠、木匠、瓦匠和油漆匠被排擠出工會，黑人組織的工人運動也常遭白人工友拆臺。如此一來，勞資糾紛詭異地演化成了種族矛盾。

正當此時，南方飽受勞動力不足之苦，種植園主呼籲著“開放德意志與中國移民”，密西西比三角洲則引入了不少義大利移民。為了恢復棉花產業，人們奇招頻出，佐治亞的詹姆斯·史密斯投資了一家監獄公司，從全州租賃犯人，投放到棉花種植園，用暴力加以管束。他鋌而走險的妙計實在勇氣可嘉，但過於張揚，遭到了國家調查。

戰爭餘燼裡，大地產製度得以保留，註定了南方仍是棉花的沃土。起初，為了動員不再與鞭子鐐銬為伍的自由黑人重返棉田，種植園主許之以豐厚報酬。可是，缺人又缺錢的戰爭後遺症，使得工資制旋即夭折，僱工只能分到一定數量的作物。一些黑人另起爐灶，開闢小塊棉田，他們既沒有種子，又無錢購置農具和化肥，唯有向鄉村商店借貸。19世紀的鄉村商店，並不是以批發零售為業的小買賣，而是控制著基層經濟流轉的中樞。商人訂下的合同很嚴苛，黑人以尚未收穫的棉花做抵押，利率高於50%，一旦年景欠佳，就要被捲入利滾利的複雜償債模式，繼而淪為苦役，被拉回了棉花編織的巨網之中。

與債務陷阱遙相呼應的是所謂“黑人法典”，尤以學徒法和遊民法為甚。憑藉此類法條，種植園主可以將所有沒有明確生活來源或是父母不願撫養的兒童用作學徒，也得以強迫“遊手好閒”的自由黑人為他打工。債務與法典將黑人束縛在土地上，讓奴隸制在南方陰魂不散。

敏銳的觀察家注意到，棉花帝國在南方廢墟上悄然重生。詹姆斯·沃特金斯的調查顯示，戰後世界市場對棉花需求水漲船高，在1880年達到頂峰。美國棉花產業也是如此，在1870年就恢復到了戰前水準，在1880年實現超越，奪回了在英國的市場份額。價值千金的棉花、再現生機的種植園、困厄依舊的黑人，戰前南方貴族的“田園牧歌”彷彿回到人間，只是多了一雙來自北方的大手，一手牽著棉線，一手重新寫下血汗算式。

（參考文獻：《被掩蓋的原罪：奴隸制與美國資本主義的崛起》《棉花帝國：一步資本主義全球史》《棉的全球史》《美國“棉花王國”史——南部社會經濟結構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