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國家貧富差距還會加大?

發達國家貧富差距還會加大?

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是一本現象級的全球暢銷書,作為一本600多頁、充滿了資料與圖表的學術著作,它在全球30多個國家賣出了超過220萬本,皮凱蒂本人也一躍成為經濟學家中類似於搖滾巨星式的人物。

皮凱蒂之所以成為“現象”,很大原因是因為他在恰當的時間提出了恰當的問題。他也引發了不少爭議,在彙集眾多學者評述皮凱蒂現象的《皮凱蒂之後》一書中,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旗幟鮮明地支援了皮凱蒂的觀點,但對皮凱蒂開出的藥方仍然充滿疑問。

頂層人群的收入超過其他人群的內在趨勢,不能被某些小修小補逆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巴倫週刊 (ID:barronschina),作者:羅伯特·索洛,本文編輯:彭韌,原文標題:《皮凱蒂是對的,貧富差距還會加大|巴倫讀書會》,頭圖來自:視覺中國

自20 世紀70 年代以來,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收入不平等狀況都在惡化,其中最顯著的一點是富人與其他人群的差距在不斷擴大。這一不祥的反民主趨勢最終引起公眾關注併成為政治議題。如果對此有什麼理性和有效的應對政策,那必須基於對不平等加劇原因的正確理解。

目前的討論發現了若干可能的因素:實際最低工資水平萎縮;工會力量與集體談判機制衰退;全球化與來自貧窮國家的低收入工人的競爭加劇;技術和需求變化導致中層工作崗位減少,勞動力市場走向兩極分化,一邊是頂層高素質高技能群體,另一邊是大量缺乏教育的底層低技能群體;等等。

以上各種可能因素似乎都反映了一部分真相,但即使將它們結合在一起,似乎也不足以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對這些因素的分析至少存在兩方面的缺陷:

首先,它們沒有回答真正的關鍵問題,即頂層1% 收入群體同社會上其他人群脫節的趨勢;

其次,它們帶有某些外來的偶然特徵,而美國、歐洲和日本等發達經濟體在40 年來普遍存在的趨勢更有可能源自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的某些更深層的作用力。

此時我們迎來了皮凱蒂,一位年僅42 歲的法國經濟學家,他填補了這樣那樣的缺陷。我認識一位知名的數學家朋友,他最喜歡用“嚴肅”一詞來表達讚美,“某某是位嚴肅的數學家”,或者“這是幅嚴肅的繪畫”。現在,皮凱蒂帶來了一部嚴肅的著作。

它同時也是一部長篇鉅作:英文版有577 頁排版緊密的正文,加上77 頁的豐富註解。順便插一句,我詛咒那些把註解放在全書末尾而不是每頁底部的出版人,因為這樣排版肯定會讓我這類讀者忽略大量註解內容。皮凱蒂還在網上提供了內容廣泛的“技術附錄”,其中包含資料表格、數學推導、參考文獻,以及他在巴黎授課時的精彩講義的網路連結。由亞瑟·戈德哈默完成的英譯版本讀起來也文采斐然。

一、皮凱蒂發現了什麼?

整個論述從法國、英國和美國總財富(或資本)——包括私人財富和公共財富——的時間變化軌跡開始,從各國能獲得的最早資料起延續至今。德國、日本、瑞典以及較少提及的其他國家,只要能獲得令人滿意的統計資料,也被納入該資料庫。

整體資料呈現出清晰的態勢。在法國和英國,國民資本在1700~1910 年相當穩定地保持在國民收入的7 倍左右,在1910~1950 年受戰爭和大蕭條的影響迅速下降,在英國和法國分別跌至2.5 倍和3 倍的低谷。

此後,兩國的資本收入比開始回升,至2010 年分別達到略高於5(英國)和略低於6(法國)的水平。美國的情況略有不同,在1770 年略高於3,至1910 年提升到5,1920 年略有下降,1930 年恢復到5~5.5的高點,1950 年下降到4 以下,2010 年回升到4.5。

美國的財富收入比始終低於歐洲。早期的主要原因是,在北美洲廣袤的開放空間中,土地價值沒有那麼凸顯。美國的土地當然有很多,但價格相當便宜。進入20 世紀之後,美國的財富收入比更低或許是因為其生產率較高:同歐洲相比,給定數量的資本能創造出更大的產值。

兩次世界大戰給美國造成的資本破壞和損耗要遠遠小於英國和法國,這是常識。皮凱蒂觀點的一個重要之處在於,在所有這三個國家乃至其他地方,財富收入比自1950 年以來都在上升,目前已幾乎回到19 世紀的水平。他預測這一增長趨勢將在21 世紀持續下去,並造成重大影響。

事實上,皮凱蒂並不特別自信卻也絕非兒戲地推測,全球的資本收入比將從2010 年略低於4.5 的水平提升到21 世紀末的略高於6.5,從而使整個世界回到少數歐洲富國在19 世紀時的狀態。

在過去幾十年的美國經濟中,生產率增速一直領先於實際工資水平的提升,且沒有逆轉的跡象,因此資本收入份額有所提升,而勞動收入份額下降。資本收入份額或許將從30% 左右提高至35% 左右,這必然會給民主文化和政治帶來各種挑戰。

對非常富有的人來說,他可能只會消費其收入的一小部分,剩餘部分會用於儲蓄和積累,使他的財富(和年收入)以每年接近r % 的速度增長。好比你存在銀行賬戶裡的100 美元每年產生3% 的利息,你的存款餘額就會以每年3% 的速度增長。

於是我們可得到皮凱蒂的主要觀點,也是他對這一古老課題強有力的全新貢獻:只要資本回報率高於經濟增長率,富人的收入和財富增速就會快於正常的勞動收入增速。另外,似乎不存在資本收入份額縮小的反方向作用,即使存在也很微弱。

從這個趨勢出發解釋不平等程度的擴大,尤其是解釋頂層1% 人群的收入增長,並不需要歸結為經濟制度的任何失靈,而是主要源於資本主義經濟在回報率不顯著下降的情況下吸收越來越多資本的能力。這對整個經濟體而言或許是好事,但對社會中的不平等狀況而言則非常不利。

我們可以給這個變化過程命名為“富者愈富的動力機制”。該機制比皮凱蒂書中的描述要略微複雜一些。某些儲蓄是來自勞動收入,使工薪階層手裡也有一定的資本積累。這部分財富的回報同樣需要重視。

但考慮到這些人的財富初始值較小,儲蓄率也相對較低,而且小額儲蓄獲得的回報率較低,計算表明,這種因素不足以阻擋不平等擴大的趨勢。

這一基本趨勢還有另一個較為令人沮喪的含義。如果現有的大額財富總是比勞動收入增長更快,則相對於新近獲得的、主要來自業績的財富而言,社會中繼承財富的地位很可能還會提高。毋庸諱言,工資收入總額增長較慢並不排除某些傑出的創新者、經理人、創業家等可以在有生之年積累大量財富,並進入食利者行列。

可是較慢的增長速度顯然會使此類成功故事更少出現。儘管對此還有待深入討論,但數學計算顯示,財富集中及其增長潛力會使人們的繼承權相對於才能來說越來越佔據優勢。

二、富者愈富的動力機制

資本的分配狀況確實非常不平等,在當前的美國,頂層10% 人群擁有的總資本份額超過70%,其中一半又屬於最頂層1% 人群。在頂層人群之下的40% 中產階層擁有的總資本份額約為25%,其中大多是住房。其餘占人口總數一半的人群僅擁有5% 的總資本,接近於一無所有。即便是中產階層擁有的財富數量從歷史上看也是新現象。

典型的歐洲國家稍微平均一些:頂層1% 人群擁有總資本的25%,中產階層擁有35%。而在一個世紀前,歐洲的中產階層基本上不擁有任何財富。如果財富所有權在21 世紀剩下的時間裡變得更加集中,前景將變得相當灰暗,除非你對寡頭社會情有獨鍾。

來自財富的收入可能比財富所有權本身的分配更加集中,原因如皮凱蒂所述,大額財富的回報率往往高於小額財富。這一優勢部分源自規模經濟,但更可能是由於大投資者有機會接觸到更廣泛的投資機會。勞動收入自然比財富收入的集中度更低。

在皮凱蒂對當今美國的型別化描述中,頂層1%人群擁有全部勞動收入的12%,接下來的9%人群擁有23%,中產階層擁有的份額約為40%,其餘50%人群擁有約25%。歐洲的情況大體相似:頂層10%人群的份額略少於美國,其他兩個主要群體略多一點。

由此我們看到了全貌:現代資本主義是一個不平等的社會,而且“富者愈富的動力機制”強烈預示著不平等將會加劇。不過這裡還有個問題要回答,它與極高工資收入的出現有關。我們先看看頂層收入構成的某些資料,美國現在頂層1% 人群的收入中約有60% 來自勞動,只有把範圍縮小到頂層1% 人群中最頂層的10% 人群時,資本收入才佔據主導。

而對頂層1% 人群中最頂層的1% 部分,大約有70% 的收入是來自資本。這種情況在法國也大致如此,只是對每個分層來說,勞動收入所佔的份額都比美國要稍高一點。顯然,社會上存在著非常高的工資收入,或許人們之前不曾聽說過。

不過這是近期才出現的現象。20 世紀60 年代,美國頂層1% 的工資收入者在全部勞動收入中的份額只是略高於5%。該比例此後便持續提高,到今天,已佔據全部勞動收入的10%~12%。法國的情況則有較大不同,頂層1% 群體在全部勞動收入中的份額長期維持在6%,最近才提高到7%。

勞動收入近期在頂部出現的極端不平等,或許主要是美國發生的現象。皮凱蒂與賽斯對美國高收入者的納稅申報開展了細緻研究,他們把這一現象歸因於他們所說的“超級經理人”的崛起。極高收入階層中包含眾多大企業的高管,他們有著非常豐厚的薪酬組合。

其中有超正常比例的相當多的人(雖非全部)來自金融服務業。無論收入中是否包含股票期權,這些鉅額薪酬組合都會轉化成財富以及未來的財富收入。因此一個基本事實是,美國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加劇,很大部分正是由於這些超級經理人的湧現。

目前對這一現象的研究並不多,皮凱蒂的著作也沒有深究。他當然清楚高階管理者的薪酬往往是由董事會和薪酬委員會在彼此關照的氛圍中決定的,其組成人員跟他們要聘用的高管背景上非常類似。這裡顯然有烏比岡湖效應(Lake Wobegon illusion)的成分:每個董事會都願意相信其高管的水平高於平均水平,也理應得到高於平均值的報酬。

我們非常清楚超級經理人階層在社會和政治上屬於食利者階層,而不是同更廣大的工薪階層、獨立執業人士及中層管理者們站在一起。因此,我們依然需要正視皮凱蒂對21 世紀的前景展望:

人口和生產率增速較慢,資本回報率明顯高於增長率,財富收入比回升到19 世紀的高水平,資本在國民收入中的佔比可能提高,繼承財富相對於新獲得財富的地位提升,以及頂層收入人群與其他人群的差距拉大等。

三、皮凱蒂的藥方

假設皮凱蒂總體上是正確的,那應該如何應對呢?

皮凱蒂強烈地傾向於對財富徵收年度累進稅,儘可能在全球徵收,以免資本逃離到所謂的稅收天堂。他承認全球徵稅是難以企及的目標,但認為有可能在歐洲或美國這樣規模的地域內實施區域性財富稅。

他設想了一份稅率表:100 萬歐元以下的財富稅率為0%,100 萬~500 萬歐元的財富稅率為1%,500 萬歐元以上的部分為2%(我寫作本文時的匯率約為1 歐元兌1.37 美元)。請注意這是一種年度稅,而非一次性徵繳。

皮凱蒂估計,這一稅種如在歐盟實施會帶來相當於GDP 2% 的稅收收入,可以用作公共支出或者按照既定的公式進行再分配。他傾向於略帶累進性的稅率設計,我對此表示贊成。當然這種稅收的徵管需要金融機構及其他企業有很高的透明度和完善的報告。

《21 世紀資本論》較為詳細地討論了該稅種在歐洲可以如何實施。與其他所有稅種一樣,毫無疑問需要持續努力堵塞稅收漏洞、防止逃稅行為,但這也是意料之中的情況。

創造每年相當於GDP 2% 的稅收收入不算太大或太小,但收入不是皮凱蒂所提建議的中心目標。他著眼的是增長率同稅後資本回報率之間的差距,而這是導致富者愈富的不平等狀況擴大的根源。如果按照他建議的稅率結構徵稅,資本回報率同增長率之間的差距將縮小約1.5個百分點,從而顯著削弱上述作用機制。

該建議頗有理論上的意義,因為對皮凱蒂發現的不平等擴大的動力機制來說,這是天然解藥。我們還記得,富者愈富的變化過程是在財富累積基礎上運轉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屬性,它並不需要透過個人的創新激勵甚至儲蓄激勵來發揮作用,因此削弱這個過程並不一定會損害上述激勵。

當然,資本的稅後回報率下降可能使大額財富積累的吸引力略有下降,但這也沒有定論。總體來看,該建議的影響應該是可以接受的。

皮凱蒂似乎認為,這樣的財富稅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就會在歐洲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因為歐洲已經有徵收資本稅的某些經驗。我對此尚無明確看法。在大西洋的這一端,當前對這一建議似乎還看不到像樣的前景。

我們在政治上連保留住真正有效的遺產稅的能力都沒有(如果能做到這一點,或許還有個合理的起點),更不用說推行累程序度更高、與現有稅制相比對資本收入更不友好的所得稅了。頂層人群的收入超過其他人群的內在趨勢,不能被某些小修小補逆轉。

如果美國成為自由者的樂土、勇敢者的家園,以及不斷加劇的不平等的最後避難所,這樣的結果有吸引力嗎?你能接受嗎?

(本文僅供讀者參考,並不構成提供或賴以作為投資、會計、法律或稅務建議。)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巴倫週刊 (ID:barronschina),作者:羅伯特·索洛,編輯:彭韌,書籍:《皮凱蒂之後:經濟學和不平等研究的未來》,原名:“After Piketty: The Agenda for Economics and Inequality”作者: [美]希瑟·布西 布拉德福德·德龍 馬歇爾·斯坦鮑姆 編著,譯者: 餘江 高德勝

本內容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虎嗅立場。未經允許不得轉載,授權事宜請聯絡[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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