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日報全媒體記者 張維
2020年即將畫上句號。
回顧這一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成為貫穿2020年整年的關鍵詞,也讓世界各國的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面臨嚴峻挑戰。
對於“人類歷史上一次空前的公共衛生危機”,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特聘教授房寧說,它對所有的國家構成了挑戰,同時也考驗著每個國家的制度和治理體系。初步總結中國製度和治理體系在應對疫情方面的卓越表現,房寧認為有四個方面:一是中國的制度和體系具有決策效益;二是中國的制度具有上下同心廣泛的動員能力和執行力;三是中國的政治制度治理體系具有統籌全域性的協調能力;四是中國社會制度和治理體系具有調動全社會的能力。
房寧的上述觀點是在近日舉行的“中國之治與中國公共管理學的發展”學術研討會上提出的。會議由中國政治學會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承辦。
制度優勢非常明顯
這是一個需要總結的時刻。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蔡禮強看來,改革開放發展到四十多年,“我們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中國的經驗、中國的成就都需要系統、深入的總結”。
2020年,對於中國之治的總結,繞不過新冠肺炎疫情的應對,換句話來說,新冠肺炎疫情給中國之治帶來了考驗。
“疫情以來,中國之治與西方之亂形成明顯對比。”中國政治學會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院研究所黨委書記樊建新說。
房寧將新冠肺炎疫情稱為“人類歷史上一次空前的公共衛生危機”“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疫情“年初的時候席捲全球,這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
房寧說,疫情對所有的國家構成了挑戰,同時也考驗著每個國家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我國也面臨著最嚴峻的考驗,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憑藉中國的制度、治理體系的優勢,全國人民上下一心,發動了一次史無前例的防治傳染病的人民戰爭,贏得了初步的、階段性的勝利。
“我們的成功不僅僅是應急管理的成功,因為疫情之前我們的應急管理,無論在制度體系還是在基礎能力上並不如個別國家,但為什麼能防控得這麼好?因為我們的‘五位一體’治理體系非常強大,社會治理非常強大,在國家治理總體上的制度性優勢非常明顯。”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楊開峰說。
成就公共管理奇蹟
疫情讓世界重新認識中國,也讓中國人重新認識中國。
在房寧看來,對於我國的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國內外都有了新的認識,有必要進行深入的思考,總結中國之治的經驗,推進中國治理體系的構建。
房寧認為,在重大疫情、空前的公共安全危機和衛生安全危機面前,中國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有四方面卓越的表現。
第一,中國的制度和體系具有決策效益。在中國的體制之下,由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所以一切重大決策、重要政策,都是基於中國社會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作出的,因此可以做到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減少內部的交易成本、制度和治理的摩擦。
第二,中國的制度具有上下同心廣泛的動員能力和執行力。這一點在抗擊疫情中得到充分體現,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僅僅是黨中央對於國家政權的領導,同時實際上是存在於中國社會的各個層級,以及各個方面各級政權和各級社會組織中的,黨的領導、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透過黨的各級組織和黨員在全社會、在整個政策實施的全過程中得到貫徹和執行。
第三,中國的政治制度治理體系具有統籌全域性的協調能力。這次抗擊疫情是人類歷史上空前規模的,也是異常複雜的,新冠肺炎疫情和“非典”相比,更具有複雜性。這一次中國治理抗擊疫情的一個關鍵之舉——武漢封城,“武漢是上千萬人口的大城市,在這樣的城市裡實行防疫隔離和病患的救治在人類史上是第一次。但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完成了這一關鍵之舉。四萬多名醫護人員和許多關鍵治療裝置短時間內都集中到了武漢,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做到全國一盤棋。而很多西方國家是多點暴發、公共資源爆表。”房寧說。
第四,中國社會制度和治理體系具有調動全社會的能力。它體現了文化上的一致性、統一性,背後還有組織協調能力。
“在實行嚴格的社群封閉和免疫隔離的情況下,社群志願者、基層幹部、下沉幹部以及每天穿梭於大街小巷的快遞小哥,一直在服務於非常時期十幾億人特殊的社會保障體系,這是人類公共管理上的奇蹟。”房寧說。
加強數字治理研究
中國之治經受住了疫情的考驗,未來將如何豐富和完善?
楊開峰認為,中國之治在疫情防控中凸顯優勢,也進一步凸顯了公共管理學科的重要性。要推進世界一流的公共管理學科的發展,從現在面臨的挑戰來看,公共管理學科在整個指標體系的建設上存在很多問題,需要進一步完善。“西方治理理論的適用性,不如我們的治國理政觀更具有普遍意義。因為我們的治國理政觀並沒有預設一種價值的判斷。如何在具有普遍性意義的框架上對話,基於公共管理實踐,發展公共管理學、公共治理學,尤其如何做比較治理研究,都非常重要。”
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鮑靜提出,現在是數字中國、數字經濟、數字政府。“電子政府、電子政務是內向的,即政府的資訊化,現在的數字政府對數字世界,是一個雙向的。僅僅是階段不同,現在還有概念,就是智慧政府、智慧政務、智慧城市,這些都是數字政府的不同階段。”因此,要加強對數字治理和數字政府的研究。
數字轉型還需特別注意基層治理層面。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黨委書記黃新華說,中國之治要考慮原點,中國有一句話叫“郡縣治,天下安。”縣以下的縣級和鄉鎮是一個要關注的重點,因此要強調基層治理的數字化轉型。黃新華在調研過程中發現,藉助於技術進步、數字治理,都成了基層治理中一個無法避開的問題,也有很多因數字治理帶來的值得討論的現象。
“我們處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堅持和完善共治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推動社會治理和服務向基層下移,把更多的資源放到基層,社會機構變遷,社會風險放大,它引發治理能力不足的困境,也成為一個內生動力。”黃新華提醒說。
來源:法治日報——法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