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主義的代價——被異域疾病困擾的西方殖民者們
1793年9月10日，美國國父、同時也是美國第1任總統——喬治·華盛頓宣佈，關閉剛剛建立4年的美國聯邦政府。在關閉政府之後，他便帶著家人迅速逃出當時的美國首都——費城，前往郊外避難。算起來，美國政府上一次放棄首都還是在獨立戰爭之中，當時英國銳利的兵峰逼近費城，美國大陸軍組織的防禦陣線迅速崩潰，負責處理戰爭事務的大陸會議不得逃離此地，另尋他處召開。
那麼究竟是什麼災難，可以與當時的海上霸主英國相提並論，令美國政府和華盛頓如此恐懼？答案是一種名為“黃熱病”的疾病。1793年，法國殖民地海地發生了革命，海地島上的大量法國種植園主帶著他們的奴隸，坐船到美洲最繁華的城市之一——費城避難。要說這法國人也真是熱情，不但把人帶來了，還帶來了傳染病。
當時的海地正遭受黃熱病的侵襲，法國派去鎮壓革命的軍隊因此陷入了苦戰。而海地逃難者中有不少人也感染了疾病，他們將這個病帶到了人口密集的費城，立馬引發了嚴重的後果。疫情首先出現在特拉華和附近的窮人社群，之後迅速擴散。短短一個月內，4.5萬的人口之中已有300多死亡病例。患病者會發高燒、頭痛、嘔血，皮膚和眼睛會變成黃色，因此被稱為“黃熱病”。發病後期，病人會不斷流血鼻血，直至休克、死亡
海地革命
作為一個大城市，費城在之前已經有過數次經歷瘟疫的經歷。天花、白喉、霍亂等在人類歷史上或或有名的疾病都出現在這個城市中過。遺憾的是，黃熱病還是第1次出現，費城的醫生們根本沒有面對這種疾病的經驗，他們只得在不斷試錯中尋找治療方式。三個月後，整個費城的死亡人數已佔全人口的10%~15%。
1793年出版的黃熱病圖解
這種可怕的疾病是怎麼出現的呢？在近代之前，美洲並不存在黃熱病。黃熱病病毒透過一種蚊子——埃及斑蚊傳播，這種蚊子本來只存在於西非地區。但是從16、17世紀開始，各歐洲國家的美洲殖民地開始透過蔗糖種植園來以獲利，種植園需要密集的勞動力，同時，這些勞動力還要完全聽從主人的命令，因此，重視收入的白人契約奴和崇尚自由的印第安人自然無法成為種植園中的奴隸。於是種植園主將目光投向了非洲，希望從那裡進口大批奴隸。
於是，大西洋奴隸貿易開始興盛起來。來來往往的販毒船運送著無數的奴隸，與此同時，也將埃及斑紋帶到了美洲。這些病原體蚊子到了美洲之後，立刻在種植園中找到棲息地。種植園中儲存了大量的水桶，但密封程度並不高，因此很容易滋生細菌。埃及斑紋在水桶中大量繁殖，並在到處是甘蔗汁的蔗糖種植園中找到了養分來源，最終四處擴散，成為美洲黃熱病爆發的罪魁禍首。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黃熱病肆虐完全是西方殖民者自己種下的苦果。為了推進他們在美洲的殖民活動，西方人透過暴力手段，將大量黑人引入到美洲進行勞作。而攜帶病毒的惡魔——埃及斑紋也透過販奴船來到了新世界，並讓西方殖民者大為苦惱。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一切痛苦的根源，全部源自殖民主義。
黃熱病在美洲的流行並不是唯一的案例。縱觀整個世界醫療與疾病史，可以發現，近代以來許多致命的流行病，都是因西方的殖民活動而起。殖民者們在透過殖民活動大肆掠奪的同時，也承受著可怕而沉重的死亡代價。
恐怖的熱帶地區——熱病的出現18世紀的法國博物學家布豐曾在其著作《自然史》中提出了一種影響深遠的理論——美洲退化論，這種理論認為，被歐洲人帶到美洲的動物與植物會迅速退化，其證據是美洲的牲畜和印第安人都比歐洲人矮小。後來，此理論被荷蘭地理學家科內利烏斯·德波以及法國學者紀堯姆一托馬·雷納爾所引申，用隱問政美洲人在道德、智力與體質上都遠遠不及歐洲人。
想也不用想，這種觀點一經提出，就立馬遭到了美洲知識分子的反對。做過風箏實驗的物理學與政治學家本傑明·弗蘭克林在法國擔任大使的時候，特地宴請幾位法國科學家，試圖在飯桌上說服他們，讓他們放棄美洲退化論。獨立宣言的起草者、也是美國第三任總統傑斐遜在法國時，特地撰寫了一篇反駁布豐的論文。
布豐
現在看來，美洲退化論十分荒謬。但是，提出者布豐並非一個為了標新立異而隨意胡說八道的江湖騙子，他的著作《自然史》是啟蒙時代最著名的科學作品之一。這樣一位大科學家，為何還會犯這樣的錯誤呢？其實也不能怪他，因為在當時的歐洲醫學界，人們普遍認為炎熱的地方會造成體質的退化，而這種認知又是在殖民活動之中得出的。
16世紀，西班牙和葡萄牙開始對南美洲進行征服。在1532年西班牙探險家皮薩羅滅亡印加帝國後，殖民者的征服行動就沒有遇到過多少軍事上的阻礙。但是，疾病卻阻礙了他們的活動。踏上南美大陸的殖民者發現，士兵身上經常會出現很多異常情況，例如食慾不振、體溫過高、嘔吐、頭暈等，與此同時，他們患上鼠疫、天花和麻疹等病的機率也比在歐洲時大得多。
皮薩羅
醫生對這些特殊現象的研究促成了“熱病理論”的形成。熱病理論認為，炎熱的氣候會造成身體的疾病。16世紀的法國醫生尚·斐奈寫了大量關於熱病的論述，他認為，熱病的產生是因為毒素導致了身體腐敗。17世紀的英國醫生托馬斯·威利斯繼承了斐奈的觀點，威利斯認為，動物與植物在炎熱地區會發生物質腐敗，從而產生致病的瘴氣，人類吸入這些瘴氣後，就會生出各種疾病。
後來，熱病理論還與歐洲醫學傳統中的體液學說聯絡在一起。體液學說由希臘醫生希波克拉底提出，此學說認為人體內的4種體液與環境中的土、水、火、空氣對應，若人類想維持健康，就必須要保證4種體液的平衡。而瘴氣汙染了空氣，導致體液不平衡。
體液學說
透過為水手提供新鮮橘子治好壞血病的著名英國醫生詹姆斯·林德也參與了熱病的研究，他認為歐洲人的身體無法適應熱帶炎熱的氣候，因此會導致身體腐敗，從而致病。但是，林德最後的結論相當樂觀，他並不認為歐洲人會永遠懼怕熱帶，透過規劃生活、學習知識、調整飲食，歐洲人就能適應熱帶氣候。在這種觀點的鼓舞之下，英國人的殖民活動愈演愈烈。
林德
18世紀末開始，歐洲人的殖民活動深入到了非洲大陸。覆蓋這片大陸的是充滿病菌、昆蟲的森林，其自然環境遠比美洲兇險的多。在非洲，殖民者不得不承受更加恐怖的死亡。1777年，由探險家威廉·博爾特率領的152人考察隊沿著贊比西河前進，其中132人死亡；1805年戈蒙·帕克帶領歐洲人考察尼日河，最終只有5人存活；1816年一支考察剛果河的隊伍中，54人裡死了19個。
以上的死亡率觸目驚心，足以說明非洲的熱帶氣候對歐洲人來說有多大威脅。歐洲探險家和醫生們認為，這些死者大多數都是因為熱病而死，炎熱的非洲太容易產生瘴氣。正是因為非洲給歐洲人留下了如此恐怖的印象，英國文學家康拉德才在其名著《黑暗的心》中將非洲稱為“黑暗大陸”。
熱病理論的基礎是瘴氣理論。瘴氣理論在19世紀之前相當流行，醫生認為物質腐敗會發出瘴氣，人吸入瘴氣之後就會致病。但在19世紀微生物學發明之後，人們就漸漸放棄了瘴氣理論，傾向於用微生物理論來理解熱病。與此同時，醫學在判別疾病方面的精準度也增加了不少，人們不再像以前那樣，使用“熱病”這個籠統概念，而是將它們按照臨床症狀分為瘧疾、傷寒、黃熱病、黑熱病等具體疾病。
縱觀整個熱病和熱病理論的歷史，會發現只有在歐洲人開始殖民之後，熱病理論才有所發展。而且熱病本來就是異域疾病，是長期生活在寒帶的歐洲人來到熱帶地區之後，無法適應環境才出現的。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熱病也是殖民者在殖民活動中所產生的創傷記憶之一。
死神再臨:19世紀的霍亂大潮自中世紀以來，霍亂就一直困擾著歐洲人。不過，歐洲人的祖先們所熟悉的霍亂與我們現在所說的霍亂不同，那時的霍亂只是一種嚴重的腹瀉，而且由於霍亂經常發生，歐洲醫生早就掌握了應付它的經驗。而我們所熟知的霍亂，則是19世紀產生的、死亡率更高的世界性疾病。霍亂是由霍亂弧菌引起，常常伴隨著水瀉、體液流失等臨床症狀，最終會導致患者脫水死去。
霍亂
這種霍亂最早在1817年與印度的孟加拉國出現，接著便迅速在亞洲肆虐。1830年，霍亂蔓延到俄羅斯的領土上，接著立馬遍佈整個歐洲。1832年，霍亂又隨著歐洲船隻登陸到魁北克、蒙特利爾、紐約等美洲大城市。與此同時，歐洲人也將霍亂帶到了非洲。自此，霍亂變成了世界性疾病，並在整個19世紀多次爆發。
混亂的死亡率非常高。亞洲在1816年到1832年有數百萬人因此喪命。等霍亂病毒到達英國後，僅僅第一年就造成5.5萬人的死亡。1849年，全球第2次爆發霍亂，英國在三個月內就有3.3萬人去世。
當時的歐洲國家正處於高速城市化之中，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使城市十分擁擠。與此同時，現代衛生制度還沒有建立，工業汙水與生活用水肆意橫流，防疫機制聊勝於無。於是，人口密集、髒亂不堪的歐洲城市就成為霍亂的天然棲息地。與此同時，歐洲人以前治理霍亂的經歷在此次新型霍亂面前幾乎毫無用武之地，因此，這樣恐怖的死亡人數就不足為奇了。
19世紀中葉的霍亂宣傳圖
這場本應只在亞洲肆虐的地方疾病，為何能迅速傳到歐洲，並給歐洲人帶來巨大傷亡的呢？這就要談到19世紀建立的歐洲殖民貿易體系。在19世紀，除了非洲內陸，世界上幾乎所有地區都被帶入到了由歐洲主導的貿易體系之中，歐洲人的商船滿載著工業加工品來到世界上任何一個區域，將他們賣給那裡的民眾。憑藉有著強大的工業實力，歐洲人總能生產比起土製品更為物美價廉的產品，其競爭力自然比本土製品要高得多。透過這種手段，歐洲人將商業觸角伸到了任何地方。
這套貿易體系的背後，是殖民主義下的武力震懾。在近代早期，歐洲人的產品質量不高，無法讓其他地區的消費者感興趣。但這一切都隨著殖民戰爭而結束，歐洲人為了獲得貿易據點或開啟貿易門戶，經常會以武力征服當地統治者，併成為新的統治者。
在建立統治之後，歐洲的殖民政權會採取一些打壓當地產品的政策，使質量較低的歐洲產品能佔領市場。一直以來以棉紡織業著稱的印度，在英國東印度公司實行的一系列保護本土產品的關稅政策下，失去了重要市場，從此屈居於英國紡織業之下。
與此同時，迫使各個地區開啟貿易門戶的過程並不順利，許多國家並不願意門戶敞開，與歐洲人做生意。於是歐洲人便用堅船利炮發動殖民戰爭，強迫這些國家開啟大門。其中最著名的，要數每個中國人中國人都會在課本中學到的鴉片戰爭。
19世紀，全球交通業的發展，使得殖民貿易體系更加完善。蒸汽輪船和火車的發明大大縮短了兩地的移動時間，坐帆船從英國到達印度需要5個月，但1830年代蒸汽船廣為使用之後，這個時間縮短到兩個月。俄羅斯廣袤領土上的鐵路，也使東亞與歐洲之間聯絡更加緊密。在交通技術的發展之下，商品能更多、更快的在兩地之間進行交易。
可惜，在歐洲人透過這套嚴密的殖民貿易體系獲得大量利潤的同時，霍亂等疾病也透過密集的交流網路四處擴散，使得地區性疾病會迅速發展成全球性疾病。
殖民者與殖民地居民的頻繁貿易往來和政治活動令殖民者們感染疾病，並將其帶回到本土。交通的便利不僅僅是對人來說，也是對病毒來說，傳染病會隨著交通網路迅速擴散到遙遠的世界彼岸。這似乎又是殖民主義的另一代價：你希望透過殖民貿易掙大錢，那就要準備好承受與日俱增的風險與代價。
結語：全球體系與疾病殖民主義的本質是什麼？僅僅是將一批人從家鄉轉移到另一批領土之上嗎？很顯然，這種說法不夠深刻，若是如此，我們就無法解釋為什麼西方能透過殖民主義成為世界霸主。我搬幾次家，也不會讓我我們家的資產增多啊。
在餘孽君看來，殖民主義的實質是一種剝削體系：殖民者透過武力征服、掠奪原材料、人口買賣、傾銷商品的方式，對廣大殖民地進行剝削，從而增加自己本身的財富、積累自己本身的實力。在殖民主義的晚期，整個世界不再是由零散的、毫無關聯的地域組成，而是被殖民者整合進一個完整的、相互依存的世界體系之中，而西方正處於這個體系的中心。
美國學者沃勒斯坦就提到過一套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體系
若想建成這套世界體系，西方殖民者必須要與外界相接觸，並對當地統治者或居民進行收買、勸說或武力征服，才可以讓這些與西方交流甚少的人服從西方的殖民秩序。但是，接觸就意味著風險。早期的殖民經歷並非一帆風順，而是充滿了阻礙：惡劣的自然環境令殖民者止步不前、當地政權掌握的軍事實力不亞於殖民者、商業競爭者控制了某地的市場。
而其中相當重要的阻礙之一就是疾病。自希臘時代以來，歐洲醫學已經發展了2000餘年，按理說可以處理很多曾令他們的祖先束手無策的疾病。但是，這些醫學經驗全部建立在已經遇到過的疾病之上，而且藥品也以歐洲人可以見到的藥材為主。當他們來到一個新的地方，便發現這裡有許多從未在歐洲遇到的疾病與藥品，多年的醫學經驗此時毫無用武之地，於是，歐洲人只能一邊經歷死亡，一邊尋找治療方式。
本文選取了三個事例，販奴貿易將非洲的黃熱病帶到了美洲、對熱帶地區的征服引發了熱病、殖民貿易網路的建立將源自亞洲的霍亂傳到了歐洲，這三個事例都是歐洲人在接觸外界、建立殖民體系之時所遇到的疾病。這些事例告訴我們，對外界的征服永遠要付出代價，有時，這個代價不僅僅是金錢那麼簡單，而是無數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