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家園】
城市記憶如何融入當代都市生活
——以“大華·1935”為例
作者：李穎科 程圩（西北工業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教授、研究員）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大城市正在積極尋求一條更富特色的途徑來煥發生機，面向世界。高品質生活已然從單純的工業需求向多樣的現代服務業轉變，城市發展面臨由功能城市向文化城市的轉型問題。一座城市不能僅是鋼筋水泥的森林，更是一種記憶、一種情感，而城市中儲存的遺址遺蹟、歷史街區、工業遺產等則是寄託城市情感、重塑城市精神、彰顯城市特色的城市記憶所在。
“大華·1935”西門 李穎科攝/光明圖片
改造後的生產車間 李穎科攝/光明圖片
【一】
“大華·1935”前身是老陝西第十一棉紡織廠，位於西安太華南路，始建於1935年，由著名紡織技術專家和教育家石鳳翔先生創辦，是西北地區建立時間最早、建成規模最大的民族機器紡織企業。新中國成立後，大華紗廠成為西北紡織行業骨幹企業之一。從某種程度上說，大華的歷史就是一部中國近現代民族工業發展史的縮影，傳承了中國近代實業救國的民族工業精神，見證了我國工業文明的程序。
2011年，大華紗廠按照“整體保護、合理利用、綜合更新、可持續發展”的思路進行改造。工廠原有的工業生產空間向人文休閒空間轉變，從“封閉空間”轉換為“社會空間”，實現了物質、精神、文化和社會等多維空間的嬗變，空間被不斷生產與重構，與周邊的唐長安城大明宮遺址、明城牆、老火車站呼應，形成多重價值的文化旅遊區。
【二】
改造前的大華紗廠其空間要素主要有三個特徵：
一是歷史文化空間的獨特性。大華紗廠位於唐大明宮遺址東側，且有近一半的生產廠區建在大明宮東內苑遺址之上，成為工業遺址與世界遺產雙重疊加的複雜地段；
二是外部社會空間的複雜性。大華紗廠在西安火車站鐵道以北，城市基礎設施落後，居民生活不便，社會治安欠佳，片區整體形象與西安文明古都形象不協調；
三是內部空間形態的單一性。大華紗廠廠區構成要素單一，主要為廠房、庫房、鍋爐房、辦公用房等生產性建築。
改造後的大華紗廠，已成為新的人文休閒空間，該空間涵蓋了以下四個維度。
第一是物質空間，作為可視的實體空間，對廠區格局和建築進行景觀化處理。大華紗廠起先圍繞工業生產形成，空間結構簡單，屬於靜態空間。被保留下來的廠區格局及建築，自然而然地成為最易識別和感知的物質空間。改造時，整個廠區重新進行了功能和景觀設計，在遵循原有風貌的基礎上，對歷史建築進行加固、美化；將一些工業生產裝置改造利用，改變功能，形成適應現代生活與公眾文化需求的休閒場所和消費空間；對廠區個別道路進行重新鋪裝，方便遊客與貨物的流通以及遊線的設計。舊廠區原有7個車間被重新劃分為：N1織夢車間、N2百戲車間、N3動力車間、N4日集車間、E1樂府車間、E2翰林車間，以及S1-5FUN享車間。從建築規模大小和外形特徵來看，N區和E區是典型的包豪斯工業風格，S區則為更加柔美的民國建築特色。
第二是精神空間，作為物質空間的支撐，同時也是人文休閒空間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內在動力。作為一種抽象的、精神化的空間型別，精神空間所生產的是一種被認同與被感知的共融空間，包括市民、紗廠職工及家屬等舊有空間的參與者進行的記憶比對，以及外來遊客等這一重構空間參與者進行的臆想比對。城市工業遺產最重要的價值，除了是工業發展歷史的見證外，還是城市歷史、城市氣質、城市性格重要而獨特的展示視窗。“大華·1935”把一個衰敗的廠區轉變成一個展示近現代西安工業發展歷程的重要場所，使人們能夠更真切地認識大華所代表的實業救國的“家國情懷”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第三是文化空間，即文化、人文的展示交流空間。在大華紗廠空間再生產過程中，將傳統工業空間改造為紡織工業遺產博物館，利用生產廠房展示紡織機器、紡織技藝、紡織故事、紡織人物等，滿足了大華人對歷史的追憶，以及市民遊客學藝博聞的需求。由廠房、辦公用房等改造成的小劇場、書場、文化創意中心、新概念書店、文化會展平臺等，滿足了各型別文化展演、創意活動的需求。專案自運營以來僅小劇場藝術演出超過1000場。
此外，與大華紗廠一路之隔的唐長安城大明宮遺址、明城牆、老火車站，會定期舉辦西安國際馬拉松比賽、國際草莓音樂節等大型節事活動。四處遺址相互呼應，共同呈現出歷史風貌與現代都市生活巧妙融合、文藝氣質與時尚潮玩感覺相碰撞的獨特魅力。
第四是社會空間，涉及社會各個群體的感知與參與。強調隨著新植入的產業要素及其結構的改變，空間使用者的行為空間亦隨之改變。新的投資運營管理者積極參與，先後引進了163家品牌商戶，促使要素、業態不斷豐富，為老廠房注入新能量，為磚牆和機器賦予了歷史溫度和時代活力。與此同時，政府透過政策、制度、規劃、符號等形式體現出自身文化與意識形態的訴求，並積極倡導、引導紗廠職工、社群居民轉變觀念，到新的人文休閒空間中工作，由傳統“紡織工人”轉變為現代“服務業者”。
【三】
透過“大華·1935”工業遺產空間生產的過程，可以得出以下三個方面的啟示。
一是要創新遺產保護理念。新時代文化遺產工作要衝破靜態化、被動式為保護而保護的傳統思維與模式，堅持在發展中保護、以發展促保護。珍視傳統，但絕非言必古人，藝必古典，躺在祖先的功勞簿上坐享其成。要立足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按照文化發展規律，結合時代的新進步、新發展，在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弘揚遺產蘊含的思想智慧和精神力量的基礎上，創造生產出更多更好的文化精品。
二是要加強遺產空間生產。一個民族的文化遺產作為該民族在生產生活中聰明才智的體現和勞動的結晶，總是與孕育產生它的那個時代的生產力水平和生產方式相適應、相統一的，反映了當時生產發展階段特徵，併為當時社會發展、文明進步而服務。因此，遺產的功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時代和社會需求變化做相應改變，舊功能被新功能取代，傳統空間轉向新的價值空間，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在這一“生產”“轉向”過程中，要促使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各種要素和各類主體在“舊空間”產生“新聚集”，激發“新動能”，使新空間不僅可以成為博物館、學校、小劇場、展館、秀場、商店等能夠滿足當下多元社會需求的實體空間，還要融入高新數字技術，如5G、AR、VR、MR、人工智慧等，“生產”出遺產“數字空間”或“虛擬空間”，以適應時代需求，助推時代發展。
三是要突顯遺產記憶功能。“任何一種文化遺產是屬於某一個特定族群在特定語境之下的集體表述和歷史記憶。”在現今城市現代化和城鎮化急速發展中，出現了嚴重的文化身份認同危機，而保護利用好珍貴的文化遺產，充分發揮其“群體記憶”和維繫地方文化認同功能，無疑是解決這一世界性難題的現實所需，更是保留城市根脈，彰顯城市氣質、塑造城市形象的必然選擇。
《光明日報》（ 2020年07月19日 12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