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電影愛著你
《我的姐姐》是四月最大的黑馬，截止寫稿，累計票房五億。
它一次次登上熱搜，引發了眾多網友關於“女性圍城”的討論，有人哭著說從姐姐（張子楓飾）安然身上看到了自己；有人說看了這部電影，再也不想為姐姐生個弟弟；有人說今後一定要先給女兒買房，因為她才是那個最需要支援的人；甚至讓站在這場議題對立面的一些男性也開始反思。
曹保平導演在《我的姐姐》首映禮上說了句玩笑話，他說：“作為男性，看完感覺身上有種原罪。”
《我的姐姐》確實是一部有著尖銳訴求、深度表達的女性電影，深入、細緻的展示了當代社會“重男輕女”的矛盾成因。
影片講述的是，姐姐安然（張子楓飾）忽然接到警局電話，父母在車禍中雙雙死亡，只給她留下一套房子，還有一個還在讀幼兒園的弟弟。
親戚們在葬禮上就已經為安然安排好了後半生的生活“長姐如母，把弟弟好好養大才是首要任務”。
但安然已經四年沒回過家了，大學四年，她的學費都是自己掙的。
安然和父母有多陌生？車禍現場，安然說自己是死亡者的女兒，警察的反應是，你出示身份證證明一下，他們的手機合影裡只有一個小男孩。
而那個小男孩，對於她來講，簡直就是夢魘一般的存在。
從她記事起，爸媽就一直想要一個弟弟，安然為此要裝成瘸子。
在那個活潑好動的年紀，她不能跑、不能跳、要一瘸一拐被同齡孩子嘲笑，更不能穿裙子，可想而知，這對一個小女孩意味著什麼。
而且，現在的安然想去北京讀研究生，她還有一個家境不錯的男朋友。
帶著弟弟的人生會帶來多少麻煩呢？會有多沉重呢？她想不到。
但她腦中冒出來的第一個想法就是：把弟弟送人。
影片中有一個片段，安然面對父母車禍當天的嫌疑肇事司機，衝動的質問他：“留下這麼一個弟弟，我今後應該怎麼辦”。
這一幕被旁觀者拍下，上傳到網路上，安然因此出了名，看過影片的每個人都覺得她是個狠心的姐姐。
電影中，安然不停的冒出把弟弟送人的想法，把他丟在姑媽家、丟在地鐵站、送給不靠譜的舅舅......離成功最近的一次，弟弟被送到了一個無法生育、家庭條件很好的家庭裡。
當大家都以為這次她終於可以輕裝上陣，去北京讀研的時候，她又選擇從寄養家庭帶走了弟弟。
故事照應現實，但最終又折射回現實的割裂式結局，被很多人批為“典型男權社會下的政治正確”“跪舔父權社會的犧牲奉獻論”。
那麼我們回到現實中來，《我的姐姐》上映不久，電影中的原型就被網友扒出來。
2013年，天涯曾有一篇熱文《父母去世後，我把兩歲的弟弟抱養了出去》。
在這篇文章中，父母在姐姐“有他沒我”的情況下生下弟弟，弟弟出生後，她選擇切斷與父母的聯絡，開始打工養活自己。
在這期間，父母多次想把房子轉到弟弟的名下，但最後都被她拒絕。
父母意外離世之後，弟弟的撫養問題就成了最大的問題，親戚們從最初的篤定變成了踢皮球。
姐姐最後選擇把弟弟送給一戶農村家庭，並且賣掉了自己名下的兩套房子，在一線城市付了首付。
之後，她組建了家庭，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但姐姐卻沒有表現出絲毫愧疚，她說：
我很慶幸這兩套房子在我名下我也很慶幸選擇了放棄這個所謂的親弟弟
很簡單如果選了他就毀了我自己的一生
我當了一輩子的獨生子女要我在二十多歲應該成家立業的時候像封建社會長姐一樣含辛茹苦帶大一個弟弟
抱歉我做不到
這個故事和《我的姐姐》驚人相似，但現實和故事中的兩個選擇，卻截然不同。
有人對姐姐勇敢成就自己的做法點贊，但更多的人是罵她自私、決心、甚至反人性。
當然，不是每個姐姐都能和家庭切斷關係，大多數姐姐們是在關鍵時刻承擔起家庭重任的那個人。
前幾天，20歲姐姐在杭州跳河輕生的新聞也登上了熱搜。
雲南女孩小劉的父母離異多年，她十幾歲就出來打工養活三個弟弟妹妹，不肯忍受生活的重壓，多次自殺。
所以，安然應該怎樣選？電影應該有怎樣的結局？
這道題太難了！因為無論怎麼選她都是錯。
在二胎大軍的眼中，大家經常說的一句話是“多一個親人不好嗎”。
但安然的生活是什麼樣子呢？
在她的回憶中，安然的父母把她丟在馬路盡頭，把正在游泳的她摁在水底......
這些記憶夾雜著媽媽的笑容，她分不清這是真實還是想象，家庭留給她的就是爸爸的拳打腳踢，是永遠不敢再觸碰的花裙子。
安然的男朋友長得帥、性格好、家境也不錯，但在這樣的親密關係中，她是無法自然去表達的。
去男友家中吃飯，她甩開男朋友的手，不敢吃他喂的水果，五年的感情，在分開的時候，她不敢表現一絲一毫的留戀。
在單位裡，被有後臺的同事欺負了，她不肯道歉，還要奮力反抗，因為不被庇護的孩子“打得贏要打，打不贏也要打”。
因為父母“重男輕女”，女孩的身份成為她的原罪，她偽裝冷靜、堅強、沒感情，冰冷得像一面沒有溫度的玻璃。
只有夜深人靜的時候，她才會流下淚水，承認自己也會想媽媽。
只有站在墓碑前，面對死人，她才能說出自己總是如此強硬的原因：我那麼努力的生活，是希望有一天站在爸爸媽媽面前的時候，讓你們說一句“我的女兒還是不錯的”。
看到患有子癲的孕婦冒著生命危險要保胎，她一改往日的沉靜，對孕婦家人喊道：你都生了兩個女兒了，為什麼還要生，兒子真的就那麼好嗎？
兒子真的就那麼好嗎？為什麼都21世紀了，還總有人認為兒子才能是家庭的頂樑柱。
電影中處在低位的女性處處可見，安然、安然的舅媽、舅媽的女兒、醫院的孕婦、甚至沒有幾個鏡頭的安然母親（舅舅如此好吃懶做，安然的母親是什麼樣的女性可想而知）。
電影從姐弟關係拓展到夫妻關係，你會發現，所有的問題不僅僅因為“她是姐姐”，更根本的原因是“她是女性”。
而那個嘮嘮叨叨、一直給安然灌輸姐道的舅媽，是所有身處低位的女性中最悲慘、最痛的那一位，她才是昇華主題的那個暗線角色。
18歲，考上西師俄語系，但為了弟弟，她放棄大學，只去了中專。
弟弟生了女兒，她又要幫忙帶女兒；家裡分房子，她要把房子讓給弟弟；弟弟走了，她還要幫弟弟照顧孩子。
老公臥病在床，她常年伺候；吃西瓜，要把西瓜最甜的中間部分留給別人，自己只吃邊邊；葬禮上她四處張羅、添水招待、甚至大家打嘴仗時，她也要在一旁拉架......大事小事，好事善事做盡，一輩子的操勞命，仍然是不敢怒不敢言。
但這樣的辛勞和負重並沒有給予她獎勵，反而是無盡的傷痛和毫無底線的忍耐。
我忽然明白了《霸王別姬》《紅高粱》《活著》這樣的電影中，為什麼都會把最有勇氣、最有毅力，最能負重的角色留給女性。
因為這是幾千年來男權社會壓迫之下的一種習慣，女性習慣付出沒有回報，習慣負重卻沒有權力地位，習慣溫柔無私卻得不到愛。
連女兒也要吐槽她“怎麼會有你這樣無私的人”。
姑媽摸著套娃講著俄語的那一幕真的讓人心疼，如果真的去讀了大學，她的命運可能會就此改變。
姑媽的命運中最痛的部分，不是被命運和社會裹挾的痛，而是她的好心卻得不到好報，她是心甘情願被命運裝在套子裡的人。
電影的最後，安然用出奇冷靜的語氣告訴姑媽：自己被姑媽拼盡全力照顧的日子是“被表哥當人肉沙袋，被姑父偷看洗澡”。
她或許從來沒想過，自己的犧牲和成全，換來的竟是這樣的結果，她只能望著攤在床上的植物人丈夫，狠狠地錘了他幾拳，她彷彿認識到問題所在，但又為時已晚，只能再次一頭扎進那些本不屬於她的揹負之中。
中國的家庭文化甚至整個亞洲的家庭文化都是不鼓勵“個性自我”的，我們往往以一個家庭單位為代表出現在大眾的視線中，久而久之，就連我們自己也忘了自己的存在。
武志紅老師把這種現象稱為“個體的不完整”，個體的不完整會導致一個問題就是：我們不能說，我出了事就是我負責，一定是我出了事是你負責。
我們沒辦法為自己而活，同時，我們也沒有什麼擔責的能力和勇氣，因為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事大家一起扛。
《春江水暖》中傳統的中國式大家庭表面上看，像水墨畫一樣和諧、意蘊悠長，但細細回味，這樣的和諧更像是男主寫的那本恐怖故事。
《春江水暖》中的老母親痴呆之後，兒媳鳳喜遞給她藥丸，老太太開玩笑的說了一句“要毒死我啊”。
本以為是一句玩笑，但等到老太太把藥塞進縫紉機的小抽屜中時，我們才發現這其實不是一個玩笑，是恐怖故事，任憑大兒媳一遍遍重複自己是誰，老太太也選擇性的遺忘掉了她。
我不便於評價這種傳統親疏關係的好壞，因為這個世界上沒有一種關係是完美無瑕的。
那些追求自由、個性的國度，也會發生《無依之地》這樣的故事，那些孤寡老人因為養老問題、親疏關係成為了新一代的遊牧民。
他們沒有房子，只有一輛車，走到哪裡，哪裡就是家。是永遠在路上的自由，但也是“無家可歸”的辛酸。
我有一個姐姐，在兒時，我不止一次地聽到父母周圍的朋友勸他們再要一個男孩，但我很幸運，父母沒有再給我一個弟弟，他們把全部的時間和經歷都給了我和姐姐，也拼盡全力給了我最好的教育。
這樣的家庭讓我從沒因為自己是女孩就自卑，就對自己降低要求，但當我真的從學校走進社會，我不得不承認，女性的困境就擺在那裡。
在學校時很多女生都是成績優秀的三好學生，但走進婚姻，她們就必須把孩子、老公放在首位，甚至沒有辦法優先考慮自己的前程。
在工作單位，即使再優秀的女性，也避免不了被視為天然的服務員人群。
她們不優秀嗎？不配被優先考慮需求嗎？
當然不是，之所以女性的需求被排在後面，僅僅因為她是女性。
《我的姐姐》很珍貴，這種珍貴不在於它解決了問題，而在於它展示了、正視了、直視了女性的痛苦。
我很喜歡李月亮說的一段話：
親愛的姑娘，你無需為生為女人而感到抱歉，而受盡委屈。
你無需為誰無止境地付出。
你不要像套娃一樣重複上一代的命運。
我們都是姐姐，從生下來的那天就是，但我們不是弱者，更應該是犧牲者。
不管別人愛不愛我們，我們都要好好愛自己，拼盡全力，活出自己精彩的一生。
大家好，我是杉姐。影評人、編劇、導演、教師小姐姐一枚，公號《杉姐影院》創始人。作品散見《幕味兒》《豆瓣電影》《第十放映室》《電影爛番茄》《武志紅》《遇見張小嫻》《外灘Thebund》《灼見》《大象點映》《獨立魚》《伊姐看電影》《世界華人週刊》等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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