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革命歷史中，犧牲的革命者難以計數，僅上海龍華和南京雨花臺兩座革命烈士紀念館展示的就有約3000位先烈的事蹟。中國作協副主席何建明這一次書寫的，是大時代背景下的少年英雄——《不能忘卻的少年歐陽立安》與《少年英烈袁諮桐》，兩本書也是何建明首次嘗試兒童文學寫作。歐陽立安是龍華二十四烈士中年紀最小的一位，袁諮桐則是南京雨花臺的小英雄，他們犧牲時正是十五六歲的青蔥少年。
十幾歲的少年英烈在歷史中相關資料極其稀少，甚至只有一個模糊的名字。即使回到他們的家鄉，由於少小離家投入革命，生命又如此短暫，與他們相識者的鄉鄰亦是稀有。何建明只能在與少年英雄共同被捕就義的共產黨員所留下的隻言片語裡，分辨出他們依稀的影子、相互應證的痕跡，用有限的素材，架構恢復當時的歷史場景。何建明想盡可能多地把留下名字、不為人知和沒有留下真實姓名的犧牲者們，全部溶入他的文學敘述中。
圖說：何建明 新民晚報記者 李銘珅 攝
弄堂裡的尋找
“記得在上海龍華烈士紀念館，看著那些英俊的遺像時，彷彿看到了英烈們的內心世界，是那樣的豐富和熾烈。”何建明說。
“天下洋樓我工人造，資本家坐在洋樓哈哈笑，國民黨看門來把守，共產黨為工人堅決奮鬥……”這是歐陽立安在監獄裡吟成的詩，後來被一名獲釋的同室“獄友”帶出了監獄，新中國成立後收錄進《革命烈士詩抄》之中，這也是歐陽立安這位小烈士留在世上的唯一詩作。
其實，在何建明寫作的報告文學作品《革命者》中，曾經有過關於歐陽立安的一段文字，在那場蔡博真和伍仲文舉行的“囚車上的婚禮”中，鐐銬是他們的花環，雪花是他們的婚紗，槍聲是他們的禮炮，何孟雄當了婚禮主持人，烈士們一起唱起了國際歌，殷夫貢獻出了詩朗誦，年少的歐陽立安也加入了朗誦的隊伍，“我雖然沒有在現場，但烈士給我們後人留下的作品，組成了囚車上的婚禮的最後一幕，非常悲壯。今年的423讀書日上，我在上海看了一場以此為主題的芭蕾舞演出，當時我身邊許多觀眾忍不住地掉眼淚。”這一切，都豐富了何建明筆下的歐陽立安。
如今，走在上海的馬路上，一些弄堂依然密如蛛網，人流如潮。這也是何建明筆下的上海地下黨活動場所，他一次次地在弄堂裡行走，尋找……“一次，歐陽立安去一處秘密地址送信，剛拐進弄堂口，就見秘密聯絡點的窗臺上有暗號，告訴他此處目標已經暴露。在敵人一步一步逼近時，他突然看到弄堂內有一戶人家的門開著，而且這戶人家的後窗似乎連著另一條弄堂。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他一個箭步閃進這戶人家，穿過前堂廚房和後面的房間，跳上一張靠牆的化妝臺，然後一腳踢破後牆的玻璃窗，躍身跳進了屋後的弄堂。”對上海石庫門弄堂結構的熟悉與親近，才讓何建明筆下的少年有了一氣呵成的靈性。
圖說：《不能忘卻的少年歐陽立安》 官方圖（下同）
雨花臺前的行走
如今上海到南京的高鐵只要一個多小時，但在中共剛誕生的1920至1930年代，從上海進入南京，對於中共黨員來說，就是跨越生死之門。
何建明前後三次去過袁諮桐的家鄉，這位雨花臺年輕的烈士出生在中國工農紅軍四渡赤水的習水縣土城。父親是位開明而富有遠見的地主，將三個兒子送到貴陽城的教育家黃齊生家。袁諮桐不久便隨黃齊生闖蕩上海，後來到南京安家，進入了陶行知先生創辦的曉莊師範學校，信仰共產主義思想。
1930年前後，袁諮桐第三次被抓。南京政府憲兵司令谷正倫及妻子均為貴州人，黃齊生則是其妻的老師，兩次都放了袁諮桐。第三次，谷正倫親自做思想工作，“明天就槍斃你，還做共產黨嗎？”少年並不吱聲。“好，我給你買好出國的船票，送你去日本留學，你就不要回來了。我也不要你簽字。”少年依然不從。
國民黨槍斃了袁諮桐，因為他才16歲，怕惹起公憤，國民黨偷偷地在檔案上把6字改為了8。
每一次在細雨中望見龍華的桃花，每一次走至雨花臺長長的臺階，何建明的腳步會有些沉重，心情亦隨之沉鬱，但神聖和莊嚴之心換成了責任和使命，讓他筆耕不輟。（新民晚報記者 徐翌晟）
圖說：《少年英烈袁諮桐》
記者手記｜一樣的少年
採訪何建明時，恰逢窗外大雨滂沱，電閃雷鳴，又在頃刻間雨勢收斂，展現著上海夏日最豪情激烈的一瞬。窗這一邊的故事亦是風起雲湧，又倏忽歸於重義輕生的少年。
尋找這些少年的過程，令何建明想起了自己在童年時期對於英雄的追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八九歲就跟著游擊隊長戰鬥、那些活躍於敵人眼皮底下對黨一片赤誠的小戰士是他心目中最初的英雄。“十五歲的歐陽立安的個子只有1米5 ，袁諮桐也身量矮小，如今，放眼大街小巷，同齡的孩子大都個子比他們高大，但他們應該是上海少兒的形象也是中國少兒的形象。這些少年英雄的故事，對今天的少年來說，可能要比劉胡蘭、小兵張嘎、小蘿蔔頭那些故事更容易親近。”在何建明的心目中，這樣的孩子一直活著，在萬千廣廈間。（徐翌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