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淵譚天微信公號訊息，俄烏衝突升級三個月後，一些我們習以為常的事情，正在被改變：
瑞典從1814年開始中立，芬蘭從1948年開始中立。現在，芬蘭和瑞典，決定結束自己中立的歷史。
是什麼促使芬蘭和瑞典終結其長期的歷史傳統？
可以看看兩國領導人在結束中立後，第一時間做了什麼——18日，兩國正式向北約遞交“入約”申請信，19日，兩國領導人前往白宮，與美國總統拜登會晤。
會晤後的新聞釋出會上，拜登難掩得意，“芬蘭和瑞典讓北約變得更強大。。。。。。強大的北約，是美國安全的基礎。”
他也解釋了美國在此次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近年來，質疑北約的聲音不斷湧現，美國，要“復興北約”，而芬蘭和瑞典的加入，可以幫助美國證明北約的“不可或缺”。
二戰結束後，中立國在衝突或博弈當中，往往都扮演了調停者的角色。一個數據，能說明中立國的重要性：
整個冷戰期間，美蘇兩國一共舉行了16次最高領導人會晤，其中有8次，是在美國或者前蘇聯境內舉行的。
剩餘的8次，都是在第三方國家或是中立國舉行的。並且，這8次會晤的時間節點，基本都是美蘇關係緊張之際，還都達成了一些諸如“裁軍”“控制戰略武器”等緩和局勢的共識。
在美蘇彼此無法信任、不願踏上對方土地之時，中立國，用數十年甚至上百年來積累的信譽，搭起了溝通的橋樑。
當中立國選擇不再中立，這場危機，將會把世界帶向何處？
俄烏衝突升級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曾無奈地承認，芬蘭和瑞典都沒有表示希望加入北約。
轉變，發生在3月4日。
當天，芬蘭總統尼尼斯托突然表示，該國將討論加入北約的問題。芬蘭，首次認真考慮加入北約。
站在這個時間點上觀察，可以找到兩個轉變的契機。
第一個契機，是一場外交會晤。
3月4日這一天，尼尼斯托在美國與拜登會晤。加入北約的訊息，就是尼尼斯托在訪問期間，接受美媒採訪時說出的。
芬蘭的轉變，是因為美國嗎？
會晤後的新聞釋出會上，拜登一直在避擴音及“芬蘭入約”的問題。而在例行記者會上，白宮發言人也遮遮掩掩，不願意正面回答“總統是否希望芬蘭加入北約”這個問題。
欲蓋彌彰，就連《紐約時報》都分析，美國政府的行為，是“刻意”的。
兩個月後，芬蘭、瑞典兩國已經提交了加入北約的申請，當兩國領導人到訪白宮，與拜登會面時，拜登一改兩個月前的遮掩，主動說道：
“瑞典和芬蘭在加入北約時，得到了美國‘充分’‘全力’‘完全’的支援。”
目的達成，不必再遮掩。
第二個契機，是一通電話。
3月4日的芬美會晤還有一個細節——會晤期間，尼尼斯托與拜登一起給瑞典首相安德松，打了個電話。
瑞典和芬蘭的情況，還有些不同：
近期的民意調查資料顯示，有57%的瑞典人支援加入北約。儘管過了半數，但還是遠低於芬蘭的76%。
在決定瑞典是否加入北約的辯論中，其議會中的8個黨派，也有2個持反對意見。
相較於芬蘭，對於加入北約這件事，瑞典還是有些猶疑。
那通電話，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可以看看安德松在宣佈瑞典將申請加入北約時的表態，她說：
“當芬蘭決定將加入北約時，瑞典將獨自留在北約之外。對瑞典和瑞典民眾的安全來說，最好的事情就是與芬蘭一起加入北約。”
瑞典西側的挪威，已經是北約國家了，東側的芬蘭再加入，瑞典就會被“孤立”。所以，瑞典最好的方式，就是與芬蘭“抱團”加入北約。
這樣看下來，此次拉芬蘭和瑞典“入約”，簡單來說，就是美國先拉芬蘭，然後“打包”瑞典。
問題是，從這次的俄烏衝突可以很明顯看出，美國和北約，並不願意與俄羅斯起正面的衝突。而芬蘭和俄羅斯，有1300多公里的邊境線，和烏克蘭相比不遑多讓。
在這時下這麼一步“險棋”，美國和北約，意欲何為？
二戰剛剛結束，時任美國國務卿馬歇爾說給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的一句話，藏著答案：
中立國遠不止瑞典一個，馬歇爾為何單提瑞典？
原因很簡單，瑞典周邊的國家，是前蘇聯。
美國，想把瑞典打造成冷戰的橋頭堡，但瑞典的中立政策，成為了阻礙。
當時，瑞典和周邊的挪威、丹麥達成共識，要在中立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本區域的防務聯盟，來避免被捲入冷戰的風險。
1949年前後，美國突然橫插一腳，承諾會給丹麥、挪威以武器援助，邀請兩國與美國建立聯合防務關係，一同簽署《北大西洋公約》。
就這樣，丹麥和挪威拋棄了瑞典，成為了北約的創始國。
北歐國家有五個：
前三個，都已經成為了北約創始國。瑞典想中立，能團結的，也只有芬蘭。
當時，芬蘭面臨的境地，相當慘淡。
作為二戰的參戰國，芬蘭經濟在戰爭中遭受重創，工業設施也被破壞殆盡。外國借款，成為芬蘭恢復經濟的唯一指望。
再看看周圍其他的國家，芬蘭明白，自己能指望的，只有美國。這時，美國“貼心”地送上了馬歇爾計劃。
▲馬歇爾計劃
看起來，這一援助計劃似乎是“雪中送炭”，如果你是芬蘭，你會作何選擇？
芬蘭，拒絕了馬歇爾計劃。
芬蘭很清楚，馬歇爾計劃的附屬條件是什麼，也很清楚要怎樣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
芬蘭代表在談判中就明確表示，芬蘭計劃同時發展與東方和西方的關係，在大國發生利益衝突時，不希望被迫加入到任何一個集團。
中立後的芬蘭和瑞典，並沒有在兩大陣營的夾縫中表現得左支右絀，相反，兩國利用中立的身份，多次從中調停美蘇矛盾，為國際社會以及第三世界國家爭取權益。
這是“中立”二字承載的意義與使命，也是國際社會對於中立國的認可與信任。
上世紀80年代初，美國計劃在歐洲部署核武器。當時，美國給出的理由是，前蘇聯在常規兵力上佔有絕對優勢，並且，美國遠隔重洋，必須要核武器來彌補這些差距。
美國的計劃，讓前蘇聯也加緊了核武器的部署。1984年，在時任瑞典首相的倡議下，35個國家的外長齊聚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要求美蘇兩國加強對戰略武器的管控。
同樣的事情，芬蘭也做過。
芬蘭的領導人曾總結過芬蘭的外交政策：
芬蘭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謀求國家發展和國民利益，並幫助西方和東方之間架起橋樑，人類需要和平與相互理解。
1972年，35國代表齊聚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其中就有前蘇聯和美國。這場會議以及三年後簽訂的《赫爾辛基協議》和後續制定的一系列框架，成了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的前身。
成立歐安組織，原本是前蘇聯的提議。但當時，美國和西歐無法接受一個來自前蘇聯的提議，正是芬蘭，做了這個牽線人。
當年，芬蘭用自己的信譽，組織了35個國家的代表，歷經數年，才間接促成歐安組織的成立。
今天，在俄烏衝突的背景下，不少國家和組織希望重新召開歐安會議，想要找回“赫爾辛基精神”，他們要面對的，卻是“歐安組織面臨的最嚴峻考驗”這樣的聲音。
和歐安組織一同式微的，還有“中立”的價值與意義。
冷戰時期，對抗與衝突，是時代的主題，而芬蘭和瑞典，堅守住了自己的中立。
冷戰結束後，有些國家依舊沒有改變依據地緣政治利益來劃“小圈子”的思維方式，甚至不惜發起“代理人戰爭”。
這時再去看瑞典和芬蘭的中立，則更加彌足珍貴——以本國發展為前提，以國民幸福為目標，去參與國際事務。
中立，代表的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
但當中立國不再中立，帶來的“示範效應”，會讓國際社會重新陷入對沖突與對抗的恐慌之中。
恐慌思維會代替解決問題的思維，這正是這場“中立危機”釋放出的最危險的訊號。
小圈子、零和博弈、衝突與對抗……這樣的世界，哪個國家最願意看到，想必無需多言。
再回過頭看馬歇爾的那句“美國應避免同意瑞典的中立政策”，背後藏著的心思，昭然若揭。
1986年，時任瑞典首相帕爾梅遇刺身亡。這是一起到今天仍疑點重重的案件。
帕爾梅一直把支援聯合國作為瑞典外交政策的基石，他遇刺前的最後一項工作，是簽署呼籲美國暫停核試驗的宣告。
帕爾梅遇刺身亡後，許多國際組織和國家領導人，以各種方式表示哀悼。
其中，第三世界國家的哀悼活動，更令人矚目：
印度、阿根廷、斯里蘭卡宣佈為帕爾梅哀悼一天；
尼加拉瓜、越南宣佈為帕爾梅哀悼三天；
坦尚尼亞宣佈為帕爾梅哀悼七天
當時，就連瑞典人民都發出疑問，自己的首相在國際社會的知名度真有這麼高嗎？他真的有這麼重要嗎？
一篇報道中的一句話，也許是對帕爾梅最好的評價：
歐洲所有西方國家，前蘇聯-東歐集團，以及第三世界國家領導人都來弔唁帕爾梅，這是對瑞典在國際事務和政治事務中所扮演角色的認可。
這種認可，無關國家大小、強盛，而是對其堅持國際秩序與公理追求的認可。
這也是，中立的意義。
來源：玉淵譚天微信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