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首位聾人律師”這個標籤，將公眾的視線聚焦在28歲的四川大涼山女孩譚婷身上。
——正常應試者透過率僅10%左右的法律職業資格考試，這個早在8歲即失聰的女孩，只用了三年時間：2018年，差10分；2019年，差4分；2020年12月，譚婷終於成功了，成為全國目前唯一透過法律職業資格考試的聾人。
在法律之外，譚婷喜歡攝影，喜歡舞蹈。她的社交賬號上有很多聾人，平日裡，他們有什麼問題都會找到她，她則免費為他們提供諮詢，還會用豐富的表情和手語來做普法影片。
在與紅星新聞記者交流的過程中，譚婷用線上打字的方式完成了採訪。她喜歡開玩笑，喜歡探討法律事件，時不時發來自己模仿其他人的表情包，還會用打字的方式來講四川話——幾乎整個採訪過程，記者都感受不到她是一位聾人。
譚婷說，她希望能用自己學到的法律知識幫助聾人朋友，也希望自己的經歷讓社會更理解聾人。
以下是譚婷的自述：
從正常人到聾人：
因中耳炎失聰，在特殊教育學校跳級兩次
我1992年出生在四川大涼山的一個小鄉村中。上小學的時候，大概八歲左右吧，我不幸患上了中耳炎。醫生用銀針為我診治，第一次打了銀針後，我一覺醒來發現聽力模糊了，但是還能聽到聲音、能分辨對方說的是什麼；那個醫生了解到我的症狀，又給我打了銀針，這一次打得更多，耳朵背後和手腳都插了銀針，然後我就完全聽不到聲音了。
那時候我很害怕。在這之前，我還是一個可以聽到世界上各種聲音的小女孩，一下子就聽不到任何聲音了。我身邊的小夥伴見到我就跑了，不和我玩，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可能是她們覺得中耳炎會傳染。但是其實那時候我已經沒有中耳炎了，只是失聰了。
雖然家庭經濟情況很差，但我失去聽力後，父母還是借錢帶我去了很多地方醫治。西安、昆明、攀枝花都去過，診斷結果是神經性耳聾，沒有醫治方案。
那時的我還沒有系統接觸過普通話，也沒法聽到別人說話，時間長了，連怎麼說某些詞語都不知道了。
我大概輟學了5年左右。後來我重新上學，但只能在特殊教育學校讀書。不同於義務教育學校，在特殊教育學校，聾人的初中教材，僅僅相當於義務教育教材小學三、四年級的知識水平，甚至比那個更單調。而且文化課沒有義務教育學校教得那麼全，地理、歷史、化學這些科目我都沒學過。
學校是封閉的寄宿學校，一般情況下不讓出學校大門。我上學的時候，學校沒有口語康復訓練這些活動，在學校一直用的是手語，我的音帶就慢慢退化了，說起話來不僅不清楚，還很吃力。
從西昌特殊教育學校到樂山特殊教育學校，從二年級跳級到五年級，又在七年級讀完後跳到了高一。這些課程對於當時的我來說並不容易，只能利用課餘時間和假期時間自學補起來。
但是特殊教育學校會比較重視藝術類課程，也是在樂山特殊教育學校，我第一次接觸舞蹈。2013年，我透過高校單招考上了重慶師範大學特殊教育資訊與資源專業，大學期間我參加了重慶夢翔殘疾人藝術團，獲得過第九屆殘疾人文藝匯演一等獎。
小時候我學過一點拼音，因為沒有接受過完整的口語康復訓練，後來只能靠自己慢慢摸索讀音。現在我會把手機字型調成帶拼音的格式，有拼音會更有利於閱讀或者學習。我可以透過“語音轉為文字”的軟體和別人溝通，如果夠標準的話，輸入法就能準確翻譯出對應的文字，說得不標準就練到標準為止，有時候會練得嗓子腫痛。
被拒絕的聾人：
“刻板印象”要靠群體自己慢慢扭轉
大多數人可能覺得盲人就是去做按摩，類似地，外界對盲人也有一套刻板印象：不瞭解聾人的人，可能會認為聾人只是跳舞比較厲害，或者只能在工廠做體力活……
其實在聾人這個群體裡，很多人都不太喜歡“聾啞人”這個稱呼——因為大家覺得聾人只是聽不到，但是可以發音，並不存在“啞”。有些聾人不會說話的原因之一是受到聽力的影響，但是透過正規訓練是可以發音甚至說話的。
但這些刻板印象就像烙印一樣“打”在我們身上。很早以前，我不敢在公共場合比手語，因為周圍的人看到我們比手語，就趕緊保護好自己的包——而這些刻板印象，要靠我們聾人自己慢慢來扭轉。
就我的觀察，目前能接納聾人的行業並不多。我有一位聾人朋友，設計感很好，計算機能力也不錯，HR看了簡歷很滿意，但是面試時發現她是聾人，不太滿意，委婉地拒絕了她。
我畢業後不久，在網上看到了有關唐帥律師的報道，被他事蹟感動了。唐老師是“中國手語律師第一人”，作為一名專職律師，他為聾人提供法律服務。
後來看到了他在網上的招聘，我就去面試，然後在2017年10月時順利到了律所。在律所，除了唐律師還有其他律師給我們上課，講課、自學和考試會穿插進行。除此之外，我還會接聾人有關法律方面的諮詢，協助唐帥律師辦理聾人案子以及相關的普法工作。
之前和我一起來律所的一共有五位聾人，最後他們都走了，只剩我一個人堅持繼續考試。因為半途而廢不是我的風格。和其他健全人考法考一樣，我也要“聽講座”，但是隻能找那些有字幕的講座，對著字幕一邊暫停一邊記錄。一天學十幾個小時，學到我頭暈想吐，甚至暈字，有時候一看到字就感覺眩暈。
我知道我的起跑線比別人低很多，也沒有系統地學習，但是我可以拼命。2018年（法考），差10分；2019年，差4分；2020年12月，我通過了，成了一名聾人準律師。我是國內目前唯一透過這項考試的聾人。
在律所，讓我感動的事挺多的。有一次，一個聾人大老遠來找唐律師諮詢，長途跋涉用盡了身上所有錢，甚至連吃飯的錢都沒了，唐律師就安排他去吃飯，安排他在自己家過夜，後來還給了他錢坐車回家。
當然，也有許多五味雜陳的記憶。曾經有一位來尋求幫助的聾人，我接待他的時候，他說自己已經找我們找了一年多、終於聯絡上了。我當時就在想，唐老師的報道比較出名，我們也有公眾號，也有快手號，偶爾也會發布普法影片，為什麼聾人朋友找我們還這麼難？
有人說基本生活中看不到聾人，可是中國有那麼多聾人，2700萬人，我身邊到處都是聾人，我們居然真的那麼“安靜”。
“直接”的聾人：
不會說委婉表達，聽不懂“話中有話”
唐老師曾經和大家提到過“聾人思維”，這從手語表達上就可見一斑：自然手語的語序與漢語不同。比如，讓你形容滅火的畫面，用漢語說就是“滅火”，但形容給聾人的話，你得先用手勢打“火”，再打“滅”——因為看見火才能滅；反之，如果按漢語順序，先打“滅”，再打“火”，聾人可能覺得滅了的火又著了。
很多聾人使用的是自然手語，但有些健全人學習的是漢語手語，這就會造成一些理解障礙，甚至產生誤會。手語與漢語、英語、日語等屬於並列的語言，它有自己的語法規則。
再比如模擬一個見面場景，健全人看到我覺得我外形比較滄桑，我讓他猜年齡，他猜25，我說29，他可能會說“長得不像，比較年輕”；如果是一位聾人，同樣的情況，他可能會猜是35，我說29，那麼他會說“不可能，你看起來特別老”——但這並不是不尊重，他們心裡也不存在不尊重，一切不過是因為資訊的侷限性。
健全人一路成長到現在，可以從旁聽大人、同學、同事、領導的發言中，學到很多東西，但是聾人的世界是安靜的，有些“委婉”的禮儀，是別人不會直接教授的。
比如去面試一個工作，老闆說“你回去等訊息”，後續，健全人可能自己會衡量，要不要繼續等、會不會等來訊息；但是聾人會一直等下去——因為在他心裡，這句話的意思是“你等一等等，訊息就會來”。所以很多時候，對於“話裡有話”的情形，聾人很難學會、也很難理解，因為他們更多會直接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
我們遇到過真實的案例，網上有陌生人加聾人為好友，告訴他“有急事，想借錢”，有時候，一些聾人沒搞清楚對方身份就借了。有些聾人文化水平不高，雖然網上有很多相關的資訊，但是對於他們來說，就像“天書”一樣。
有一位聾人，別人幫她辦的結婚證，她自己不知道，“被”嫁給了一位健全人。那人一直家暴她，離婚起訴的時候，因為不識字，也不知道怎麼溝通，她的援助律師告訴她，起訴過但是敗訴了。其實我們看到檔案上寫的是“撤訴”，然而她一點也不知道。後來在我們的幫助下，她才成功離了婚。
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
我的爸爸媽媽雖然只是沒讀過書的農民，但是他們的很多話讓我感覺很有智慧。我媽媽一直非常支援我的學習，為了和我溝通，她自己學會了認字。去年她病重時，我本來已經打算放棄第三次法考，但是媽媽告訴我，我要為社會而活，要去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有能力的時候多為老百姓維權——可能是以前為我維權受苦受累的影響，讓她一直很支援我成為專業的律師。
如今媽媽雖然不在了，但是我會永遠記得她的話——幫助聾人朋友，也用自己的經歷讓社會更理解聾人。
紅星新聞記者 郭懿萌 藍婧 受訪人供圖
編輯 李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