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諾沙警員在學校跪壓12歲女孩的現場監控影片截圖。（圖片來源：《紐約時報》）
美國近日再現“弗洛伊德式”的警察濫用暴力事件，這次的物件是一名只有12歲的女孩。弗洛伊德遭警察跪殺事件還沒過去兩年，類似事件竟又在校園內上演。美國警察暴力執法頑疾難治，是美國內政治理陷入多重困境的縮影。
據《紐約時報》3月20日報道，一名在校兼任安保人員的基諾沙警員在處理一場校內鬥毆事件時，將一名12歲女孩的頭部按在頭上，然後用腿跪壓在她的脖子上至少有半分鐘。
美國警察暴力執法頑疾難治，反映了美國社會治安不斷惡化的現狀。過去幾年，由於美國政府應對新冠疫情不力，美國窮人和少數族裔的生活受到嚴重衝擊，美國社會中長期存在的系統性種族歧視被暴露出來，固有矛盾不斷激化；失業率攀升和因歧視和不公導致的貧困增加，令民眾安全感缺乏，很多人、特別是亞裔等少數族裔紛紛購買槍支以求自保。城鎮研究與政策組織2021年12月21日報道，截至2021年10月，美國當年已售出了超過1500萬支槍。
這反過來進一步刺激了謀殺等惡性案件的發生。據美國“槍支暴力檔案”網站統計，2021年全美髮生“一次死傷4人以上”的大規模槍擊案達691起，共44766人死於槍支暴力，40359人在槍支暴力中受傷，均為有資料記錄以來的最高值。可以說，美國在社會治安治理上已經陷入惡性迴圈。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警方任務量迅速增加，使針對警察暴力執法的管控和治理行動更加困難；另一方面，由於警方要更經常處理涉槍案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警員更容易採取暴力乃至槍擊控制所謂的“嫌疑人”，暴力執法也就成了家常便飯。研究政策和政府合法性的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湯姆·泰勒說：“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美國警察以威脅性的方式執行任務。”
美國警察暴力執法頑疾難治，是美國社會治理失敗的一大表徵。白人至上主義、種族主義等早已深植於美國警察制度中。美國警察部門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紀初的英國殖民時期，當時美國很多地區、特別是南方各殖民地的治安隊，最重要的功能是抓捕逃亡的黑人奴隸和鎮壓奴隸起義。儘管美國在南北戰爭後廢除了奴隸制，但南方各個前蓄奴州的警察隊伍不但不尊重黑人的權利，反而成為種族主義者們用“合法”手段限制黑人權利的工具。時至今日，非洲裔等少數族裔仍是警察暴力執法的最大受害者。2020年6月美國蒙莫斯大學的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美國人認為，警察更有可能對黑人施加過度暴力；其中87%的黑人認為，自己的種族比白人更有可能遭受警察的過度暴力，與2016年的77%相比有所上升。
美國警方也早已成為司法程式中的“特權階級”。美國最高法院曾多次確認，只要沒有證據表明包括警察在內的政府官員知法犯法，故意違憲，那麼在他們履行自己職責時“無意”違法，是能免於民事訴訟的。這實際上給警察在執法中濫用暴力開了“綠燈”：英國《金融時報》援引美國鮑林格林州立大學刑事學家菲利普·斯汀森的統計稱，在2005年以來的數千起警察槍殺案中，不到140名警察被控謀殺或過失殺人，其中僅7名警察最終以謀殺定罪。《紐約時報》2020年6月在題為《美國該如何解決系統性警察暴力？》的報道中稱，儘管美國主流輿論仍傾向於將警察殺人視為孤立事件、而不是系統性問題，但實際上，美國警察濫用暴力、特別是針對非裔等少數族裔的暴力行為，恰恰是一種由“政治選擇”產生的特權行為。湯姆·泰勒哀嘆道，“甚至無法想象要解決美國的這些結構性問題該從哪開始。”
美國警察暴力執法頑疾難治，是美國社會持續撕裂的又一個明證。實際上，過去幾十年，特別是弗洛伊德案發生後，美國社會不是沒有反思警察暴力給社會生活和秩序造成的衝擊，一些地方甚至還出現了諸如“停止資助警察”“撤銷警察部門”等較為激進的做法。然而，圍繞警察系統改革的爭論很快便陷入黨派之爭。2020年6月，美國國會眾議院就通過了由民主黨人提出的警務改革法案，但參議院共和黨人一直在阻撓法案的辯論；2021年9月22日，兩黨圍繞該法案的談判宣告破裂，共和黨指責民主黨在警務撥款方面“背叛了共識”，而民主黨和拜登政府則指責共和黨“拒絕改革”。這實質上宣佈從立法層面推動警察制度改革“胎死腹中”。可以說，警察制度改革立法無果而終，正是美國黨派政治日漸只問立場、不管對錯的真實寫照，是美國社會撕裂的縮影。
從弗洛伊德到12歲少女，警察濫用暴力是美國劣跡斑斑的人權記錄上恥辱的一筆。美國如果連自身的人權頑疾都沒有勇氣和能力解決，又憑什麼對他國人權狀況指手畫腳、說三道四？（聶舒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