洩密事件讓美國“法治”基礎面臨嚴重挑戰，也令本已“二元分化”的社會加劇撕裂。
美國是個海洋法系國家，聯邦最高法院的判例裁定可引申作為一切類似案件的司法判決依據，因此其每次判決的社會關注度都極高。資料圖。圖/新華社
文 | 陶短房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調查內部檔案洩密事件，仍在持續發酵。
當地時間5月4日，美國總統拜登就藉此攻擊共和黨，稱爭議不止在於墮胎，“MAGA群體已經是美國近段歷史中最極端的政治組織”。“MAGA”是“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簡稱，是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使用的政治口號。在此前的一次演講中，拜登公開把共和黨稱為“MAGA黨”。
此次事件，源於美國《政治報》網站5月2日晚刊登了聯邦最高法院一份多數意見草稿以及相關報道。該草稿由保守派大法官塞繆爾·阿利托撰寫，認為聯邦層面確立女性墮胎權的判例站不住腳，應該被推翻。
報道旋即引發了席捲全美的政治巨浪和強烈社會“地震”。民主黨人和自由派人士密集發聲，呼籲採取行動保障女性墮胎權；共和黨人和保守派人士則大力譴責洩露行為，稱之為對聯邦最高法院獨立性的攻擊。
當地時間5月3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發表宣告說，他已下令調查該法院內部檔案洩密事件。
同一天，世界各國領導人，甚至包括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也紛紛發聲，對美國最高法院可能推翻“羅伊訴韋德案”的前景表示震驚，並警告說美國和其他地方女性的墮胎權或將面臨威脅。
但實際上，也正如拜登公開宣稱的那樣，就美國當前的國內政治語境而言，此次事件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單純的墮胎權博弈。
美國總統拜登借洩密事件攻擊共和黨，矛頭直指前任總統特朗普。資料圖。圖/新華社
墮胎權與黨派政治高度捆綁
在1973年以前，美國各州或受天主教、或受新教清教徒運動影響，對孕婦墮胎採取了嚴格的限制措施。當時全美50個州中允許墮胎合法的僅4個，另有13個州允許孕婦在“生命受到嚴重威脅前提下”墮胎。
但嚴格的墮胎限制導致了大量的社會問題，包括秘密墮胎導致各種女性後遺症甚至生命危險，以及被強暴懷孕女性不得不生下子女等。
1973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通過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羅伊訴韋德案”司法裁決，裁定美國孕婦有權在妊娠前3個月內享有“絕對墮胎權”，此後3個月內則享有“限制墮胎權”。
1992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又透過“帕倫託德訴卡西案”，裁定各州不得對在胎兒能在子宮外存活前尋求墮胎的懷孕婦女“增加不適當負擔”。這意味著美國懷孕婦女幾乎可以“無限制墮胎”。
而美國各州也相繼透過州立法方式，賦予州內婦女自由墮胎權。這也被大多數美國人和主流社會學家視作“女性權益保障的進步”和“社會變革”的典範。
但近十多年來，美國社會逐漸呈現出“二元分化”局面。一方面，少數族裔佔比的增加和女權、生態等所謂“進步派”思潮的崛起，讓支援“更自由”的人數越來越多；另一方面，將之視作“動搖國本的洪水猛獸”的白人保守主義影響力也同步增長，並以更強的凝聚力抵消了“進步派”人多勢眾的優勢。這也使得美國傳統的民主、共和兩黨博弈與之高度捆綁，從而讓問題變得更加複雜。
非傳統政治家出身、深受福音派保守白人思潮影響的特朗普上臺後，打破許多以往心照不宣的“政治遊戲潛規則”，採取了更“簡單粗暴”的方式，力圖打破“進步派”和白人保守派間的平衡。其中，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在其任內連續成功提名3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造成9名大法官出現保守派和自由派6:3的嚴重傾斜。
此次圍繞“羅伊訴韋德案”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司法裁決草案一旦透過，將賦予美國各州自行制訂本州墮胎法案的全權。
古特馬赫研究所資料稱，一旦草案透過，美國可能有至少20個州會立法限制或取消婦女自由墮胎權，影響將波及約4000萬美國育齡婦女，佔美國育齡婦女總數的58%。
與之相反，約有15個堅決抵制剝奪婦女墮胎權的州，如加州、紐約州等預計會針鋒相對地透過更寬鬆的“支援婦女自由墮胎權”地方性法規。這無疑將令美國社會的“二元對立”變本加厲。
2022年5月3日，洩密事件發生後，支援和反對墮胎權的人們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外集會。圖/新華社
民主黨想把“壞事”變成“好事”
連日來，支援婦女墮胎自由的群體在全美掀起聲勢浩大的示威抗議，其中以民主黨“進步派”、少數族裔和LGBTQ（泛指非異性戀人群）等特殊群體最為積極。
與女權主義者及普遍支援女性自由墮胎權的文藝界人士相似，民主黨“進步派”公開聲稱，“是否墮胎是孕婦不容剝奪的自由權”，是“第14修正案所賦予的憲法權利”，認為“剝奪自由墮胎權勢必導致非法墮胎激增，從而嚴重影響孕婦健康和生命”。
但其背後的深層理由則是，“進步派”乃至整個民主黨日益和少數族裔選民群體、女權主義者群體和LGBTQ等特殊利益群體日益相互接近，必須積極為這些群體代言，才能換取後者在選戰中全心全意的支援。
詭異的是，保守派大法官推翻“羅伊訴韋德判例”的理由居然是同一條憲法修正案——規定禁止國家“未經正當法律程式剝奪一個人的生命、自由及財產”的第14修正案，理由是“胚胎也是生命”。
阿利托大法官在草案中宣稱，“第14修正案生效時美國絕大多數州都不允許自由墮胎，3/4的州甚至視之為犯罪”，所以“該修正案理所當然不應保護自由墮胎”。
少數族裔支援婦女墮胎自由，是因為美國是工業化國家中唯一的非福利國家，墮胎費用需要自理。1976年“海德修正案”禁止動用聯邦資金補貼墮胎，儘管墮胎費用可能只需要幾百美元，但對於窮人或未成年女性而言同樣是一筆巨大費用——而這些人恰恰是墮胎最大群體。
有統計資料顯示，非洲裔僅佔美國人口比重13%，墮胎佔比卻高達34%，而人口占比高達60%的美國白人，墮胎佔比僅39%。
為此，有社會學家指出，少數族裔所上的學校通常教育質量不高，性教育水準也差，最容易產生墮胎需求的中學女生意外懷孕率遠高於平均水平，而她們的貧困率又比平均水平高得多，一旦“羅伊訴韋德判例”被推翻，對她們及其家庭、社群的影響無疑更嚴重。
不僅如此，可能立法支援限制自由墮胎權的州大多數是支援共和黨、主張“低福利低稅收”的“紅州”，不能墮胎對低收入的少數族裔意外懷孕者而言，將註定是雪上加霜的一件事。
LGBTQ群體則更擔心“羅伊訴韋德判例”被推翻後的“溢位效應”。因為，諸如“同性結婚”等已透過或爭取透過的“進步性法例”，其司法立足點都是“第14修正案”。而此次草案一旦透過，也將成為一個新的判例，未來在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比例維持現狀不變的態勢下，保守派極可能“再接再厲”，繼續在“進步派”的地盤上“攻城拔寨”。
對於共和黨而言，在“特朗普光環”因烏克蘭問題有所褪色的當口，如果能借推翻“羅伊訴韋德判例”凝聚核心支持者，激勵本方士氣，對年底中期選舉力爭重奪參眾兩院控制權也是一個極大幫助。
但對民主黨而言，如果此次失守，無疑再度凸顯其面對司法體系掣肘的虛弱，並令本方支援群體大失所望。正因如此，連日來，包括總統拜登在內的民主黨各派政要幾乎傾巢而出，力爭“把事炒熱”，把壞事變成“好事”。
2022年1月13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行人經過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圖/新華社
洩密事件加劇撕裂美國社會
民主黨“變壞事為好事”的策略，首先是試圖藉此推動美國社會對現行大法官體制的質疑。
畢竟，大法官組合內保守派和自由派票數的對比和美國社會實際情況反差太大，而這種極大的反差居然是在一屆總統的四年任期“湊巧”造成的。
與此同時，民主黨也希望能借此“反向提振選情”。
一些支援民主黨的名人，如好萊塢女星薩蘭登正極力倡導將“婦女自由墮胎權”作為一個新的、獨立的聯邦法律，提交參眾兩院表決透過，一旦透過，則最高法院大法官也難以再從根本上進行掣肘。
但要讓一則新的、獨立的聯邦法律草案在國會山闖關成功，民主黨就需要確保在年底的中期選舉中保住眾院優勢，並奪回參院多數席位。
連日來，與“婦女自由墮胎權”存廢同樣火爆的相關選題，則是“誰向媒體洩露了這份草案”——《紐約時報》5月3日稱“自水門事件後，美國媒體還從未有過對‘誰是曝料人’如此感興趣的時候”。
當地時間5月4日，得克薩斯州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著名保守派人士克魯茲在福克斯電視臺上大罵“某個左翼小白痴”是洩密“罪魁禍首”，並認為其“可能是最高法院12名書記員中的一個，他這樣做是希望未來民主黨提名的大法官可以保住其飯碗”。
另一些“進步派”同情者，如專欄作家希特則認為，洩密者更可能是一名保守派人士，如極端保守派法官托馬斯的妻子金妮。這樣做的目的，是促使猶豫不決的保守派大法官“堅定立場”，從而令推翻“羅伊訴韋德判例”的“大計”更加萬無一失。
但對於後一種觀點，很多人也不以為然。如《衛報》就認為，這樣做只會幫保守派倒忙。因為，此次草案起草人阿利托法官本就是保守派大法官中相對溫和的，事情鬧到如此大的動靜，他很可能迫於社會壓力收回聯署，從而令保守派“大計”功敗垂成。
正如此次獨家爆料的《政治報》所言，美國曆史上聯邦最高法院絕密草案被提前曝光的先例幾乎沒有。因此，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羅伯茨已在5月4日啟動特別調查，以追查“洩密黑手”。這令此場圍繞“墮胎權”的社會風波更加混亂。
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最高法院的調查結果如何，此次洩密事件都讓美國的“法治”基礎面臨嚴重挑戰，而圍繞於此的兩黨政治爭鬥，也必然令本已明顯“二元分化”的美國社會加劇撕裂。
撰稿/陶短房（專欄作家）
編輯/何睿
校對/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