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軍紅：日本該醒醒了，那條路走不通

日本首相菅義偉訪美行程雖因美國準備不足延期幾天，但他仍是拜登政權啟動後首位訪美的盟國領導人。自3月12日美日澳印四國首腦影片峰會以來，日本以美國為背景展開一系列外交、安全活動，尤以各種版本的“2+2”最為活躍。在拜登政府支援下，菅義偉內閣獲得中轉美國疫苗並提供給東南亞國家的機會，在沒有自產疫苗的條件下獲得參與“疫苗外交”及疫後秩序重建的機會。

新冠疫情無疑加速了國際力量結構重組，開始醞釀國際秩序聚變的可能性。日本一如既往要貼近盟主，蹭得流量參與國際秩序重建，並期待發揮主導性作用。但跟往常一樣，日本一起步就讓人感到有些步履蹣跚，搖搖晃晃。日本的國際影響力依舊受到質疑。

回顧以往的國際秩序變化過程，總能看到日本的影子，但又總讓人感到日本努力之後並沒留下什麼痕跡。日本的國際秩序影響力總不那麼如人意，以至於觀察家常有日本“出錢出力不出面”的感嘆，典型案例莫過於當年海灣戰爭時期。如今，拜登政府再次召喚盟友協調起來“共克時艱”。作為美國的一個主要盟友和忠實夥伴，也曾深度體驗過“廣場協議”的盟國協調，日本再度興奮起來，表示願意出錢出力，配合盟主“重塑”國際秩序。

過去日本總是不能很好地獲得和發揮國際影響力，原因並不在於有美國這棵大樹擋在前面抑制了它，也不是日本的國際身份不夠、經濟實力不強。

儘管日本曾經“失去30年”，但至今仍是世界經濟三強之一。從政治地位看，日本早就是聯合國成員、非常任理事國以及各種國際機構的參與者甚至主導者。就國際經濟地位看，日本是世貿組織創始成員、經合組織（OECD）加盟國，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主要出資者、權益擁有方，還是巴塞爾委員會成員乃至亞洲開發銀行事實上的主導者，可謂身份齊全，牌子響亮。同時，在區域合作框架上，日本參與CPTPP、RCEP等，並在相當一部分機制中居主導地位。日元也是僅次於美元和歐元的國際硬通貨。

那麼日本究竟“差”在哪裡了呢？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

首先，國際秩序影響力的發揮者必須“公”字當先，位高德崇。以國際社會為公，以國際秩序為大，注重國際社會的長遠利益，維護國際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及永久和平，而非凡事私利優先、只顧本國利益。國際規則制定、國際制度構建本質上就是國際權力的形成。在此過程中須摒棄過度重商主義、保護主義、民族主義和單邊主義乃至精緻的利己主義。外交固然要著眼於本國利益，但在構建國際規則、國際制度、國際秩序過程中，又不能僅定義為“對國家利益的追求”，而應包含對國際社會共同利益的維護。沒有這個精神，其國際秩序影響力就會被“小我小利”所淹沒，長此以往就會蛻變成國際影響力的“鐵鏽地帶”。

其次，國際秩序影響力的發揮者需有大歷史觀，要明白今天的國際秩序是經歷了怎樣的歷史演進而來的。21世紀的國際秩序絕不是百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秩序，不能以當年戰勝國身份參加“巴黎和會”的姿態參與新世紀的秩序構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本質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全世界的使命就是打倒並肅清“法西斯”及“軍國主義”，對此沒有清楚的大歷史認識，就不能正確認識戰後的世界、制度和秩序，自然也就沒有能力推進其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再者，國際秩序影響力的發揮者不應是霸權強權勢力的維護者、屈從者，也不應是為一己之利而充當矛盾製造者。“廣場協議”之後，美日所在的聯盟內部基本再沒形成過有效的所謂“國際協調”，根本原因在於越來越多盟國不再相信美國，盟主失信而再沒有足夠感召力來集結盟友維護甚至追求所謂共同利益。而今，一個滿腦子舊思想的堂吉訶德，想帶著舊時的武士，揮舞鏽跡斑斑的刀劍，去挑戰21世紀的“風電機組”和“數字革命”，那將是一幅多麼荒唐滑稽的畫面。

其實，疫情下日本已在很多方面落後了，這使它參與全球競爭、給世界定規建制的資本弱化，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力遠不及“廣場協議”時期。

比如，從抗疫方面來看，日本無力加入全球疫苗研發佇列，未能及時研製出日本版疫苗，在接種水平上也落後於其他主要國家。作為東京夏季奧運會的主辦方，疫苗接種卻僅處於非洲國家的水平。疫情衝擊同樣暴露了日本社會在數字化方面較之國際先進水平的落後。日本社會的數字化轉型遲滯，國家和地方網路制式不統一導致網路不夠暢通，面對資訊通訊技術（ICT）時代，卻仍陶醉於“電子強國”舊夢。日本“數字綜合競爭力”備受疫情考驗。

再如，疫情下日本政府的失業補貼制度，仍是1975年以製造業大企業的終身僱傭制員工為標準制定的。2019年日本非正式工佔比從1985年的16.4%上升到37.1%，中小服務業員工陷入困境，加劇社會分化。日本官方統計，到2030年日本國家和地方公債佔GDP比重將達208%，由此成為日本經濟最大風險。尤其令人警惕的是2020年日本新生兒出生數降至87.26萬人，歷史最低。

儘管菅義偉政府堅持經濟抗疫兩不誤，但種種體制和現實問題都成為日本經濟社會發展的掣肘因素。日本的國際影響力正在發生逆轉。在各種因素糾纏下，日本政府不思如何從內部解決問題，反而急於在外交和國際政治操作上耍手腕，這無益於其追求國際主導性大國地位，只會讓它在困境中越陷越深。（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