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美國華盛頓國家廣場插滿了白旗，哀悼死於新冠病毒的美國人。（圖片來源：《華爾街日報》）
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資料顯示，截至當地時間11月20日，美國新冠肺炎疫情累計死亡病例數已達770691人。而據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統計的2020年涉及新冠肺炎的死亡總數為385343人，這意味著，美國2021年已有385348人死於新冠肺炎，超過2020年全年的數字。隨著美國新冠確診病例數和死亡人數仍呈上升趨勢，白宮首席醫療顧問安東尼·福奇警告，由於下星期假日季即將到來，留給美國防止新冠疫情“危險激增”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對於這一情況，《華爾街日報》、《福布斯》雜誌等美國媒體分析稱，2021年新冠肺炎死亡人數超過2020年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相較於原始毒株，今年全球肆虐的德爾塔變異毒株具有更高的傳染性，即便是完成了兩劑疫苗接種的人也可能被德爾塔毒株所感染；其次，2020年的新冠疫情資料存在被低估的可能性，《華爾街日報》援引CDC國家衛生統計中心死亡率統計處處長羅伯特·安德森的話稱，“在大流行早期，我們錯過了（計算）更多病例”；最後，在美國媒體看來，2020年和2021年的疫情發展情況也不盡相同，《華爾街日報》辯稱，“比較兩個大流行年是不妥的。”
然而，不管美國媒體如何辯解，恐怕也很難向美國民眾解釋，為什麼在已經有了疫苗的情況下，美國疫情資料仍在激增，世界前列的醫學與科技強國的抗疫工作仍在不斷從“失敗”走向“失敗”？
抗疫政治化無疑是美國抗疫失敗的最根本原因。最近，拜登政府釋出的要求百人規模以上企業必須強制員工接種新冠疫苗的行政令，遭到了多個共和黨州和保守宗教團體的抵制，甚至被被路易斯安納州新奧爾良市的聯邦第五巡迴上訴法院叫停。而這不過是美國行政與司法機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在防疫問題上不斷扯皮的冰山一角。今年秋季開學季期間，圍繞著是否需要在學校、特別是中小學校強制要求教職人員和學生戴口罩，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州政府與學校管理層、乃至學區和學校之間暴發激烈爭吵，甚至出現家長圍攻學校董事會、發生暴力衝突等事件。《紐約時報》在9月的一篇報道中哀嘆：“所有這些爭論，與其說是為了孩子的利益而發生，不如說是把孩子們當作了（利益鬥爭）棋子。”過去一年多時間裡，為了謀取政治利益，兩黨政客在利用疫情上可謂是無所不用其極。從戴口罩、接種疫苗，到保持社交距離和實施強制口罩令，幾乎每一項與抗疫有關的議程都捲入了政治鬥爭的漩渦。
與此同時，抗疫“散裝格局”則令美國自始至終無法形成合力以應對新冠大流行帶來的種種挑戰。在美國聯邦體制之下，公共衛生管理的主要許可權在州及地方政府。這雖然有利於各地採取更適合本地的防疫措施，但也為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應對疫情上齟齬不斷埋下了禍根。過去一年多時間裡，美國上演過“聯邦政府‘截留’地方政府採購的物資”、“地方政府秘密包機運送醫療物資”的鬧劇；出現過相鄰兩縣因執行不同的防疫標準，一個縣的海灘人滿為患、另一個則空空蕩蕩的場景；更遭遇過檢測試劑不合格、防疫物資不足、人力緊缺等窘境。當這些一盤散沙、甚至互相拆臺的場面屢屢上演，美國還如何自詡醫療強國？
此外，過度泛化個人自由，則令美國抗疫工作在社會層面面臨重重阻礙。面對洶湧襲來的疫情，不少美國人將公共場合強制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大範圍接種疫苗等公共衛生措施視為對個人自由的“侵犯”，掀起一波波反對浪潮。以打疫苗為例，美國國內最常聽到的一種不願接種新冠疫苗的說法，就是接種疫苗是“個人選擇”，在一些州實施強制疫苗接種令的情況下，包括醫務人員等在內的不少人寧願失去工作也不願接種疫苗，一些共和黨政客也將強制疫苗令上升到憲法關於保護公民自由權的層面，並意圖藉此牟利。然而，這種“自由”的結果卻是，儘管美國是最早開始進行疫苗接種的國家之一，但直到現在，全美完成兩劑疫苗接種的人口比例仍不足60%；在許多共和黨執政的州甚至連50%都沒達到，而這些州也正是目前美國疫情的重災區。《紐約時報》9月2日刊文稱，媒體上播放“人們捍衛個人自由的豪邁宣言”，“背後卻難掩醫護人員含淚講述的辛酸和無奈。”
無論如何，超過77萬人死於新冠肺炎已經成為美國抗疫“恥辱柱”上最新的一筆。在美國政治、社會痼疾難愈，社會對立和撕裂持續加深的情況下，美國抗疫困境恐怕短時間內難以扭轉，一些美國人或許不得不忍受更多不必要的疾病甚至死亡，美國最危險的時候恐怕還未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