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旅加學者
眾所周知，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範圍肆虐，許多重要國際會議不得不改為“雲召開”，即與會者透過影片線上進行交流。
原定於6月10-12日在美國華盛頓召開的G7峰會受此影響，原本也計劃改為“雲召開”，但5月20日，也即擬定峰會開幕前3周，身為本屆峰會輪值國領導人的特朗普卻突然“吹風”，稱打算將會期推遲到9月，“仍採用面對面方式”，地點放在美國總統的休假地戴維營；這還不算，5月31日他又突發奇想，以“G7非常過時、不能代表世界正在發生的事”為由，提議在推遲舉行的峰會上邀請印度、澳大利亞、韓國、俄羅斯與會。
對此“編外國家”印度、俄羅斯等紛紛表示“願意捧場”：印度總理莫迪的辦公室6月2日即迫不及待發表宣告，稱讚特朗普的想法“具備創造性和高瞻遠矚”“G7的擴大符合新冠後世界新格局”，並在“新4國”中第一個表示“接受邀請”；6月1日在與特朗普通話後，俄羅斯總統普京辦公室稱會談具有“建設性”和“重要意義”，但相對印度人的喜出望外和迫不及待，經多見多的俄羅斯人顯得矜持一些，總統府發言人佩斯科夫稱俄“不清楚特朗普的與會邀請究竟是否算正式建議，也不清楚具體細節”。
然而G7的其他夥伴卻紛紛表現出“不買賬”、“不捧場”的態度。
德國總理默克爾5月29日明確婉拒了特朗普的“一閃念”，表明自己不贊成在今年採用“面對面方式”召開峰會；6月2日，歐盟外交事務負責人博雷爾則用更直率的話語回絕了特朗普擴大G7的意圖；此外，英國首相約翰遜、加拿大總理特魯多也相繼表示，不贊成特朗普邀請俄羅斯與會的構想。
至此，除了一直行使“沉默權”的日本，G7中另外5個成員國均對特朗普在G7峰會上的“異想天開”，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反對或抵制。
特朗普何以要在峰會召開前夕突發奇想？G7成員國間的分歧，又何以在“特朗普請客”之際凸顯？
今年是美國大選年，11月3日是既定的大選投票日，由於年初以來特朗普在內政、外交，尤其應對新冠和“弗洛伊德事件”等方面的表現引起巨大爭議，其連選連任的前景並不十分明朗。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絞盡腦汁、不惜一切攬功、諉過，試圖在任何重大話題上“捆綁選情”。將原定6月的G7峰會移到離投票日更近的9月，由線上改回“面對面”，不僅可以更直接地刺激選情，更可藉此炫耀自己“應對疫情有方”“外交方面有作為”“國際上有面子”，為11月3日的關鍵一搏，補上有力的“臨門一腳”。
至於G7擴容，則更是意味深長：作為國際舞臺上多邊主義的著名反對者、名聞遐邇的“退群專家”，特朗普所希望的G7或任何多邊平臺，無非是“美國要多佔便宜少承擔義務、且必須一直如此”的機制。鑑於近幾次峰會的倨傲姿態，在“老六位”中已引發許多不滿、牴觸，拉幾個聽話的“小弟”顯然有助於壯大聲勢。“新4國”中的印度一貫自視甚高，且一心藉助外力和中國競爭，澳大利亞則是“五眼國家”中對美國最順從、最配合的，韓國和美國雙邊關係近期齟齬不斷，“請客”送張請帖可謂“惠而不費”。至於俄羅斯，特朗普自上任以來一直飽受“通俄門”困擾，隔三差五就要找“題目”為自己正名、為“通俄門”翻案，這不過是“又一次”而已。
然而“老幾位”顯然有自己的想法。
事實上包括不怎麼發聲的日本，長期以來“老幾位”、而非美國，才是G7擴容論的最積極倡導者。但大多數G7成員國所構想的“G7擴容”，是吸納更多有代表性的新興國家，從而令這個“工業化國傢俱樂部”在世界政治、經濟舞臺具備更多代表性，能夠以比現有機制和G20、聯合國安理會等平臺更高的效率，解決國際間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而特朗普“急就章”式的“改革”，即便剔除“選舉一次性考量”，也遠不具備其他G7成員國所期待的、改革所必須達到的目標，即“讓G7在國際間具備更多代表性”，如此“改革”只能讓未來的“GX”變得更低效、更不具備代表性。“老幾位”顯然並不請願付出如此巨大代價“赴宴”，只為給特朗普助一次選。
更關鍵的是，“老幾位”、尤其G7的幾個歐洲成員國，對美國、尤其特朗普上臺以來的美國，在G7和其他諸多國際平臺上的飛揚跋扈、我行我素、予取予求、仗勢欺人，早已鬱積了諸多不滿，對特朗普故技重施，想再次以單邊手段製造既成事實，強加給其他成員國接受，早早作出“不買賬”的姿態，因此不但“多邊主義”“經濟全球化”等彼此分歧嚴重的問題繼續爭吵不休，甚至連“和俄羅斯關係”問題也是如此，明明德國、法國等歐洲國家通常在對俄問題上較美更溫和，但此次也仍然近乎眾口一詞地說了“不”，這顯然是特意說給特朗普聽的。
箇中道理一如博雷爾6月2日所言，改變G7的形式“並非G7輪值主席國的特權”。言下之意一目瞭然：G7的事得大家商量著辦，不論開會日期、地點、方式、請客物件，還是擴容或“縮編”，都不能由美國一家說了算，更不能特朗普一拍腦袋就是個新主意。說到底，G7每個成員國其實都算是G7的主人，怎麼“請客”、請誰“做客”，哪能任由特朗普想怎麼改，就怎麼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