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齡化嚴重的中國緩和醫療迫在眉睫,這究竟怎麼回事,緩和醫療，是指將死亡視為生命的自然過程，對生命期有限的人(年邁的老人和患癌的病人)，既不加速也不延緩死亡，而是用系統的方法幫助他們平穩度過這段時光。根據《人民日報》的報道，目前我國僅有146家機構開展緩和醫療，而與此相對的是，截止2014年，我國已經有2億多老年人，緩和醫療的供給和需求之間出現極大的不平衡。早在20世紀80年代，緩和醫療的概念就已經進入中國，可為什麼直到現在，它還是理念先行，而行動依然遠遠落在後面呢?
要點速讀1緩和醫療不鼓勵過度醫療。對病人及其家屬，乃至主治醫生來說，實行緩和醫療會給他們帶來生理和心理上的安寧。2緩和醫療在中國大陸發展不暢不在觀念保守，而是公立醫院缺乏利益動機。政府應該主動承擔責任。3面對老齡化日益嚴重的中國，緩和醫療的發展刻不容緩。緩和醫療不是放棄治療，也不是貴族醫療，而是不提倡過度醫療，給病人及家屬帶來生理和心理上的撫慰
雖然不是一個新鮮概念，但恐怕很多人還不知道緩和醫療的確切含義。
有人直接把它等同於放棄治療或者“安樂死”。不對。與“下猛藥”續命的治療方式不同，緩和治療是一種輕柔的方式，目的是為了減少病人的痛苦，讓他安然走完生命的最後旅程。還有人認為緩和醫療是貴族醫療，需要花費很多錢，只有貴族才能享受。這個理解也不對。其實，與普通醫院或ICU病房相比，緩和醫療所花的費用要少的多。根據北京生前預囑推廣協會副會長周大力的說法，“一個進入生命末期的病人，如果進入普通醫院或ICU病房，平均費用是一萬五，進入緩和醫療病房人均費用五千。”緩和醫療的費用只是平常醫療費用的三分之一。
緩和醫療倡導的是不要過度醫療，不要把醫療資源“浪費”在處於生命末期的病人身上。據統計，一個人一生中80%的醫療費用用在他的生命末期，而這80%的費用並沒有帶來實質性的回報。
事實上，不僅能夠節約醫療資源，緩和醫療對於病人、家屬甚至主治醫生都非常有益。想盡一切辦法為處於生命末期的病人“續命”的治療方式只會給他們帶來直接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創傷：病人渾身插滿管子，毫無尊嚴可言;家屬時刻處於不甘心放棄又不忍看到親人痛苦的煎熬之中;醫生出於救死扶傷，拼命挽救病人，最後也產生無能為力的心理壓力。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用緩和醫療對待生命期有限的病人，無論是對病人，還是對他的家屬，甚至醫生來說，都會給他們帶來生理和心理上的安寧。
公立醫院出於績效的考慮，幾乎不提供緩和醫療服務
以往有一種普遍看法認為緩和醫療在中國大陸發展不起來是因為我們思想保守——病人害怕死亡，想盡辦法續命;家屬盡孝道和義務，要求積極治療。看上去緩和醫療未能衝破傳統思想的藩籬。其實不然。
首先從病人家屬的角度來看，根據《中國醫學倫理學》2014年的一份調查，雖然高達97%的病患家屬表示沒有聽說過緩和醫療或者聽說過但不瞭解，還是有近60%的患者家屬認為對於末期患者應該對症治療，減輕疼痛，僅有28.3%的家屬選擇“採取最先進的治療手段治療”。換句話說，雖然很多患者家屬並不知道緩和醫療的概念，但是如果條件允許的話，他們願意讓自己的親人接受緩和醫療。
其次，病人這邊也一樣。北京協和老年醫學團隊此前在北京朝陽區對1000多位老人做過調查，發現有超過78%的老人希望得病後知道實情，有56%的老人希望能對自己的治療方案做決定，只有8.9%的老人願意在人生的最後階段接受創傷性搶救。
由此可見，病人和家屬在緩和治療方面有著一致的需求。有需求就應該有市場，按理說緩和醫療應該很快就發展起來，可是為什麼到現在只有區區的146家?
真正阻擋緩和醫療發展的不是舊觀念，而是公立醫院的績效問題。正如上文所提到的，緩和醫療並不是貴族醫療，它的費用相對較少，這對病人家屬來說是福音，但是對醫療機構來說未必是好事。因為緩和醫療盈利少，政府又沒有專項資金投入，公立醫院自然不願意參與進來。事實上，在此之前，很多公立醫院都設立了緩和醫療的病房和床位，但是出於死亡率、床位運轉率以及科室自負盈虧的標準考核，現在幾乎很少有哪家公立醫院願意參與緩和醫療，以往設立緩和醫療病房的醫院也很快撤銷了。這在中國醫院普遍受到費用和病床工作日標準的制度限制下很普遍。著名醫生、尊嚴死倡導者羅點點就曾經吃過一個閉門羹，她去北京的一家三甲醫院推廣生前預囑和緩和醫療，醫院院長直接明著跟他們講，“我們這要做手術，要救的還救不過來，還談緩和治療，那我的醫院怎麼經營啊，有病吧。”
政府既沒有強制規定，也沒有投入專項資金，公立醫院關上了緩和醫療的大門。
現有的146家緩和醫療機構幾乎全都設在社群衛生服務中心，不僅數量少，而且分佈很不平衡，存廢完全依賴地方政府
那麼媒體報道的146家緩和醫療機構又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它們具體分佈在哪些地區?這裡要舉上海和北京兩個例子。
根據統計，截止2015年，上海市共有80家臨終關懷機構，新增床位1280張，覆蓋全市17個區縣。上海模式的出現也是偶然，2012年一位叫秦嶺的青年教師給時任上海市市委書記俞正聲寫了一封長信，記錄患肺癌晚期的父親被醫院“趕走”，無處可去。後來在俞正聲的批覆下，上海市衛生部門開始重視臨終病人的需求，在社群醫院開設緩和醫療病房，並且全面納入醫保。
上海在社群服務中心試點的緩和醫療
與上海模式截然對立的則是北京。2006年，北京市政府出於“分級診療更加明晰”的初衷，採取“一刀切”的方式，要求所有基層社群衛生服務中心撤銷病房，最後只有積水潭的德勝社會衛生服務中心頂住壓力，保留了22張病床，後來發展成北京唯一的一家社群緩和治療的中心。而原本數量龐大的老年病、慢性病和晚期腫瘤患者的就醫之路變得更加困難，他們要麼排隊擠入這家唯一的社群緩和治療中心，要麼湧入鄰近早已不堪重負的公立醫院。
比較京滬兩地，可以明顯發現，政府的不同表現決定了緩和醫療的不同發展狀況——上海是鼓勵和支援，北京則是限制和打壓。實際上，緩和醫療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積極推動，日本是亞洲首個進行緩和治療的國家，政府把緩和醫療納入醫保後，大多數日本人選擇透過緩和醫療步入死亡。我國的港臺地區也是如此，以香港為例，政府每年會拿出500億港幣用於醫療衛生投入，每人每年平均7000元。當醫生判斷末期病人生命只有6個月時，就會啟動法律程式，病人可以提前立下“預囑”，放棄呼吸機等有創搶救，進入“安寧療護”階段，在音樂治療師、營養師、臨床心理學家等的指導下，平靜度過最後的時光。
政府也有充足的理由這麼做，一來它有義務維護公民的體面和尊嚴，尤其在面臨死亡的時候，二來從醫療資源合理配置的角度來看，政府推動緩和醫療也能節省下很可觀的醫療費用。所以，政府要做的是一方面提供行政保障，另外一方面提供資金保障，把緩和醫療的費用全面納入醫保。
從社群衛生服務中心開始緩和醫療並非不可以，有很多專家也建議在目前公立醫院進行緩和醫療能力不足、意願不強時，可以先從社群開始試點。但是從長期發展的角度來看，政府透過鼓勵和支援公立醫院開展緩和醫療很有必要，如此不僅可以滿足病人的臨終關懷需要，而且可以在全國起到示範作用。
面對越來越多的老年人和癌症患者群體，區區146家緩和醫療機構顯然不夠，除了政府支援外，還需要放開社會力量的進入
根據估算，到21世紀中葉，我國將會有4億老年人，相當於每3人中就有一個老人。另外，綜合各種醫療資料，近幾年來我國癌症每年新增病例超過300萬人，死亡病例超過200萬人，甚至有預計，到2020年，我國的癌症死亡人數將達到400萬人。這意味著，隨著老人數量的增多、癌症發病和死亡率的增加，必然帶來的是緩和醫療需求的急劇增長，目前存在的146家緩和醫療機構遠遠不能滿足實際的需求。
而從目前緩和醫療機構的發展狀況來看，即便為人稱頌的上海模式也面臨很多問題。首先，上海的臨終關懷機構在市內分佈也不均勻，這與區域的經濟發展和政府的配套政策相關。其次緩和醫療資金來源相對單一，雖然目前上海的緩和醫療得到了自然基金會和紅十字會等慈善機構的資助，但是資金依然不足，需要動員更多社會力量和社會資金的參與。
上海的臨終關懷機構分佈不均
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人才。目前我國各大醫學院並未設立緩和醫療專業，缺乏相關人員的系統培訓。除了醫護人員以外，心理輔導人員也很欠缺，在緩和醫療中，心理輔導的部分比醫療本身更重要。緩和醫療在職稱序列上也有不足，缺乏激勵醫護人員的職業驅動力，從上海的試點單位來看，很多醫護人員的精神和心理壓力較大，職業成就感較低，這也會影響緩和醫療的長期發展。
總之，想要讓緩和醫療的供給真正滿足實際需求，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可是老齡化的中國真的等得起嗎?
有人認為中國的緩和醫療建設刻不容緩，需要快馬加鞭，也有人認為中國現在醫改的問題很多，緩和醫療不是最重要的。但無論如何，目前146家緩和醫療機構還是少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