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生·戰疫版》：在生命的無常中，讓生命的過程更有意義
1 月27 日，大年初三，《中國醫生》提前登陸愛奇藝。三天後，大年初六，該片總導演張建珍又再次開工——籌備《中國醫生· 戰疫版》。
張建珍和許多在《中國醫生》中合作過的醫生都一直保持著聯絡。大年初一，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重症醫學科副主任醫師尹萬紅博士跟隨團隊馳援武漢。而大約正月初十，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院長施秉銀教授，也帶著醫療隊奔赴了前線。
從醫生們那裡瞭解到武漢當地更具體的一些情況後，張建珍愈發想要拍攝一版描述抗疫的《中國醫生》，來記錄特殊時期國家發生的大事。但尹萬紅醫生極力勸阻。擺在面前的困難一目瞭然：武漢1 月23 日封城，不在武漢的導演和攝影師甚至無法抵達現場；防疫物資匱乏，一旦保護不到位，後果難以預料；還有不確定性帶來的身體和心理上的壓力。在醫院這高速運轉的生死場中，沒人可以保證自己一定安然無恙。
於是正月十五，2 月8 號，張建珍正式開始組建團隊。
對於封城帶來的困難，製片人柳亞想辦法聯絡到了在武漢的一些攝影師加入團隊，最終形成了四位導演在武漢外、八位攝影師在疫區內的運作模式。白天的語音和影片、晚上的騰訊會議成了兩邊聯絡的重要支柱。
自己無法到達現場，卻又要肩負起指揮團隊行動的責任，張建珍對前線的攝影師們既擔憂又有些愧疚：“工作強度比較大，擔心攝影師們會因此免疫力變低，更容易感染。”團隊為他們每人置辦了三份保險，和各種或是從國外訂購、或是醫療隊提供的三級防護物資，盡力確保攝影師的安全。
也是出於安全的考量，張建珍一開始不讓攝影師們貿然進病房，只是帶著裝置進行前期調研。2 月20 日，開機第一天，攝影師們由此開啟了長達兩個月相當有規律的生活：每日早起花半個小時穿上防護服，八點準時在醫院跟著醫護人員採拍，熟悉環境，瞭解馳援武漢的人員統籌及佈局情況。十二點出醫院，攝影師們又需要花半個小時脫下防護服，到賓館進行消毒殺菌、回自己房間洗浴。一套嚴格的流程走下來，往往兩點才能吃上飯。飯後，攝影師們會啟用留在賓館的第二套裝置，繼續跟拍在賓館開會輪休的醫護人員，拿著問題初採一些醫生與護士，用以隨後從中確定重點採訪物件。晚上大約八九點，團隊要雲端會面，一起回顧白天拍攝的素材，並確定第二天的拍攝方向。為保證第二天攝影師們的拍攝狀態，每晚的會議都是儘可能高效地進行的，但往往也會到十一二點才結束。結束後，張導還會再仔細過一遍壓縮的影片小樣，細化後續拍攝，確定接下來的故事走向。
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團隊初步確定了紀錄片的架構——既在時間上有從重組到凱旋的推進，也在空間上從宏大的、各路醫療隊集結戰疫的背景，再聚焦到了醫護人員個體。張建珍希望以此以小見大，描摹處在大背景之下的、個體的命運與情感。
而也是在帶機調研中，攝影師們也逐漸在心理上適應了醫院生活。“得有這樣一個心理建設的過程，”張建珍說，“天天跟著醫生拍，就會覺得逐漸對環境也熟悉了，對人也熟悉了，也比較瞭解情況了，在心理上就更多地有了安全感。”
與子同袍
外面的“作戰部署”緊鑼密鼓，病房內也同樣爭分奪秒。與《中國醫生》不同的是，疫情為拍攝工作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無人知曉疫情什麼時候好轉，抑或鏡頭前的患者的病情走向。另一方面，即便有了前期的適應，攝影師們也只能堅持四個小時穿著防護服進病房拍攝，再多就將體力透支，甚至喘不上氣了。種種因素導致，很多場合的拍攝只有一次機會，錯過便不再。
但每個人在這半封閉環境下的緊張感，卻成為了牽連彼此的紐帶。整整兩個月的時間，醫護人員每天在醫院和賓館間兩點一線地穿行，從最初防護服穿半個小時就透不過氣，逐漸適應了一穿就是四個小時的工作模式。為避免感染的可能，醫護人員結束醫院的工作，消毒殺菌回到自己房間之後，相互之間是不允許串門的。每天，他們實際能接觸到的，只有同樣在厚重的防護服下的同事，和病床上的一個個託付著生命的患者。
同樣的，患者也不似以往有家人陪伴，每天面對的也只有這一個個“白衣天使”。加之國家支付了所有醫療費用，醫患便不再受經濟條件的干擾，從而得以更加同仇敵愾地與病魔戰鬥。就這樣潛移默化地，醫患成為了同一戰線上的夥伴，相互信任，相互鼓勵，相互依賴。
一次凌晨三點，武大人民醫院東院迎來了一位危重症患者安晶娜。援鄂的華西醫療隊醫護人員立刻給她用上了終極治療手段ECMO （體外膜肺氧合），近十位醫生從凌晨四點一直搶救到早上八點，讓安晶娜一度被壓癟的肺暫時得到了休息。華西醫院重症醫學科的康焰醫生為大家立了個小目標：要把Angela （安晶娜）治成Angelababy 。
大約一週後，安晶娜的生命體徵逐步恢復了平穩，但第八天晚上，意識模糊的她突然躁動，想要扯掉ECMO 的管子。醫生們又折騰了一個晚上，最終有驚無險。天亮後，意識恢復的安晶娜拜託醫護人員撓癢癢、喂蘋果，康焰醫生還打趣道，“你過場有點多哦。”等到第三十四天，安晶娜核酸檢測為陰性、終於能出院的時候，醫護人員的興奮與喜悅溢於言表。他們錄了小影片送給安晶娜，雖然約定好分別之際一定要開心，但背過去雙方都淚流滿面。朝夕相處三十多天，經歷過幾次命懸一線，用上了一切應對新冠肺炎危重症的治療手段，終於重新站在了陽光下。這種“共過命”的交情，一生都會刻骨銘心。
張建珍的團隊亦是如此。兩個多月的時間裡，攝影師們見證著生死場上的一次次對抗，也在曙光到來時，目送著一波又一波醫療隊自三月份開始陸陸續續返鄉。4 月7 日，武漢全面解封的前一天，最後一支醫療隊啟程離去。臨別之際，團隊跟去了機場送別，大家說著以後一定互相拜訪的話，擁抱著痛哭流涕。戰疫的辛酸苦辣、離別的依依不捨、對逝者的嘆惋和凱旋的喜悅盡含其中。再最後相視一眼，一眼萬年。
人性之光
5 月13 日，國際護士節的後一天，《中國醫生·戰疫版》登陸愛奇藝，呈現著在疫情一線的醫護人員及病患的真實故事。一貫冷靜、客觀的風格讓紀錄片熱度持續走高，上線一週，豆瓣評分直衝9.7 。
而對於開篇提及的醫護人員為什麼要請纓去前線的疑問，張建珍也找到了答案。
《中國醫生·戰疫版》開頭選用了武漢大學人民醫院呼吸內科副主任醫師餘昌平醫生的一段抖音短影片。拍攝影片時，餘昌平醫生已經確診感染新冠病毒，在醫院隔離治療。“因為我衝在最前面，因為我接觸很多病人，總是有一天會倒下的。”餘醫生笑著說。這樣的心理準備是相通的——武漢紅十字會醫院臨時ICU 的萬啟晶護士長也表示，“既然選擇了去做這個事情，就做好了自己被感染的打算。所以說，根本就沒有過多地去擔心這個。”
人在面臨全人類的災難和命運時，會被激發出一種光芒和力量。這份光芒無關獎賞，甚至不考慮自我，當千千萬萬微小的個體雖知其難而勉勵為之，便成就了一個個“自己的英雄”。
這份疫情之下的“崇高感”，在張建珍看來，也是源於人們對於生命的思考。張建珍認為，生命的不確定性是一個確定的事實，只是這次疫情讓這種“無常”凸顯了出來。而人所能做的，就是思考在生命的無常中，應該怎麼讓生命的過程更有意義。張導認為，醫護人員挺身而出，去履行自己的職責，幫助到了更多的人，這是於他們而言的意義。攝影師們表示，他們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些價值，應該為自己生活著的城市做一些什麼、不失語，拍攝《中國醫生·戰疫版》便是他們義無反顧的使命。
張導認為這樣的光芒和力量呈現得還遠遠不夠。她說，“疫情中每一個個體的命運，個人的情感，是歷久彌新的。能對這麼一個重要歷史時期發生的事情有記錄，不讓大家遺忘，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記錄下來的意義。”
文 王筠琪
編輯韓哈哈 王筠琪（實習）
資料圖片《中國醫生·戰疫版》節目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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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8月6日 錢正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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