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市委書記都說要建自由貿易港 背後有何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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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大報告提出,賦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權,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訊息一出,全國11個自貿區所在城市的多位領導先後表態,爭取建設自由貿易港。

這些市委書記都說要建自由貿易港 背後有何深意?

  圖片出自:上海自貿試驗區官網

  實際上,中央提出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後,股市率先作出反應,上海自貿區概念股掀起漲停潮。

  為何自由貿易港會受到如此多的追捧?中國自貿試驗區報道梳理了百年來全球多個自由貿易港在發展歷程中對當地城市經濟的影響,看看自由貿易港區的建設對一個城市來說意味著什麼?建設自由貿易港需要哪些條件和時機?

  躍躍欲試

  十九大報告之後,“自由貿易港”成了新上榜的熱門詞彙。僅10月19日,一天之內,多位市委書記,對此表態。

  上海市委書記韓正表示,

  關於自由貿易港,我們就是按照中央部署,做好方案,現在只是在籌劃階段,最終方案必須經過中央批准後實施。

  廣州市委書記任學鋒表示,

  在新的起點上,以改革創新精神探索建設南沙自由貿易港,推進南沙開發建設取得新的突破,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深度合作示範區。

  廈門市委書記裴金佳表示,

  下一步,廈門將從四方面探索打造自由貿易試驗區升級版,爭取建設自由貿易港。

  實際上,希望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的不僅僅只有沿海城市,內陸自貿區也不甘落後。

  西安市委書記王永康表示,

  “自由貿易港是自貿試驗區的升級版,也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助推器,這將為內陸地區開發開放帶來新機遇,也是破解中西部區域發展不平衡的方式之一。”

  瀘州市委書記蔣輔義表示,

  “瀘州是四川自貿試驗區的重要區域,我們要發揮港口優勢,爭取建設自由貿易港。”

  另據自貿君瞭解,早在今年2月,舟山市第七次黨代會上,舟山市委書記俞東來談到舟山今後五年工作的具體目標時,用兩句話作了概括:

  一是建設舟山自由貿易港區,二是建設海上花園城市。

  今年4月,天津市副市長、天津自貿區管委會主任閻慶民也曾提到,

  在建設天津自貿試驗區升級版的戰略研究中,包括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區、發展離岸金融、發展離岸貿易和轉口貿易等一系列試驗任務。

  高地效應

  自由貿易港建設一經提出,立刻就受到了國內沿海和內陸多地的響應。原因之一,就是與自由貿易區相比,自由貿易港內可能擁有更大的自主改革權,能夠給完善城市、地區功能,經濟發展帶來促進作用。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表示:

  “自由貿易港的特殊政策優勢決定,它成為要素疊加區域,能夠實現資源的雙向匹配。比如,土地資源和人力資源由我們自己提供,而貨物、離岸金融服務等方面則會有外方參與。國內要素和國外要素透過一、二線關的差距在自由貿易港中混合、疊加。”

  貨物的流轉帶來了資本、人力和技術等要素的流轉和疊加,這一點在巴拿馬科隆自由貿易區的發展程序中得到了佐證。作為世界航運中轉樞紐,科隆港貨物流轉量巨大,因而該港將轉口貿易定為主要功能,吸引各國貨物在科隆自由貿易區集散。貨物在科隆自由貿易區大進大出帶動了資金在自由貿易區的大量流動,吸引了40多家外資銀行及分支機構在此落戶。

  當談到上海籌劃自由貿易港建設將會帶來的效果時,白明認為,

  作為資源配置的高地和平臺,自由貿易港將在原有自由貿易試驗區基礎上,進一步提升地區功能定位、帶動周邊的經濟發展、為其他地區的開放起到示範作用。

  循序漸進

  不過,對於目前包括內陸在內的多地自貿區,都希望爭取建設自由貿易港的情況,華中科技大學教授、自貿區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陳波認為,自由貿易港的建設需要循序漸進,由沿海地區先試先行,這一概念對於內陸自貿區來說,還顯得太超前

  “目前我們自由港的對標目標非常明確。自由港,基本上都是海港,對標的是香港和新加坡兩個地方。上海自由貿易港的專案還沒有落地,更別說其他地方了。

  想要在開放上對標國際最高標準,首先這個地方要達到或者接近國際一流標準,那麼現在能達到或者接近一流標準的地方肯定都在我國沿海。

  主要也就是上海和深圳,其他地方雖然有非常好的願景,但是從它的經濟結構基礎和對外開放水平上來看,想要對標到國際先進或一流的開放水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更別說要對標國際最高開放標準。”

  陳波建議,內陸自貿區現在應該嚴格按照已經申請到的自貿區總體方案,來落實各項改革任務,真正建立起外向型的、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夯實自己的開放體制建設、夯實產業和對外開放基礎,等到時機成熟了之後,也能找到自己的對外開放目標。

  陳波說,

  “內陸建設自由貿易港雖然現在看起來還有點超前,但是我們可以把它作為一個遠期目標,等到腳下的路踩實以後,再把它放到日程上也不遲。”

  他山之石

  縱觀全球各大自由港實踐的成功案例,不難發現它們大多集中於沿海、沿江地區。中國香港、新加坡、迪拜港、巴拿馬科隆港等自由港的崛起,無不是依託自身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不斷完善貿易便利化舉措,營造寬鬆、自由的貿易發展環境。

  事實上,為了促進貿易的便利化,新加坡政府早在1989年就率先推出了貿易管理電子平臺貿易網,將海關、稅務、安全等35個政府機構連線在一個網路上,企業只需要提供一份電子檔案,最快10秒鐘就可以辦齊與進出口貿易相關的所有申報和稽核手續。

  作為擁有上百年自由港發展歷史的香港,自由港的範圍涵蓋了整個城市,真正做到了“香港即自由港,自由港即香港”。為了充分促進貿易自由化,香港製定了十分寬鬆的進出口政策。除酒類、菸草等特殊規定的商品之外,對於一般進出口貨物均無需繳付任何關稅;除管制類商品之外,一般貨物也不受進口配額或其他進口證所限。在這樣寬鬆的政策下,從1980年起,隨著珠江三角區經濟的騰飛以及香港在金融、物流、服務貿易等產業結構上的調整和最佳化,香港轉口貨值近三十年保持了較快的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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