嗑著瓜子，看著熱鬧，沒有比這更心曠神怡的事情了。即使是道德上最完美無瑕的人，也不得不承認，有時候我們需要透過一些不那麼光彩照人的渠道來找點樂子，尋求一些安慰。沒有幾個人會不樂於聽見成功人士突然破產、美女明星承認整容、拋棄自己的前任被現任劈腿等訊息。儘管這聽上去卑鄙又陰險，有幸災樂禍之嫌，但愛看“熱鬧”屬於人之常情——當然，處於“熱鬧”之中的當事人心情就不那麼好過了。
清華大學心理學系主任彭凱平在某種程度上認同這種傾向性。“人類對有些事情，比如性、八卦，比對國際爭端等嚴肅話題的興趣更大。這和人的原始慾望有關係，它們會讓人產生興奮感，產生多種引發愉悅體驗的神經化學激素。這種看‘熱鬧’不僅帶來心理滿足，也帶來生理滿足。”
2013年6月，一輛麵包車，一輛小貨車、一輛電瓶車被淹在鐵路涵洞中 圖/郭廣宇/CFP
不論貧富，都會吃瓜
在彭凱平看來，“吃瓜群眾”不是什麼值得追捧的詞。它代表的無非是“無責任、無判斷、無擔當”的三無心態。“看熱鬧和他個人沒有利益衝突，這正好可以滿足吃瓜群眾的訴求，比如填補空虛的內心、消磨時間，給自己找點事情幹。”
乍一聽，吃瓜群眾簡直有點不可救藥，但產生圍觀訴求是合情合理的，“看熱鬧”屬於人類心理防禦機制的一種，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人們在遭受困難與挫折時，做一個吃瓜群眾看看熱鬧，能夠減輕或免除精神壓力，讓人恢復心理平衡。簡單來講就是，當我們生活不如意、活得不如別人的時候，就會透過這種方式來保護自己。
“典型的心理防禦機制就包括酸葡萄心理，”彭凱平說道，“人們通常會說，你看那些名人和成功人士，他們其實活得沒那麼好，只是看上去好而已，誰還沒有煩心事，等等，聊以自慰。因為人是需要自我平衡的，我們需要把自己想得很好、受人尊重，而實現這一心理需求就需要藉助社會比較、社會關係來滿足自我認識。我們之所以關注別人，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關注自己。透過別人的樣子，能更好地瞭解和安慰自己。”
畫家馬精虎作品《圍觀》(2013—2014)
這種現象在心理學中被稱為“映象效應”。“人們會把他人當作鏡子，如果別人過得很好，在某種程度上就會顯得自己過得不好，這就讓我們不開心。人們會傾向於忽略這件事情，這就是另一種防禦機制——否認;而如果別人過得不好，我們就越發想去關注他，甚至關心他，因為這從另一角度反映出我們過得很好，至少沒有遇上太大的災難或羞辱，這對我們的自尊心也是一種補償。”
王寶強事件之所以鬧得沸沸揚揚，是因為它戳到了人們的痛點。一個明星在一夜之間一無所有，被劈腿、被斂財，情節跌宕起伏猶如狗血連續劇，這讓人在為他心痛之餘，也會產生一種莫名的自我療愈感。人們會想，“雖然我沒那麼多錢，也沒人認識我，但畢竟我老婆還睡在枕邊，我的錢還乖乖地待在卡里”，很多人頭一次對自己本來並不如意的人生產生了認同和滿足感。
“心理的弱勢群體是吃瓜群眾的主要組成部分”，彭凱平指出，在很大程度上，吃瓜群眾不分社會階層和經濟實力，他們需要透過不斷地比較、觀察別人的生活來獲取對自己人生的認可。
范冰冰參加馬拉松活動，圍觀群眾擠得水洩不通
吃瓜群眾有一種危險的道德優越感
彭凱平認為吃瓜群眾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危險性，這種危險性來自圍觀者對被圍觀的人所產生的“莫名其妙的道德優越感”。
“當人們相信自己的道德比他人高尚時，便會做出不道德的事情，並且會自動認為這麼做合情合理、天經地義。歷史上發生過的大規模殘殺就是道德優越感的體現。猶太人被迫害，正是因為德國人認為自己在道德上比猶太人高尚許多，所以滅掉這些人是應該的;侵華戰爭時，日本人認為中國人很骯髒、很懶，同樣會產生道德優越感;‘文革’時，自詡為工農子弟的孩子對出身不好的人實施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力行為，打他們、殺他們、滅他們，都是源於對自己的階級所產生的天然的道德優越感。”
這就是“道德執照效應”(morallicensing)，日常生活中，一個人做了好事之後再讓他做一點不道德的事情，他就會心安理得了。就像一個想減肥的人，在認真鍛鍊一整天之後，就不會為晚上吃了一個冰激凌而感到無比懊悔，畢竟他已經鍛鍊了一天了。
1993年9月12日，瀋陽，看熱鬧的人群 圖/CFP
中國人似乎是全世界最愛看熱鬧的民族之一，不論從心理距離還是物理距離，我們希望和別人離得越近越好，對各種事情摻和得越多越好，在這種無邊無際的紛紛擾擾之中，人們不可思議地獲得了自我認知，儘管這種自我認識幾乎完全來自和他人的比較，以及他人對自己的評價，但最終還是達成了某種微妙的心理平衡。
“中國的集體主義文化，讓我們沒有太多的個人和社會、他人的距離感。我們喜歡和別人的生活連在一起，喜歡關心別人的事情，這和中國的農耕文化有關，也和我們的教育、文化傳統密切相關，”彭凱平說，“哪怕出趟國我們都說要代表中國，而不是代表自己。”
此外，彭凱平認為中國人有泛道德主義的傾向。“我們願意把很多事情用道德來判斷，包括對人性的基本規律以及社會的自然規律，我們都想賦予道德判斷、道德意識。”
而這些特質疊加，就顯得國人尤其愛管閒事、愛八卦，不注重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在工業化比較早的國家，人們更早意識到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每個人都有隱私。”
2013年，武漢國際車展，車模露點任人拍，引發大批觀眾圍觀
吃瓜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方式
不可否認，吃瓜群眾的存在仍然具有合理性。對於每一個看熱鬧的人而言，潛意識裡仍然對社會事件持關注態度，並且認為社會是需要公平和正義的，這對於個人自尊的實現以及心理平衡有很大裨益，所以在滿足個人心理健康上是有積極意義的。
但彭凱平認為，從社會角度而言，圍觀的負面作用大於其正面作用。“圍觀有時會破壞距離感、規則感和法律感，會造成對他人的傷害、對社會正義的傷害、對隱私的侵犯，甚至出現大規模的集體迫害行為。”
而另一種圍觀，諸如微博、朋友圈對突發事件的快速反應，大量轉發所帶來的輿論壓力和社會關注度，在某種意義上也的確推動了社會進步。對此，彭凱平的態度頗為謹慎。“這是不爭的事實，當人們面對社會突發事件時，尤其是我們能夠迅速對事件做出價值判斷時，大規模的集體行動的確會產生較大的作用，但反過來這也是個悲劇——那麼多社會事件為什麼需要老百姓的圍觀、靠草根群眾的振臂一呼才能獲得關注?”
2011年，浙江舟山一男子欲跳樓輕生，眾人圍觀，一名乞討為生的殘障人士在樓下大聲勸導
彭凱平認為，在一個正常的、理性的社會，群眾圍觀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方式。從長遠角度講，這根本算不上什麼好事情，也算不上進步。
“這反而說明我們其他的訴求渠道不暢通，”彭凱平說，“我們竟然需要靠媒體上的群眾起鬨來解決問題，這是個悲劇，是不應該出現的現象，這樣的事情越少越好。中國需要建立真正的媒體監督機制、真正的民主溝通交流制度，圍觀絕不是長久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