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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美國明尼阿波利斯市黑人男子喬治·弗羅伊德被白人警察暴力執法至死，在美國幾十個城市引發了大規模的抗議示威，多地發生騷亂和暴力衝突。這一事件揭示了美國社會的痼疾，點燃了美國民眾中壓抑已久的不滿和憤怒。
種族歧視是美國社會的痼疾，非洲裔美國人在教育程度、醫療服務、從事的工作、生活水平等等方面都與白人有著明顯的差距。特朗普執政以來，不僅不設法縮小和消弭不同族群之間的差異，反而執行粗暴的政策，如修築美墨邊境牆、在疫情期間遣返非法移民而沒有任何防疫保護措施，使不同族裔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張。警察暴力執法也是美國的一個頑症，近年來屢次發生黑人因此喪命的事例。美國社會確實存在著“系統性的非正義”。
特朗普政府對事件處理不當。特朗普不僅沒有為死者伸張正義，而是一味對抗議者進行威脅，聲稱“開始搶掠，就會開槍”，威脅要“出動最惡的狗和最可怕的武器對付”，不但要各州出動了國民警衛隊，而且軍隊也隨時候命，這當然只能更加激怒抗議者。它讓人很自然地聯想到從去年以來香港的“修例風波”。在 “修例”引發的騷亂中，暴徒們在國外敵對勢力的支援下，採取了種種破壞行為，導致交通癱瘓，多家商鋪被毀，持不同意見的普通民眾慘遭攻擊，一些高等學府變成了實行恐怖襲擊的基地。香港警察以最大的剋制執法，截至今年2月，有500多名警員在執勤時受到暴徒傷害。面對這種情景，美國一些政客卻一味支援香港暴力示威者，將黑暴美化為“和平示威者”，一再對香港特區政府和警方進行指責，誣衊警察“濫用暴力”。
兩相對照，美國一些政客的雙重標準不是很清楚了嗎？我們奉勸特朗普政府，還是費點力氣認真把自己的國家治理好要緊，少搞一些“長臂管轄”之類吧。
（本期執筆：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陶文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