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 黃一帆】
當地時間20日，日本前高階外交官、日本綜合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所理事長田中均在媒體發表了兩篇文章，其中一篇在刊載於日本鑽石網的文章題為《岸田需要對中國的“混合戰略”，一邊倒追隨美國有損國益》，另一篇刊載於《每日新聞》，題為《日本無法走出“外交內政化”》。
田中均指出，日本外交政策面臨一個大問題，那就是“外交內政化”，當下，日本外交最重要的是與鄰國的關係，而與中國的外交更是需要“混合戰略”，不能一邊倒地跟隨美國。
《岸田需要對中國的“混合戰略”，一邊倒追隨美國有損國益》 鑽石網截圖
《日本無法走出“外交內政化”》 每日新聞截圖
田中均，生於1947年，牛津大學碩士，1969年進入日本外務省，歷任北美事務局審議官、日本駐舊金山總領事、經濟事務局局長和亞太局局長，2002年被任命為負責政治事務的外務省審議官，2005年8月退休，其中2002年小泉政府期間，他促成了日本首相對朝鮮的訪問。2005年9月，他被任命為日本國際交流中心的高階研究員，2010年10月被任命為日本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所理事長。 此外，他還著有《看不見的戰爭》、《日本外交的挑戰》和《專業人士的談判力》。
田中均（資料圖） 圖自日媒
田中均認為，隨著自民黨在參議院贏得選舉，岸田政府所面臨的最大的外部挑戰將是如何在中美之間保持平衡。
日美當然是擁有共同價值觀的盟友，如果沒有美日安保框架，日本將無法應對東亞的威脅，面對中國的迅速崛起而導致的中美衝突加劇，與美國的緊密合作並針對中國一直是日本的既定方針。
與此同時，在日本國民反華情緒日益高漲的情況下，俄烏衝突的爆發進一步提高了公眾的安全意識，如果這種趨勢延續下去，日本的外交政策很可能會一邊倒地偏向美國，持續實行“對中牽制”。
田中均表示，問題是，這對日本的國家利益有好處嗎？
“外交內政化”
田中均認為，對今天的日本來說，開闢未來最重要的就是鄰國關係。尤其是中韓兩國在貿易和遊客方面都佔據主導地位，對外貿易總額方面，2020年，中國佔23.9%，遠多於美國的14.7%，韓國也佔6%位居第三；遊客人數方面，2007年，中國佔30%，韓國佔18%，加起來接近一半。
而近來日本與兩國的關係逐漸惡化，是因為日本外交的一個巨大的問題，即“外交內政化”。“外交內政化”導致日本難以從國家利益出發，對他國進行客觀評估，也就難以制定更好的外交戰略。
如今，官僚機構受政治影響的程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大，官員的任命高度政治化，評價標準最重要的指標變成了對政治家的忠誠。
而政治家是選舉產生的，因此擁有外交決策權的總理官邸最關心的就是公眾的看法，本來，民主制度的決策過程應該是執政者向公眾解釋政策以獲取支援，可過去的十年裡，日本政治卻變成了圍繞“受歡迎”口號的選舉遊戲。結果是股市上漲，出口因日元疲軟而繁榮，工資卻停滯不前，勞動生產率停滯不前，出生率下降，老齡化加劇。
所謂的“專制VS民主”，只是美國的被動防禦
至於美國的影響力和對美關係，田中均認為，迄今為止，世界秩序得以維持的基本前提是美國強大的影響力，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處於世界的中心。
然而，由於其自身的民主制度出現巨大的裂痕，美國已經不再是民主原則的表率。美國仍然是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但它沒能解決極端的收入不平等問題，因此美國模式也已不再是最佳模式。
況且，美國自身也對二戰以來透過其影響力來運作的國際組織失去了興趣，無論是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是WTO、OECD。美國依然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卻似乎不再願意充當世界警察。
其原因固然一部分是中國和其它國家的崛起正在使世界變得多極化，但更重要的是，美國國內日益分裂，失去了以“強大的美國”作為支撐的國家凝聚力。導致分裂因素很多，種族問題、分配不公問題、保守主義抬頭等等，都是。
自新世紀以來，從布什的對外戰爭，到奧巴馬的迴歸國內，再到特朗普的美國優先，美國的外交立場也發生了變化。2001開始在中東進行的戰爭可能是消耗美國國力的起點，自那以後，美國就逐漸減少了作為世界領袖的對外承諾，迴歸“孤立主義”。
如今拜登所謂的“專制VS民主”乍一聽還不錯，但似乎也只是深挖塹壕的被動防禦。
無法想象，美國能在不久的將來克服國內的分裂，重新成為世界的領導者。也許一個新的美國總統將帶來希望，但共和黨現在很多人支援特朗普，民主黨對拜登的支援率也在40%以下，2024年大選恐怕還是看不到新面孔，很可能仍是拜登和特朗普，而根據選舉的結果，美國社會可能變得更加分裂和混亂，甚至出現暴力事件。
美國今後可能進一步轉向內部，接近兩位數的通脹率和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將對美國造成巨大的壓力。
日本必須採取“混合戰略”
如何平衡對美對華關係，田中均表示，中美兩國的對外立場將根據其國內政治和經濟形勢的變化而變化，很難就未來中美關係的走向作出預測。
然而，就目前而言，美國將著眼於如何在2024年大選前解決通脹和經濟問題，而中國則會專注於恢復經濟增長的速度。因此，中美兩國可能都不希望衝突升級，以避免經濟受到影響。
對日本來說，首先，儘管美國已經不再是過去那個強大又可靠的世界領袖，但在安保方面，日本加強與美國同盟的基本政策沒有改變的餘地。因此，日本必須採取“混合戰略”，一方面在安保上同美國合作遏制中國，另一方面在經濟上與中國接觸，建立貿易和投資關係。
在可見的未來，遏制中國的體系將會加強，美國可能會以AUKUS（美、英、澳）以及其他雙邊安保條約（美日、美澳、美韓等）為基礎，互相聯動，在東北亞加強美日韓同盟，為QUAD（美日印澳）和東盟增加戰略色彩。
日本必須強化自己在安保方面的角色，明確自己將與美國一道發揮遏制作用，這就意味著日本要加強軍事安保能力，當然這需要同美國通氣，得到美國政策的許可。想要繼續依賴美國壓倒性的軍事力量，日本就必須像歐洲國家一樣，不僅僅是跟隨美國，還要成為美國的助力。
經濟方面，美國未來可能會在科技領域甚至更廣泛的領域限制與中國的經濟交流，但在通脹高企和經濟可能衰退的當下，美國在多大程度上願意與中國經濟脫鉤，猶未可知。如果民主黨在中期選舉中遭遇重大失利，則可能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措施。
但日本卻大為不同，30年前，美國是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而今天，中國才是，中日貿易已經是美日貿易的1.6倍之多。中國市場對日本經濟的增長至關重要，因為日本經濟的前景很大程度上都取決於外部需求，中國無疑是最大的市場。
日本應該考慮透過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和CPTPP（亞太經濟夥伴關係）將中國納入進既有規則之中。
俄烏衝突使得安保問題成為焦點，而日本公眾反華情緒也愈發嚴重，此時要制定一個安保和經濟截然不同的“對華混合戰略”並不容易，但這卻是保證日本國家利益的必要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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