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光明日報】；
拜登政府上臺後，美國再次舉起所謂人權外交的旗幟，多次聲稱“人權將回歸美國中東政策的核心地位”，對中東國家的人權狀況表現出比上屆政府更多的關切。對此，中東國家輿論反應冷淡，多有質疑與批評。
美國在中東的人權外交受此冷遇毫不意外。探究中東人權狀況惡化的根源，美國難辭其咎。美國就是一些中東國家人權狀況惡化的罪魁禍首，伊拉克等國的人道災難系美國一手造成。對於巴勒斯坦、葉門等國的人道主義危機，美國則助紂為虐，扮演了幫兇角色。從動機看，在美國中東戰略收縮的大背景下，美國重推以人權、民主化為抓手的價值觀外交，並非出於對中東人權狀況的真實關切，而是把人權作為維持對中東控制力的手段，將人權問題政治化、工具化，服務一己私利。同時，近年來美國國內種族主義沉渣泛起，人權狀況不斷惡化，自稱“人權旗手”的美國已喪失了公信力，其人權“衛道士”和“教師爺”的身份廣受質疑。美國人權捍衛者的遮羞布被扯下，其人權踐踏者的本來面目已暴露無遺。
人權慘狀的製造者
觀察美國的中東人權外交，不能被其自由、民主、賦權等花言巧語迷惑，而要看它在中東的所作所為。“9·11”事件後，美國推出大中東民主計劃，提出要用自由、民主、人權等西方價值觀改造中東，消除滋生恐怖主義的土壤。且不說美國的中東戰略找錯了癥結、開錯了藥方，即便在方法論層面也充滿悖論。美國所謂的大中東民主改造計劃以發動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兩場大規模戰爭揭幕，使這兩國生靈塗炭，淪為人間煉獄。近20年的戰火已奪去近5萬名阿富汗平民和近7萬名阿富汗士兵的生命，還迫使270萬阿富汗人逃亡海外，400萬阿富汗人流離失所，而阿富汗總人口也不過3600萬。在阿富汗局勢依舊動盪、政府立足未穩之時，美國為卸包袱，不負責任地倉皇撤軍，必將釀成更深重的人道主義災難。
美國憑藉子虛烏有的藉口，繞過聯合國發動對伊拉克的戰爭，將伊拉克淪為世界人權重災區，至今百姓仍難享基本安全。截至2011年美國撤軍，已有超過10萬名伊拉克平民喪生，280萬人流亡海外，200萬人流離失所。這場以反恐名義發動的戰爭，最終使伊拉克成為全世界最不安全的國家之一，淪為暴力極端主義的新淵藪，自殺式爆炸此起彼伏，極端組織“伊斯蘭國”一度控制伊拉克大片領土，戰爭和暴恐襲擊導致大量平民傷亡。伊拉克戰爭期間，美軍犯下的人權罪行更是罄竹難書。美軍士兵在阿布格萊布“黑獄”瘋狂虐囚的大量照片流出，美國在伊拉克推廣民主、人權的人設徹底崩塌。
美國發動全球反恐戰爭，與之相伴的是肆意踐踏人權。美國在關塔那摩設立監獄，不顧國際社會強烈反對，違反司法程式長期拘押大批人員，其中包括許多與恐怖主義無關的平民。美國不顧基本人權，在全球範圍跟蹤、監視、監聽穆斯林，甚至頒佈針對整個穆斯林群體的“禁穆令”，剝奪他們的旅行自由。在反恐行動中，錯殺、誤抓更比比皆是，令許多無辜者蒙冤，甚至喪命。
美國對伊朗等中東國家實施“極限施壓”的嚴厲制裁，甚至食品、藥品等必需品都不能被豁免，拯救生命的抗疫物資和疫苗都在禁運之列。美國指責這些國家侵犯人權，殊不知其實施的制裁導致範圍更大、程度更嚴重的人權災難。
人權“雙標”暴露偽善
美國選擇性對待中東人權問題，對人權標準合則用、不合則棄，對敵手的人權問題拿著放大鏡看，極盡苛責甚至無中生有。對於盟友的人權問題則選擇性失明，甚至明火執仗地為其撐腰。美國在中東人權問題上的“雙標”嘴臉，充分暴露其人權外交的虛偽性。
美國長期在巴以衝突中偏袒以色列，縱容其侵害巴勒斯坦人民基本人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加沙地帶實施全面封鎖和制裁，使其淪為世界最大的“露天監獄”，人權狀況極其悲慘。在數次加沙衝突中，數千名巴勒斯坦人傷亡，數萬人流離失所。在最近的巴以衝突中，又有230多名巴勒斯坦人喪生，上千人受傷。在美國百般阻撓下，聯合國安理會甚至未能就此次衝突發表任何宣告。以色列違反國際法，修建定居點，兼併巴勒斯坦土地，眾多巴勒斯坦人因此失去世居家園和土地。美國一貫袒護以色列非法定居行為，曾30多次在安理會否決譴責以方修建定居點的決議，特朗普政府更是公開宣佈定居點合法。
葉門戰爭已持續6年有餘，釀成當今世界最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已有20多萬人死於戰爭。在葉門2700多萬人口中，2400萬人依賴人道援助勉強維持生存，1600多萬人面臨嚴重饑荒威脅，半數以上的嬰幼兒營養不良。美國對葉門人道危機坐視不管，繼續向有關國家出售武器，成為葉門人道危機的共謀者。
人權是美國稱霸中東的工具
美國中東人權外交不得人心的重要原因是中東人權狀況從不是其真正關切，它只不過是服務其中東戰略的一張牌而已。在保護人權的美麗謊言下，人權被政治化、工具化。美國中東人權外交呈非線性發展，與不同黨派政府的中東政策密切相關，並不隨人權狀況變化而調整，也未基於一以貫之的人權標準。隨著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幹涉逐漸退場，人權外交便適時登場，企圖在直接控制力下降時，念起人權“緊箍咒”，用價值觀外交維持影響力。即使同一屆政府，對待相似的中東人權問題採取的政策也可能不同甚至相反，充分說明美國人權外交的工具性。因此，美國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改善中東人權狀況，美國關心的只是維護自身的利益。
美國中東人權外交的另一誤區是漠視人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從未將發展作為解決人權問題的出路。中東國家長期在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排名中居於末位，許多國家尚未解決溫飽問題。中東人權問題的根源在於發展滯後，解決中東人權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美國對中東發展漠不關心，對其發展援助逐年下降，承諾的援助也往往口惠而實不至，幾十年來幾乎沒搞過像樣的基礎設施和民生專案。如此人權外交，對中東國家的民生福祉毫無裨益，無異於緣木求魚。
美國中東人權外交基於一個危險的邏輯，即將自己視為“民主燈塔”“人權高地”，中東則是“未開化”的“人權窪地”，需要美國去啟蒙、教化。這種充滿道德優越感、居高臨下的姿態，暗含對其他文明的偏見與歧視，必然遭到有關國家反感和抗拒。同時，它無視人權發展的歷史性。人權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密切相關，超越歷史階段孤立地看待人權，自然得不出符合實際的正解。
近代以來，中東多災多難，民生塗炭，人權狀況自不待言，美國對此難辭其咎。連番碰壁之後，美國重提中東人權外交，目的在於用人權作工具，維持在中東的霸權地位。然而，美國劣跡斑斑的中東人權記錄，對待中東人權問題的雙重標準，充分顯示其中東人權外交的偽善，決定了美國的這次嘗試與以往的人權外交一樣，難逃失敗的下場。
（作者：丁隆，繫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